翻开清初地方志，会发现一个特殊现象：顺治年间全国新增“万人冢”地名多达几十处。当我们细查《清实录》中轻描淡写的“平定”“戡乱”记录，比对各地族谱里集中出现的“八世祖失考”记载，一组骇人数据浮现——仅1648至1653年间，正史未载的屠城惨案就达二十次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灾难”虽然不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惨烈，但总遇难人数加起来仍远超“扬州十日”。

以江西为例，清代《南昌府志》明确记载本地户籍数从万历四十年（1612）的41万户锐减至顺治八年（1651）的13万户，这种断崖式下降恰与金声桓反正的时间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军屠城往往采用特殊计时单位，如湘潭之屠精确到“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广州之屠延续“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五日”，这种精确到日的屠杀记录，在历代战乱中都属罕见。

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清初为何不惜违背“民意”也要制造大屠杀呢？这背后反映了满清入关时，统治阶级怎样的心理？

（1）

让我们先来看看几个不怎么“有名”的具体案例。

南昌围城血案（1648-1649）

顺治五年正月，江西总兵金声桓因不满封赏反清。清廷急派谭泰率满蒙汉联军南下，七月完成合围。围城期间，守军五次突围均告失败。据《临江府志》记载，当年十月粮价暴涨六十倍，出现“易子而食”惨剧。逃难百姓在章江门外遭清军截杀，尸体堵塞河道达三日。



顺治六年正月十九破城时，清军实施报复性屠杀。《江变纪略》明确记录：二十万居民仅存四万，赣江浮尸需用铁网拦截。地方档案显示，南昌县在1651年黄册人口比战前减少八成。

湘潭七日屠城（1649）

济尔哈朗部正月二十一日突袭湘潭，守将何腾蛟未组织有效抵抗。清军入城后执行“五日屠城令”，实际屠杀延续七日。现存《汪氏宗谱》记载，其先祖在屠城后第十日返城，目睹西门粮仓区域积尸高达屋檐，仅西禅寺内存活僧人12名。

湘潭县1650年上报的“绝户田亩”达七万四千亩，约占全县耕地40%。府志记载当地科举考试中断十二年，直至1661年才恢复县学。

广州围城惨剧（1650）

尚可喜部采用长期围困战术，在城北白云山设铸炮工场。现存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显示，荷兰技师协助清军铸造32磅红夷炮17门。十一月城破时，清军重点屠戮商业区，六百余家商铺全毁。

《广东巡抚衙门档案》存有1651年赈灾记录，广州府接收各县流民骤增九万户。真修和尚在乌龙冈掩埋的遗骸坑，于1953年修建铁路时被发现，经测算，尸骨层最后的地方已超过一米。

除了上述比较有代表性的“屠城”，清军还有许多大小各异的“清剿”行动。譬如，1649年大同屠城后，清军实施“五日追剿”，在周边五州二十县展开报复。据汾州府1651年黄册记载，全府男丁数从明末11万锐减至3.7万。潮州屠城导致韩江流域出现大规模迁海现象，沿海三十里成无人区。

刑部存档的顺治六年题本显示，当年山西、江西两地秋粮实收不足定额三成。这印证屠杀造成的农业崩溃。这种系统性屠杀持续至康熙初年，直至1673年平凉之战后，清廷才明令禁止屠城。



（2）

简单来讲，清初持续大规模屠杀的背后，其实存在四点原因。

首先是军事制度缺陷。八旗军沿袭“出兵自备”传统，顺治六年兵部档案显示，南下部队人均仅配发半个月口粮。这种后勤体系迫使军队依赖劫掠维持运转，南昌屠城期间清军劫得粮食23万石，恰与其三个月消耗量吻合。

其次是财政体系崩溃。清廷入关初期岁入不足明末三成，1649年户部档案记载，当年军费开支占比将近八成。将领为快速获取资源，往往采取“破城取资”模式，广州屠城后清军运走丝绸价值白银47万两，相当于当年江南三省丝织税总和。

第三，文化认知差异加剧暴力。满族“族寨”制度强调集体连坐，这种管理方式移植到汉地后，演变为对整城居民的防范性屠杀。1651年刑部存档的潭州知府奏折显示，地方官将“民有菜色”直接等同于“谋反征兆”。

最后是信息管控需要。清廷刻意模糊屠杀规模，现存顺治朝题本中，涉及屠城的奏折均使用“除逆”、“靖难”等模糊表述。这种信息管制导致基层官员将暴力手段常态化，形成“遇抗即屠”的恶性循环。

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封建时代，历朝历代建国之初或多或少都有屠城记录。为何总是拿清朝说事？

其实，分析这等事并不是为了将故纸堆里的故事重提，而是旨在厘清这些悲剧所出现的原因，避免在今后的日子中重现。

清初的屠城，和以往不同的是，系统性屠杀是被满洲亲贵游牧思维与统治焦虑交织所催生的。他们一方面需要甚至依赖汉人的粮食、钱财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惧怕反抗的火种会成燎原。所以，清初才会制造惨案，以绝对的暴力压制所谓的“遗民”。

康熙大定之后，用兵天山，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内部矛盾。但他仍旧对所谓“汉地”不放心，一方面号召大家学习汉人的文化，另一边又在防止满洲亲贵“汉化”。甚至到了乾隆年间，满族人仍有统治性焦虑，所以即便没了“屠城”，仍旧有大规模“文字狱”，甚至还被虚无缥缈的“叫魂”案弄得天下震动。



（3）

清初屠城的后遗症持续百年。南昌县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才恢复明末人口规模，地方志记载“旧城街巷多存虚名，屋舍十不存一”。1708年，巡抚郎廷极奏折明确请示“前朝遗事可否言及”，老年康熙仍只用朱批回复“知道了”三字。

在地方上，清初的治理也深受影响，广州府1712年推行保甲制时，仍有七成村落拒绝登记壮丁信息。法国传教士傅圣泽1715年在信中记录：“珠江三角洲农民见旗人仍会绕道，这种恐惧已渗入骨髓。”

历史记忆在清末开始复苏。

1887年湘潭修城垣发现万人坑，出土崇祯通宝与顺治通宝混杂的尸骨层，当地士绅私刻《髑髅碑》遭官府查禁。宣统元年（1909）编修《南海县志》时，编纂者特意收录真修和尚埋尸记录，却在刊印前被抽毁。

2001年南昌施工现场也发现章江门遗址，出土兵器与民用器物交错层，碳十四检测显示集中于1648-1650年间。2016年广州大学城墓葬群发掘中，清理出数具呈捆绑状的崇祯年间铜钱陪葬者遗骸，为屠城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血写的史册却不会风化。清初那些被刻意淡化的屠城惨案，不仅是权力更迭的残酷注脚，更是统治焦虑催生的制度性暴力。从赣江浮尸到珠江遗骸，从户籍锐减到科举中断，累累血债背后是文明与野蛮的深刻博弈。



或许，当暴力成为统治工具，留下的不仅是十室九空的城池，更是代际相传的精神创伤。

以史为鉴，不在掀开旧伤，而在警醒今人——真正的长治久安，从不是铁蹄踏出的血路，而是民心筑就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