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胡适到底是不是汉奸? | 二湘空间
正本清源:胡适到底是不是汉奸?
文/海北尬生
这篇文章是对3月14日十一维文章对湖南师范大学官方微博的网络围殴,让我有种巨大的荒谬感的补充。详细的来由请直接看上一篇文章。说实话,这也是一篇憋了很久的文章:我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早想为胡适正个名,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所以我们单刀直入:他是不是汉奸?
答:不是。
胡适在抗战前期的确把事情看得很悲观,像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也认为中国在打一场必输无疑的仗。毕竟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到淞沪抗战前,李顿调查团之类的全都站在日本人一边,谁能看到德国袭击波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的租借法案、两颗原子弹?要是真有人能看到这,我觉得这甚至都不是政治家,这真是活神仙。
虽然如此,胡适也从来没有说过投降。他的确发表过一些言论,呼吁民众冷静、客观看待国联和政府签订的停战协议,但也仅此而已。所谓“我情愿亡国”,其实是断章取义的结果:当时,董时进发表一篇文章说“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胡适看了以后气不过,撰文反驳,曰:
“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他觉得战争不可避免,中国虽然没有胜算,但也需要面对——他写了不少文章,批评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不交涉,以及对日秘密外交;他认为日本人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中国,如那篇引起争议的《日本人该醒醒了》,鲁迅曾经为其中的一句话“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生气过、撰文反驳过,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此文分明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话,后来鲁迅也承认自己说错了话。
最核心的则是这样的认识:“在最近期间,日本独占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却“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为我们翻身的机会”(1935年致王世杰的信中)。所以胡适的意见就是我们先暂时低头,把“最近期间”熬过去,熬到那“不很远的将来”。至于这个不很远究竟是多远,胡适一开始给的是50年,但到了写信给王世杰的时候,已经被压缩到了十年——1935年后的十年。这是多么精准的判断。
低头该如何低头呢?这个胡适并没有详细说,他关注的核心首先在于停战停火。有些人说他所要做的是承认伪满洲国,这一点存疑,因为胡适的全文是“只有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承认满洲国:“日本只有在达到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考虑承认伪满独立:日本在中国完全撤军;日本在大陆地区的治外法权及租借等一切特权全部废除。日本重返国际联盟。中日之间缔结和平条约,且需苏联担保。中日之间建立经济上的提携。”在此之后,还加上了“满洲可以公投表决复归中华民国”的条件——实际上,1944年,山穷水尽的日本向中国提出的缪斌工作“最大让步案”也无非只有前两条。因此,胡适的那些话根本没有可能被日本人承认,这一点胡适不会不知道。所以这些话打个比方就是:甲和乙求婚,乙说“等我死了以后吧”,请问这话该被理解成乙在拒绝甲,还是该理解成乙在和甲商量配冥婚的事?说白了,他只是在礼貌的拒绝日本人的要求而已,只是这个礼貌,有些人看不穿,有些人看穿了却不容。
无论如何,胡适在此时已经有了一个抗战的准备,也真正形成了“苦撑待变”的思想。他说要不顾一切谋得十年喘息的机会,但也说了,如果这个努力失败,就要“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胡适甚至还考虑了“一切苦痛与毁灭”究竟具体指什么:第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第二,整个华北的失陷,“以致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第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损坏。”事实证明,这些预判都极度精准。但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中日必有一战”,主张仍然要积极面对。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胡适真正的言辞。问题来了:我们就算是不能说这是一个主战派的言论,我们能说这些是汉奸言论吗?汉奸会说“投降,然后积蓄50年的力量,“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吗?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低调俱乐部。这个问题也会展开说一说。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低调俱乐部究竟是什么?胡适究竟在里面干了什么?
我们先看梅思平在战后做的供词:“(1937年7月)28日北平事变发生,已知收拾之不易,及“八一三”事起,余以寓居近明故宫飞机场,因周佛海家有防空壕,遂移居周家。时陶希圣亦从庐山返京,不得返平,亦滞留周处。二三日后,顾墨三(顾祝同)、熊天翼(熊式辉)、朱一民(朱绍良)、李师广(李名扬)、罗君强诸君偕来同住,均以有防空壕也。时高宗武住颐和路,胡适之住留英同学会,皆日相往来,每每十数人相聚,闲谈时事,顾、熊、朱诸君皆高级将领,不便多发言,余等文人一致主张早日了结为好…”
同时,周佛海的供词是:“梅思平、陶希圣住在我家里,高宗武也常来。那个时候胡适之也偶然来,他听见我们发表和平的意见,说笑话道:外面的调子都是很高,你们的调子都很低,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低调俱乐部”。
罗君强表示,当时,除了胡适之外,陈立夫也是经常来,甚至连刚出狱的陈独秀都“来过几次”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无非是指在周佛海家里躲空袭的那一群人。他们没有任何统一的政治见解,也没有任何预先的商量,就是来躲空袭。来的人很多,除了后面真正当了汉奸的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周佛海、陶希圣,也有顾祝同,熊式辉,李明阳,朱绍良,陈立夫,陈独秀这些无辜人士。
低调俱乐部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共识。到了后面,熊式辉有一次直接把周佛海叫到富贵山大本营的一个地下室,说“西南地区某要人”说他是反战集团的首领,以后要小心,少说话云云。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就是去躲空袭的,空袭解除就完事了。
那么,胡适是极少数人吗?
答案藏在梅思平的判决书里。对这些汉奸的审判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丁默邨的判决就被驳回了一次,理由是他除了汉奸罪行之外,同时还有杀人行为,这两个罪名不应该被合并在一起。梅思平的判决书里就说到,当时在低调俱乐部里组织和谈的,只有“高宗武、陶希胜、周佛海、梅思平”四人——甚至连罗君强都没有,尽管他后来的确落水当了汉奸。这是决定性的证据,但偏偏这个史料非常少见,如果有兴趣,可以买一本《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找一下。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恰恰是在低调俱乐部的这段时间里,胡适彻底完成了向主战派的转变。淞沪会战给了胡适极大的鼓舞。1938年9月8日,他准备赴美国大使任,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过来给他送行,胡适却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1948年,回忆这段对话,胡适又补充说:“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当然,真正的历史学家也早都知道这些事。今天介绍汪伪政府,最权威的著作,就是复旦大学余子道先生的《汪伪政权全史》。因为余先生的存在,复旦大学至今都是研究这些伪政府的最核心的地方。他是这样写胡适他们这些人的:顾祝同等人“走上抗战战场”,陈布雷始终“坚持在抗战阵营里”,胡适“不久出任驻美大使,以‘苦撑待变’鼓励国人坚持到底”,真正的汉奸,只是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他也认为胡适这些人只不过是感到悲观和缺乏信心而已,但都还是能坚持民族大义的。所以,余先生他们也不认为胡适真的就是汉奸。只是可惜我们今天再看这段历史,很多人不是靠余先生他们的书,而是靠B站上的某些视频。
最重要的是,胡适对于抗战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巨大贡献。这就是余先生所谓“出任驻美大使”了。
在驻美大使任上,胡适最核心的任务是负责助美贷款的筹集和发放。这项工作其实很难。且不提美国当时处于中立状态,向交战国输送物资有重重限制,美国民众本身就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战争,李顿调查团给的那种“中日都有错,原因很复杂”的论调其实是西方人的普遍观点。所以胡适既要做通美国政府的工作,更关键的也是要做通美国民众的工作。这绝非易事,他的上任王正廷先生也是外交老手,筹款竟在很长时间里颗粒无收。
对于民众,胡适的做法就是演说。9月26日,他刚到旧金山,草草吃完午饭后就开始了第一场演说,29日、30日又是各有一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2月4日,他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时身体不适,竟导致心脏病发作,差点交代在讲台上。胡适自己说过:“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的确如此忙:不完全统计,他一共演讲400多次,讲题全都是关于抗战的。这样卖力的结果就是,到了珍珠港偷袭之前,美国民众已经普遍认为中日战争就是日本的侵略战了。
当然胡适做工作的最核心还是政府高层。首先是借款,赴美后不久,他便亲自签下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此后,又与陈光甫先生一起签下了一笔一笔的贷款。最终截止他离任,胡适总共筹来了6.7亿美元,其中有五亿美元是无需偿还的。如果按照40年时一法币对5.3美分的汇率来计算,胡适筹来的款项相当于120多亿法币,而1940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是15.89亿法币,支出是52.88亿法币。考虑到当时至少70%的支出是抗战军费,我们大致就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结论:胡适几乎凭一己之力为他任大使的四年平了抗战军费的账。
政治工作也没耽误。日本人也很重视他,一度派出号称“说话机器”的王牌外交官松冈洋右当他的对手,宣战之前胡适的对手级别也不低:正大使野村吉三郎是海军大将,副手来栖三郎是日本加入三国公约时的全权特使。相比之下,胡适就是个半路出家的学者。但是,最终取得罗斯福、赫尔等人信赖的,恰恰是他而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日本人。
胡适借助日本人轰炸美国财产之类的事件,不断地给罗斯福“洗脑”,不单让他建立起来了正确的抗日战争观念,也让他采取措施对日本日益严厉的措施:冻结资产、物资禁运,而这些东西,对于深陷中国战场拔不出来的日本人是致命的。对珍珠港事件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日本发动这场突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日美关系已经看不到希望,日美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胡适的作用不言而喻。国民政府也认为这一局面实属胡适之功,而美国方面态度则颇有意思:亲日“反战”人士查理•毕尔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当”
当然,胡适也不是没有面临过诱惑。一笔一笔的款项,他从来没有“雁过拔毛”。不少知名学府请他出任教授,或者请他讲学术,他也都没有同意。那些说他演讲是为了自己的言论都是一些纯粹出于个人利益和恩怨的牢骚,实际上看一看他当时的讲题就知道他都在讲什么:《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中国能赢吗?》《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日本对中国的歼灭战》…
所以这就是胡适对抗战的贡献。我要问:就算之前那些汉奸指控都成立,跟这个比如何?想当年,高宗武和陶希胜参加了汪伪的所有组织活动,最终只是因为反戈一击、公布了日汪密约,就不单不被当做汉奸,反而还当做英雄看待了。请问该如何看待胡适呢?有些人是经不起查合订本的,比如胡某进,但偏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查合订本:功过一起看,所有的变化放在一起看,这个人究竟如何?
当然,想必有些人只看到标题就要点进来,也不看正文,就要在底下来两句骂街的话。让他们说吧,他们当然可以说,但我也要说。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历史,却喜欢谈历史、假装自己懂历史,自以为自己在网上看两段短视频就能得到比余先生大部头著作都靠谱的结论。其实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全面打倒过胡适,但理由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不是汉奸罪名——当时陈璧君之类的当事人都还活着,一问便知。这种人我建议我们一笑置之。
但另外一种人,恐怕就不能一笑置之: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明明自己心里信着另外一套东西,却要来借助这些无中生有的东西煽动民粹的。胡适问题就说明他们的威力有多大。对于毛星火这些人,请允许我改编一篇著名的《天安门诗抄》文章来回复他们:
读先生三月十四日微博,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二、闭嘴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原作,海北尬生改编
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究竟是反对胡适这个已经尸骨久寒的死人,还是要反对他信仰、宣传的那些万古不朽的价值观,写出来,大张旗鼓的讲嘛!到那时,我们都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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