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写也过一篇类似的，讲的是我在单位搞制度的故事。我的故事当然还有发展，但这次先不说我了，说说我老婆她们单位的故事。这两篇的结论是一样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制度化是让单位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但如何出制度，靠讲道理、讨人开心，是没用的——只能靠血与泪。
和在单位搞用户代表大会的我不同，我老婆更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员工，处理案件，记件儿工。她们小组有一个经理、一个组长，和六七个我老婆这样的员工，几乎都是女同志。由于她有正牌大学学历，所以一招进来就是高级员工，这在她们单位很难得，一般都是从基层熬上来的。
问题的核心是组长的权利太大了，自己处理案件的能力不足，对待有能力的人态度又不太好。比如，一直以来，组长有权力在员工毫不知情时，把本该属于低级员工的困难案件塞给高级员工。再比如，组长要求每个人每月完成若干份案件，但比上头要求的多点儿，因为总会有资深员工被调去帮经理做些别的，案件做不完，那其他人就多做些。

（组长概念图，出自蜡笔小新-美伢打工记）

组长的这种安排，我猜八成会有读者感同身受，甚至觉得很正常。是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案子也很难预测。组长从中周旋、留些人情味，做些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在一个能力有限的组里太常见了。毕竟，一碗水端平这种事几乎不存在，能者就多劳吧。
可是，在她们这代人之中，这种“大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就不好使了。这种让年轻才俊照顾老幼病残的制度，她们有怨言。组长不担心，员工中的老幼病残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会保她，后面还有工会。老经理学历高，打小就是华人家庭里那个照顾弟弟妹妹的大姐，手段不够强硬，只能宠着组长，私下和员工们诉苦。但这不解决问题，被逼走的年轻才俊一个又一个。最后老经理在把我老婆招进来后，自己提前退休了。
新经理比较年轻，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个建制派。新经理上任后，老婆已经两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在我的支持下，她和新经理反映了。新经理把唯一一个低级员工转化成了高级员工，分担了老婆的一些案子。再后来，老婆告诉经理，自从老经理走后，现在已经不需要资深员工去做别的了，于是新经理又让每个人的案件数量下降了，唯一一个资深员工没办法偷懒了。
这两个人的奶酪被动了后，组长罩着人的制度一点点土崩瓦解了。组长持续甩脸色给她们几个维权成功的姐们儿看，用别的办法恶心她们，老婆回家就哭。在昨天新经理组织的团建活动后，老婆被几个也被组长欺负的姐们儿邀去通了个气儿。今天，老婆不愿再忍下去了，在我的支持下，去和经理告状了，之后要找人事部走流程了。当然，之所以老婆能下决心，是因为我对她的支持是——“两个月内你搞不定组长，你必须辞职”。
故事讲到这儿，其实很多冠冕堂皇的道理，我们上学时都学过了。我这次想说的是：在一个单位里，有能者和无能者的利益一定会冲突，是非对错是根据时代在变化的，很难把握。传统文化里老讲究“忍”、“和谐”、“吃亏是福”，但那都是在穷苦环境下，人为了有口饭吃而有的价值观。现在我们日子好过了，她们这些女同志要么有老公，要么是政府资助的单亲妈妈。那种“熬日子”的事儿，她们是不会做了。站在对方的角度，所有人都是“大家长”式过时制度的受害者，与其在一起精神内耗，不如拼个胜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