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系列最后一篇，我们老阎来压个轴。
说到中国最赫赫有名最睿智的老者，一级上将阎锡山绝对算得上一位。他曾做过两次省长，并曾是蒋的死对头。（铁锅弹幕：我觉得这两次省长，应该指的是武昌起义后他做过山西都督以及民国时代做山西省长的两次经历）
现在，他和别的老伙伴们都定居台湾。
在他的各类头衔之外，他还是一位军阀(war lord) —— 现在在世的“军阀”可不多见了。
西方人对“war lord”这个词用得不太严谨。比如，蒋介石以前也被称作war lord，但从没有人称呼他为“军阀”。一个“军阀”必须有一支只听命并效忠于他的军队，他负责给他们派发军饷。此外，他还是个割据一方的独裁者。从前，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有这样的军阀称霸一方，他们直接掌管自己省份的政、经、军等，藐视中央政府，直到蒋北伐并获胜，将他们一一征服，才陆续解散了他们自己的部队或将他们编入中央军。
这些军阀对自己省份事物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然而，大家一致认为阎锡山他们中的佼佼者。
他从1911年开始，就以家长式作风统治山西。他在位的那些年，山西是中国最富裕、最繁荣、最和平的省份之一。他们物产丰富，不仅仅有农田，还有工厂、棉花行、煤矿等等，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阎锡山还兴办社会福利，虽然他的一些做法有些有悖常理，但却不能否认结果都是可喜的。
阎将军比委员长大四岁。
他们相识于1928年。
为了统一中国，为将各方割据势力归入国民政府旗下，蒋开始了北伐。
一开始，他们并不喜欢对方。直到1937年日军进攻山西，直到共产党起义并威胁到了整个国家，各个派系间才有了真正的合作。那时候，国共双方在山西的影响力可谓是势均力敌，阎锡山选择支持哪一方，就显得至关重要。
和蒋的立场不同，阎和共产党的关系还算可以，他相信他们的承诺，而且他们大力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痛恨他们使他失去了他魂牵梦萦的山西老家的一切。要不是逼不得已，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山西。如今，他把他在台湾的山上的寓所尽可能布置得和他当年在山西的宅子一模一样。
到达阎将军寓所的山路崎岖陡峭，路况很差，坑坑洼洼的路中央铺满了碎石子。我乘坐的吉普车就是在这样的路面上颠簸行进，时不时被迸起的石子碰得叮当作响，一不小心还会陷入路边的大坑里。
沿途，悬崖上人工挖出的的硫磺穴处处可见，延伸到路边的竹子的枝丫轻轻拂在吉普车身上。
终于，在车子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座紧挨着深陷峡谷的山脉后，一条坦途出现了；此时，我离山顶也不远了。阎将军的宅子就坐落在快到山顶的地方，依傍着一座有弧度的石墙。
房前的土地往西一直延伸至远处的山谷，还有一条石径，足有几百级台阶。拾级而下，便可到达山谷下的一座小小的村庄。
在村庄和山顶之间，还有一个专门为将军提供蔬菜和肉类的农场。
我站在山顶上，可以俯视到农场里的一些情形 —— 一些小猪仔和忙碌进出农舍搬运东西的人们。还有一座岩石的斜坡上有一片竹林，远远望去，就像铺了一层柔软的绿毛毯。

阎将军的家是一座木制的日式建筑。这些日子，台风来扫荡过几次，将宅子狠狠地摇晃了几下。阎将军却并不担心，因为他在悬崖下不远处有一个安全舒适的防风地窖（弹幕：这是不是指老阎带着人仿着老家的窑洞建造的“种能洞”？希望有专家来解释一下）。当台风猛烈来袭的时候，他就带着一家子迅速转移到地窖里，直到一切恢复平静。
在地窖里无聊了，他们就阅读砌在墙上的石刻来消磨时光。这些石刻都是阎自己凿的，内容也是他自己写的，比如有关山西的窑洞以及台湾人不采用这样的居住方式的原因。阎很喜欢写作，他总是把他的想法及时地记录下来，有时写在纸上，有时刻在石头上。
我造访他的这一天，风和日丽。
我到的时候，将军正坐在可以俯瞰山谷的窗边一面静静地阅读，一面轻轻地摇着扇子。
领着我去见他的是他年轻的女秘书，她看起来有些不那么放松。我问她，将军是否参加了委员长近期的会议，她看来有些郁闷。
“他没法参加，” 她说，“他的专车坏了。而且他现在也不怎么去台北，这很遗憾。这里也不通电话。好在他被照顾得很好，不需要出去。和同龄人比起来，他的身体也不错，看起来像五十几岁的人（阎这时已经七十出头）。”
我们带着敬意看向将军，他点头表示赞同秘书的话，还告诉我他身体确实不错。他穿着一身中式长袍马褂，这是一种容易让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打扮，但穿在体魄强健的阎的身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眉毛又粗又黑，mobile face（不知道这是啥意思），鼻梁高高隆起。
“平日里，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和我的朋友们讨论世界局势，”他告诉我，“每天都有人来看我，和我聊天，往往一聊就聊上几个小时。他们一般都不会在晚间或是上午来，这些时候我就用来写作。”
“有时，他能一口气写到凌晨一两点。” 他的秘书在一旁补充，“他睡得不多。”
将军说他写了不少小册子。他吩咐一位男下人去内室取出一些来。这时候，他的脸上现出一种因忘我于自己热衷的事业才会有的奕奕神采，就像他的秘书一样。将军给我看了一些小册子，其中的一些居然是英文的。有一份蓝色封面的写着“如何阻止战争并建立世界团结的基础”，另一份黄色封面的写着“迫近的世界危机”。
“我还有很多作品正在印刷。”阎告诉我。
我们的对话停顿了一小会儿，我阅读了阎在某一本册子上写的几句话：
“我读过很多的书，还有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我把学过的东西梳理了一下，总结出三个必须反对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
一，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二，共产主义政权都是虚伪不可信的。
三，共产主义政权是残酷无情的。”
我把这些小册子放在一边，问道：“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你们这些在台湾的党国元老是不是一直都知道共产党想要什么？”
“当然不是。” 他笑了，“他们耍了我很多次。”
他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他告诉我，他和共产党打了十七年的仗，牺牲了五万多的同志。当红军著名的长征进行到了山西境内，国民党还在往山西追捕他们的时候，红军本来是想在山西安营扎寨的，因为这里土地肥沃，他们可以在此开启美好的生活。但是他（阎）把他们赶跑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后去了山西隔壁的陕西省避难，并住在延安的窑洞里。
“阎将军，红军在延安的那些年，苏俄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给他们提供援助？” 我问。
阎摇摇头：“红军那时候还没成什么大气候，所以俄国人并没有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国民党，所以给他们任何军事或物质上的援助都是浪费。”
“但是斯大林那时候不是出于友谊而帮助了他们吗？” 
将军礼貌地笑了笑，为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惋惜。他跟我解释了一下，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是没有友谊的，毛也从来没有期待过能够和苏俄建立友谊。
“但是，二战之后，共产党和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毛利用他那时候的影响力成功说服了苏联给他军事上的援助。但是你必须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共产党从没有停止欺骗世人，他们永远都不会停止。”正在扇扇子的阎加大了扇风的力度。
窗外的太阳开始逐渐西沉，我也起身道别，我手里捧着满满的小册子，走向门口。阎将军和他的秘书起身送我。
“我们仍须继续战斗，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和平的假象所蒙蔽。” 他告诉我。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门口，我给他鞠了一躬，然后拾级而下，走向载我来的那辆吉普车。悬崖的花岗岩上正闪动着落日的余晖。我转过身，朝门边那个穿着长袍的身影挥一挥手。
“别忘了我说的话——他们是骗子！”他最后朝我大声叮嘱。

咱也是上过时代杂志封面的人物（上）

晚年的阎老头（上），不知桌上为何放了一张陈纳德的照片

馒头配青菜的晚年生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