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悲痛，更多的是内疚。有些感情，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减弱或消失，可是内疚却不会，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加深，我时时在责备着自己: 为什么没有早点强迫母亲住进医院？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回到母亲身边？为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母亲流泪，哪怕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受到冲击并不大，后来不知道是不是走资派不够用，父亲也被揪了出来，那些部队院校的造反派押着父亲跨省游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白专道路、反动学术权威、资本家的残渣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革命分子等等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贴的铺天盖地。
听母亲说过，每次运动，父亲都逃脱不了被整的命运，文革是特别凶猛的一次。开始父亲接受不了这些罪名，发高烧到41℃，曾经想要自绝，母亲寸步不离地看守，才没有白白丢掉性命。最初父亲只是受批斗，随着造反派情绪的升级，批斗愈演愈烈，抄家封门，父亲也没逃脱受皮肉之苦。好在母亲是个普通医生，算是群众，不在批斗范围。那时母亲已患有肾病、冠心病等疾病，便也顾不了那么多，说身体不好需要治病，请了长假，陪着父亲四处游走挨斗。
父亲在衡阳关押期间，全家住在一个白天都需要开灯的小屋子里，我们姐妹三人晚上挤在一个单人床上，睡觉时我只能缩在角落，没有枕头。昏暗的小屋是木头地板，底下是空的，老鼠成群，有天晚上大姐的手还被老鼠咬了一口，又红又肿。当时父亲的薪金停发，母亲的还在发，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母亲能拿着一把剪刀，把猪肉剪块放入杯中，煮熟后分给我们吃。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奇怪，那张不足1米宽的小床，我们姐妹三人是怎么睡下的？虽然是小孩，但是可能睡觉时连身都翻不了。前年我去欧洲旅游，那张单人床我一个人睡，这么大个人了，翻身还掉到了地上。几年前我问大姐还记不记得那间小屋，她说她完全不记得了。
在父亲带着高帽子挨斗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也从未怀疑过父亲是坏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懂事，可能更主要是我们和母亲的观点一致。
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外面玩，看见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水龙头旁洗脸，我躲在一边，捡了一块小泥巴扔了过去，没想到正好打在他的脸上，满脸泥巴开花。我一看闯了祸，叫上弟弟快撤，可是弟弟笨手笨脚的暴露了目标，又跑得太慢被捉住了。我冲回去救他，和造反派打成一团，有几个保皇派也闻风而来。小孩子自然是打不过大人，也许是造反派看我们太小，也许是保皇派掩护了一下，我和弟弟冲出了包围圈。我的手臂被打得淤青了一大块，回家后马上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带着我到上级去反映情况，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怎么连小孩子都打。虽然父亲被批斗回来后从不对我们说什么，但我看到了父亲叠起来的高帽和脸上挨打的痕迹，要不然也不会发生我扔泥巴的事。
文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父亲后来也平了反，但是那些铺天盖地批判父亲的大字报，父亲挨斗时戴的高帽子，父亲每天都要写检查、向造反派汇报的大本子，......至今我仍然记忆深刻。不知道母亲那瘦小的身躯，当时是怎样承受了那些压力？如果没有母亲的坚韧，我们一家人会有怎么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