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意识结构研究》

作者：倪梁康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4.8-1938.4.27）是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对人类思想史的基本贡献，那么可以说，他是20世纪现象学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以及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引领者。

这里所说的“现象学”，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意识现象学”即关于意识体验的学说。意识体验的最普遍的本质是意向性，意识体验的意向性也可以被理解为意识体验的构造能动性：每个意向活动都指向并构造一个意向相关项，而反过来，每个意向相关项都可以回溯到一个构造了它的意向活动上。万事万物在我们意识中显现出来的方式，也就意味着大千世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被主观精神构造起来的方式。因而我们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和了解，首先要通过我们对它的构造活动的反思来完成。这也是胡塞尔为什么会说“存在消融在意识中”或“真正的客观性是在主观性中”的原因和理由。

胡塞尔曾在心理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家中的访客簿上写道：“接受在现象中的现实可直观到的东西，如其自身给予的那样，诚实地描述它，而不是转释它。”这是胡塞尔对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

自胡塞尔1900年发表《逻辑研究》以来，现象学自始创至今已一百二十五年。“面对实事本身”的治学态度、本质直观的方法原则以及“工作哲学”的操作方法赋予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以一种特殊的气质。以后的一大批研究者们之所以会如痴如醉地继续献身于它，主要是受这种研究风格和思维方式的吸引。它也被看作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度，即：不断地从头开始，追问最原本的问题，尝试最直接地回答。胡塞尔的确可以说是一个类似于柏拉图、笛卡尔、康德或尼采的哲学史人物。在此意义上，“现象学”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二十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或思潮的称号，由胡塞尔首创，而后扩展至以德法哲学为代表的欧陆哲学，进而再遍及整个世界哲学领域，而是应当在留意作为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的同时也关注“现象学”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含义：作为思维方式的现象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如今已成为历史经典。但由于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也因为他所给出的意识现象学的研究结果极为丰富，所以当代人仍然在不断地向他的思想回溯，一再地尝试从中获得新的启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二卷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所偏重的对意识体验、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尤其是对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的细致分析，首先为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大陆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和萨特的想象力现象学奠定了基础，甚至各种文学艺术学派以及建筑学、伦理、法律，甚至经济学的学派都可以从中获益。而他在《逻辑研究》第一卷、《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经验与判断》等著作中对符号行为和含义理论和判断理论的独特理解和特别关注，又为英美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成为这个派别的长期对话伙伴；尤其是分析哲学中心智哲学的研究方向，更是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分析并行不悖。

凡此种种，使得胡塞尔能够带着他的现象学在20世纪的两大哲学流派之间从容踱步。他不会像尼采或海德格尔等人那样被语言分析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当作非科学的、非学术的东西不予理睬，也不会像弗雷格或卡尔纳普等人那样被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和作家们看作是非文学的、非生命的东西束之高阁。

胡塞尔的历史地位当然还远不止于此。他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时间意识分析堪称哲学中最抽象的和最形而上学的课题研究，并不逊于海德格尔的时间分析，而且此后也成为德里达进出现象学的门径。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中的思想史考察则与人类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自身宿命的反思息息相关，可属形而下的工作领域，他在其中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比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更有力地影响着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并成为当代哲人如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成份。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对他人（他人感知）的意向分析，则把他的意识现象学带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舒茨、莱维纳斯、古尔维奇等人都从中获益匪浅……。胡塞尔的思想和影响具有如此的“多样性”，在这里根本无法一一枚举。我们只能说，胡塞尔身前发表的每一部著作，都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他长期的研究中始终以笔思维，以速记稿的方式几乎记下了他毕生所思，因此他去世后留下了四万页的速记手稿。出于对当时纳粹统治者的担心，这些手稿随后被人秘密带至比利时鲁汶隐藏起来，二次大战后才由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文库陆续编辑整理，作为考证版《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于1950年出版了第一卷，现已刊行四十四卷。而另包含十卷本《胡塞尔书信集》以及《胡塞尔年谱》等文献在内的《胡塞尔全集－文献编》（Husserliana-Dokumente）至此也已出版十多卷。此外，胡塞尔的另外一些讲稿和手稿还被收到《胡塞尔全集－资料编》（Husserliana-Materialien）中，这个系列目前也已出版了十一卷。如今还有多卷胡塞尔的文稿正在编辑之中。伽达默尔认为：“正是这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出版使得人们对胡塞尔思想的哲学兴趣经久不衰”。可以预见，胡塞尔研究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会成为国际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关注课题。

如果将胡塞尔的1900/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视作现象学的开山之作，那么于2020年最新面市的《胡塞尔全集》第四十三卷《意识结构研究》，就是贯穿在他一生中的拓展工程：从认识与思维意识研究向普遍意识结构研究的拓展。它由产生于1896—1934年间的四卷本研究手稿组成：第一卷《理智与对象》、第二卷《感受与价值》、第三卷《意志与行动》、第四卷《文本考证性的附录》。全书德文原文共计2145页，中译文前三卷的字数共计112万有余。这份研究手稿于20世纪20年代末由胡塞尔助手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编排誊写、胡塞尔通读复核、海德格尔浏览审读。自20世纪末起，在经历了胡塞尔文库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整理准备工作之后，这部巨著最终由两位专家乌尔里希·梅勒与托马斯·封戈尔完成编辑出版。

关于胡塞尔这部遗著的起源背景与形成历史、各个分卷的文本内容与实事含义，以及它们所处的系统关联等等，该卷的编者、当时也是《胡塞尔全集》的主编乌尔里希·梅勒在其“编者引论”中已经做了扼要而周全的介绍。笔者在中译本的“译后记”中也做了相关补充说明。在这里，笔者想概括地表达自己对胡塞尔《意识结构研究》（该书三卷本已由笔者译成中文并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个方面的总体印象与基本感受：

其一，胡塞尔在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已开始讨论“纯粹意识的普遍结构”。但那里所说的“普遍（allgemein）结构”，更多是指在表象行为与判断行为中蕴含的相对普遍的智识行为的静态结构，它一方面尚未包含情感行为和意欲行为的普遍意识生活的静态结构，另一方面也没有包含普遍意识生活的发生结构。而在这里的三个分卷中展示的“意识结构研究”，则将上述两个在胡塞尔身前发表著述中暂付阙如的思想资源公诸于众。就此而论，或许用海德格尔在当时就该书给胡塞尔信中所说的“超越论的普全性”的“普全（universal）”一词来为这部遗著冠名更为妥帖，即：“纯粹意识的普全结构研究”。胡塞尔自己也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作为科学、作为现象学的普全的自身思义”的说法。或者，最终也可以用封克所说的“普全的观念论（Universal Idealism）”来刻画胡塞尔在这里完成的工作的性质。

其二，这部遗著是胡塞尔留下的一部非引论性的著作。它完全是由具体而系统的意识体验描述和意识类型划分、意识结构把握所组成的，在篇幅上大于《逻辑研究》，在风格上类似于未发表前的《逻辑研究》的底稿，但在总体视野上不再囿于认识论和逻辑学，因而要比《逻辑研究》的领域更为开阔：涵盖了知·情·意的意识总体。这里的大部分文稿是《逻辑研究》之后的，是对以前讨论过的问题的再思考，无论是在表象、理智的客体化行为领域的问题，还是在情感、评价的非客体化行为领域，或是在意志、行动的特殊的（既是客体化的、也是非客体化的）行为领域。《逻辑研究》在这里时常被谈及，作为讨论背景，但不是作为依据，更多是作为重新思考的起点，或有待克服的不足。据此，我们可以将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意识结构研究》的发展看作是其从哲学立场（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到非哲学立场（作为“第一心理学”的意识论与心理学）的一个连续扩展。胡塞尔自己也因此将《意识结构研究》称为一个“非哲学的现象学”的工作，或者说，一个现象学的心理学或纯粹心理学的工作。在笔者看来，对此感兴趣的现象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讲座稿（《胡塞尔全集》第九卷）视作纯粹心理学的引论，而将这个大部分产生于1909年至1915年的三卷本（《胡塞尔全集》第四十三卷）视作纯粹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也就是说，胡塞尔纯粹心理学的具体研究在其纯粹心理学的引论产生的十多年前便已开始进行，而且也在此期间基本完成了。

其三，笔者自己在以往的现象学研究中获得的一些原以为是独到的认识与创新的结论，现在发现它们在胡塞尔这里早就以或清晰或含糊的方式得到思考和表述，例如在动态奠基的可能性问题上，在内意识的多重内涵的分析方面，以及如此等等。此外，胡塞尔当时对判断机器与理论人的区分方面，在将意志机械化的可能性以及正确意欲的机器制作的思考方面，在关于内意识、意识涌现、意欲行为开端的“要（fiat）”、意志自由等等问题的讨论方面，都能够为当前的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给予解决问题的启示乃至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在总体上与这些领域中的某些诉求相一致，即：“我们不是在寻找大脑的模型，而是在寻找意识的简单模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意识现象学所具有的科学严格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回应和反驳了王浩在与哥德尔谈到胡塞尔现象学时提出的质疑，同时也可以为哥德尔为何在1959年期间对胡塞尔的相关思考予以如此的专注和信赖提供了可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