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批判及中国应对  （上）
作者：王海建     发布时间:2025-04-24 
 


所谓数字帝国主义，就是数字技术在资本助推下催生出的数字全球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使帝国主义的殖民方式和剥削形式呈现出超越国界、统治全球的数字霸权新形态。
数字帝国主义是一种以数字生产资料由数字资本家私人占有、数字资源平台由数字企业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即列宁所说的“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数字帝国主义升级了垄断资本家进行的经济殖民、政治殖民旧形式，转而以更加隐蔽的数字资源掠夺、数字精神控制的文化殖民新形式，向全球进行“数字新文明”的推广，“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而扩大了数字帝国主义殖民的范围，加深了殖民的程度。因此，深入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对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逻辑进行批判，揭露其剥削的新形式、新手段，对于审视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揭露数字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
数字帝国主义是由数字资本家控制数字技术，加大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程度，源源不断攫取劳动者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形态。资本增殖仍旧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仍旧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与文化帝国主义、网络帝国主义强调使用话语霸权、网络文化攻击等进行文化殖民不同，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是通过诱导公众主动参加数字空间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对其进行精神控制和数字劳动剥削。这种文化殖民的生产方式、剥削方式呈现范围更广泛（一切在数字空间活动的人群都可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隐蔽性更强的特征。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通过“数字平台垄断”“数字市场控制” “数字生态系统构建”“数字生命政治生产机制”等，以征服和控制人心的方式达成资本增殖的目的。在数字帝国主义的逻辑下，文化殖民的主体由“国家主体”演化为“数字主体”，文化殖民的内容由“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作品”，文化殖民的范围从“殖民对象”扩展为“全球网民”，文化殖民的程度从“话语规训”升级为“精神控制”，由此形成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
1．文化殖民的主体由“国家主体”演化为“数字主体”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是以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和数字资源的平台垄断为基础的，其文化殖民的主体由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演变为掌握数字技术、数字资源的数字垄断企业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家，也即“数字主体”。在过去，由强制力量保障其霸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内外双标的方式，对内通过教育引导掌握文化领导权，对外则以自我为中心构建世界文化生态，通过输出文化产品、价值观等方式，解构其他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以达成文化殖民的目的。在这一时期，文化殖民具有明确的身份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这种身份主体明确的文化殖民使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赛义德等学者就把这种身份主体观念视为“帝国主义文化的标准”大加批判。
进入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殖民的主体身份趋向模糊。从文化供给的角度看，文化生产的主体表面上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全体网民。所有活动在数字空间的个体都可以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他们可以通过创作短剧、评论新闻消息、制造热点事件等多种文化生产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体身份被全体网民取代了。然而，由于数字空间的基础架构、运行逻辑、基本价值取向、技术发展方向等，都是由数字垄断企业所控制，他们“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这就意味着文化生产的真正主体是掌握数字文化生产规则、提供数字文化生产平台的数字资本家，即网民在数字空间如何生产文化产品、生产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以及接收到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是由数字垄断企业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家所决定的。这表明，谁掌握了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谁就拥有了文化殖民的主体身份，并可以使用所掌握的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决定数字空间的文化生产方式、文化生产方向和文化生产内容，即拥有了文化殖民的主体权力，且这种主体身份和主体权力在数字技术和资本的共谋下不断得以扩张和强化。
2．文化殖民的内容由“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作品”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以“数据+算法+算力”的融合为主要方式，以在数据信息及数字产品中融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主要渠道进行文化殖民。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将实现经济转型，并带来生产力增长和消费盈余的新浪潮，使用大数据将成为现有公司竞争的关键基础”。因此，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被数字资本家垄断。在这一过程中，数据的生产者与所有者相分离，垄断数据成为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关键。在数据垄断的前提下，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强大的算法和算力，“实现对人的总体性控制”。一方面，算法在强大算力的支撑下，可以对殖民对象的偏好、身份、行为特点等隐私信息进行立体化、全方位收集处理，形成大规模数据集。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家综合运用多种复杂算法、大模型和数据规则，构建起殖民对象与网络空间数据信息的精准适配体系。在这个适配体系中，算法可以根据殖民对象的文化偏好，对其进行持续的用户兴趣刺激，把殖民对象的注意力固定在某一文化领域或者文艺事件当中，从而实现对其的意识形态影响和价值观灌输，使殖民对象不自觉中形成数字帝国主义所灌输的价值观。
因此，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殖民的内容不再是根据殖民对象所在国家、民族或者群体的风俗、习惯、兴趣、爱好而规模化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比如，20世纪美国的文化殖民以输出流行文化为主要手段，在全球推销其音乐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而是在大模型数字技术工具支撑下，根据殖民对象的个性和文化习惯生成的“数字作品”，这些数字作品虽然部分是由网民根据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来的，但是，数字作品的创作平台和创作逻辑是由数字资本家所设定的，数字作品的指向是吸引殖民对象的注意力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这就决定了其作品内容传播的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3．文化殖民的范围从“殖民对象”扩展为“全球网民”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实现了从“工厂生产”向“数字生产”的转变。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工厂不再是劳动或生产的范式性场所或集中地了；劳动过程已经越出了工厂的高墙，并蔓延至整个社会”。也就是说，数字技术使文化生产摆脱了固定主体、固定空间的限制。数字平台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数字文化生产并进行传播。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方式拓展了文化殖民的范围，具体表现为数字文化殖民对象的全民化和数字文化殖民时空的全域化。
首先，全球网民在进行文化生产的同时成为殖民对象。在数字时代，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劳动的数字化转向，使得数字空间的劳动和消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分年龄、种族、国别、信仰等，都可以在数字空间生产文化产品。任何数字空间的个体都可以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也同时成为文化殖民的对象。数字平台通过“黏性”和“瘾力”吸引更多更广泛的群体进入数字空间。无论是沉迷于游戏的少年儿童，还是靠刷平台视频消遣的退休老人，其“流量”副产品都成为数字文化生产的内容。这样，公众在参与数字文化生产的同时，也被数字平台的规则、价值观所“规训”，成为文化殖民的对象，这构成了数字帝国主义特殊的文化殖民方式。
其次，文化生产时空的侵占使文化殖民无处不在。从劳动时间上看，无论是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还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劳动，数字技术并未真正减少人们的劳动时间，只是缩短了“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技术革新，把文化生产的“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使人们在数字空间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的界限模糊化，将人们在数字空间的活动时间纳入文化殖民的过程当中，对文化殖民对象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从劳动空间上看，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嵌入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全过程监督，能实时根据监控对象的意愿和动向推销其文化产品，实现了文化殖民时空的全社会纳入。
4．文化殖民的程度从“话语规训”升级为“精神控制”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与算法合谋升级了文化殖民的程度，使原本用话语、价值观对殖民对象的“话语规训”升级为从精神上控制殖民对象的“精神规训”。在以往的文化殖民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推销文化产品、推广语言和教育、互联网渗透、制定并实施文化评价标准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殖民。上述各种文化殖民方式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话语”的建构，把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到殖民对象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进行文化殖民，因为殖民者认为“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数字帝国主义则通过算法监控、技术监视、算法推荐等升级了文化殖民的程度，实现了对全球网民的“精神控制”。算法技术“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一方面，算法技术通过精准的数据抓取、综合、分析，勾勒出殖民对象的“文化肖像”，准确把握殖民对象的价值观、文化背景等。ChatGPT能够生成符合用户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内容，就是算法技术“精神控制”文化殖民对象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算法技术对殖民对象的控制，体现在思维的禁锢、精神的诱导上。算法技术通过不断“自我进化”，为殖民对象提供各类文化“安乐旋涡”，使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逐渐丧失自我的、本民族的文化思维、文化积淀、文化价值观念等，主动接受算法技术提供的“精神鸦片”，从而使殖民对象“自愿”屈从于算法技术带来的“文化鸦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算法技术对人的精神控制，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算法技术借助数据和算力，细腻地审阅人们的精神世界，编制出符合人们潜意识中期待的空间和内容，使人们从内心认可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算法技术通过程序设计和精神控制术对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的侵蚀，使“人的反思性被消解，人变成了无个性的大众”。
二、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批判
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技术进步和文化消费数字化升级营造出数字时代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假象，即人们可以在数字空间自由地创作文化作品，自由地享受来自数字空间的各类文化。文化生产的平等性、文化传播的自由性似乎得到了数字技术的确证。然而，数字帝国主义推动“经济权力（创造价值的权力）和认知权力（占有知识的权力）前所未有地趋同”的文化殖民逻辑，消解了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使“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扼杀了人的个性、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国际社会政治极化，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衰败。因此，深刻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深层次矛盾，揭露其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显得尤为必要。
1．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扼杀了人的个性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是以加强对个体的控制为逻辑起点的。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对个体的控制，是把“计算扩展到生产领域之外”，用技术和计算创造文化需求，消融个体的主体性、消解个体的价值观，从而扼杀人的个性。
首先，数字技术制造娱乐旋涡，消融个体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个体认识自我和占有自己全部本质的前提，也是个体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前提。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释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个体需要经历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数字技术通过制造“娱乐旋涡”“数据陷阱”“信息茧房”等，把个体与现实社会、文化生活、价值关系等割裂开来，使个体仅从感官上追求自身的满足，沦为“原子式的个体”。比如，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元宇宙、赛博空间、数字平台视频等，吸引大量网民深陷其中，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思考能力、批判性和实践能力。这种消融主体性的文化殖民方式已经超越了工业社会“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的禁锢个体主体性的方式。
其次，数字技术制造文化需求，消解个体的价值观。数字技术鼓励网民自我创造，通过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扩展，不断制造出新的文化需求。这样的结果是，数字空间的文化新需求、文化新热点、文化新爆点引导网民追求个性化的、新奇的文化或者价值观，而逐渐对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失去了兴趣和遵循的内在动力。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加速文化的生产过程，不断以廉价的、庸俗的、错误的数字文化产品充斥数字空间，使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引导自己的民众，从而消解个体的价值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然而，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文化生产和数字文化消费，把个体牢牢地控制在技术的股掌之中，使其成为数字技术的奴隶。如ChatGPT所使用的多头注意力机制技术，给个体投喂符合其个性特点的内容，尤其是符合其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文化内容，让个体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成为其“数字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被扼杀，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殖民，对个体达成了从身体到精神的“全景监狱”式的控制。
2．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
数字帝国主义攫取殖民对象的数据资源，进而通过技术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
首先，数字帝国主义在文化殖民过程中对数据资源的攫取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有价值的要素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如“谷歌等企业在使用数据开展工作的时候，其积累存储的数据已然是其‘核心设施’”。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平台企业对数据的重视表明，数据信息是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数字资本家通过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制定通用的数据标准等方式，从国家获取数据收集、存储的权力，把数据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家通过隐性的手段获取数据。如 ChatGPT对数据信息的收集，主要靠其技术运行机制，即只有用户把内心的想法、隐私的东西反馈给ChatGPT，它才会为用户提供符合其个性和习惯的内容。随着脸书、照片墙、推特、油管等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为数字资本家采集数据信息提供了新渠道。数据信息被数字帝国主义用以开展文化殖民，加大了对殖民对象的控制，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其次，数字帝国主义在文化殖民过程中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借由数字传播科技的帮助，国与国之间、经济与道德、公共和私有之间的藩篱都如同柏林围墙一般崩塌。”具体而言，就是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对社会全面布控，对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过程、消费服务、价值内涵等进行严密设计，把资本增殖、技术至上、效率优先等观念和运行逻辑强势嵌入社会当中，破坏了社会秩序中的人文精神、公平正义等。这种从外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理性，而不是真正追寻个人头脑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用“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控制社会的运作机制，遵循资本增殖改造社会秩序的逻辑，把社会个体牢牢地锁定在数字技术设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因而，数字时代的社会秩序被数字资本家牢牢掌控，社会群体、组织的利益被忽视，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3．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正是通过消解他国的文化主体性，进而破坏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使国际社会共同价值链断裂，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
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是从消解他国的文化主体性开始的。数字资本家鼓励用户根据自我兴趣爱好在数字空间创造文化作品，同时，这样的数字文化作品又必须符合数字技术背后的技术架构、社会权力等。也就是说，数字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都是被数字资本家及其垄断平台所精心设计和有效控制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对用户数字空间“痕迹”的分析，掌握其价值观、政治立场等，然后通过数字平台精准地向目标用户推送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方案，以达成通过文化殖民方式消解其文化主体性的目的。美国对中国领先的数字行业和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实际上就是数字资本家企图通过牢牢把握数字技术垄断权，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在消解他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更进一步对维系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进行破坏。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运用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逻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解构，使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链断裂，陷入了政治极化。美国的新冷战战略，组建“五眼联盟”对中国进行遏制等，均体现了和平、发展的国际价值共识被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所破坏而引起的国际社会政治极化。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反噬西方国家内部社会，使其陷入政治极化，进而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如近年来美国、英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技术的文化控制下，国内社会呈现出“自由化”加速与政治极化加重的矛盾现象。这一现象投射到国际社会，造成国际社会纷争不断、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世界人民遭受到政治极化带来的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