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生：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上）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等古代哲人，在总结前人思想文化成果，吸收同时代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思想并形成了儒家学派，成为后来儒学文化发展的源泉与基石。儒学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思想，其蕴含的具有真理性的精华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当它传播到亚洲、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并同那里的文化相融合，又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儒学虽然发源、形成于中国，但早就超越了中国的地域，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中国人民对儒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中国是亚洲国家的重要成员，很早就同相邻近的亚洲各国发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并相互影响。儒学也很早就传到亚洲首先是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并形成了带有本国本地区特色的儒学，成为本国本地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关于历史上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据1485年朝鲜编写的《东国通鉴》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时的箕子就率领“五千人入朝鲜”，中国的诗书礼乐“皆从而往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燕、齐、赵等地的人们多有前往朝鲜半岛者，他们把中国的物质文化和儒家的礼乐文化也带到了那里。到了西汉时期，儒学的经典著作《论语》传到了朝鲜半岛。从那时起，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同朝鲜半岛在儒学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

在中国西晋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建立太学，施行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到了中国隋唐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立到新罗的统一。在统一前的高句丽，由中国传入的典籍就有《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当时的百济也由中国传入了“《五经》、子、史”。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儒学文化继续在半岛传播。公元682年，新罗设立“国学”，对学生教授《五经》和《论语》。新罗国王亲自到“国学”听讲，唐玄宗称其为“君子之国”。737年，唐玄宗还派遣一个叫邢璹的学者出使新罗，主要任务就是去讲授儒学经典，并使那里的人们了解中国的“儒学之盛”。在新罗统一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仅837年一年前往唐朝的留学生就多达200多人，参加过唐朝科举考试并贡科及第者58人，他们回国后对推动儒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是崔致远，他在唐朝为官多年，回国后成为朝鲜半岛的儒学大家。

在中国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由“新罗统一时期”到“高丽统一时期”的转变。高丽太祖王建于公元93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重视兴办学校，以教授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其后的光宗推崇以儒治国，在中央设“国学”，地方建“乡校”，并推行科举考试；成宗曾多次派人到中国北宋的国子监学习儒学典籍，并于公元992年建立国子监，这就是后来的成均监、成均馆，成为儒学教育和研究的专门机构；睿宗亲临国子监主持讲经，开尊经讲学之风。整个高丽朝时期，奉行“以民为本”、“政在养民”的以德治国思想。安珦、白颐正、李齐贤、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儒学名家。1290年，安珦从中国将《朱子全书》的抄本带到朝鲜，从此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朝鲜半岛上儒学教育、研究和践行的核心内容。

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实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此后朝鲜王朝的历代君王都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奉为治国理政的圭臬。在朝鲜王朝的五百多年间也是名儒辈出，金宗直、郑汝昌、赵光祖、李退溪、奇高峰、成牛溪、李栗谷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坚持发展同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并将具有自身特色的儒学思想应用到国家、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中去，在朝鲜半岛早已成为传统并传承至今。

（二）关于历史上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据史载，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的王仁将《论语》传入日本，并帮助日本设立五经博士。当时应神天皇的太子还拜王仁为师，“习诸典籍，莫不通达”。这是有记载的儒学传日之始。大体上在隋唐以前，中国同日本的文化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学者进行的，所以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朝鲜半岛曾起过桥梁作用。在隋唐以后，日本同中国的文化联系，则主要是通过双方人员的往来而直接进行的。

中国的隋末唐初是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天皇的圣德太子曾依照儒学的“德、仁、礼、信、义、智”等思想，制定17条宪法，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革。据史书记载，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史有三次，遣唐使有十多次，而随使者前往中国的还有大批留学的学生与僧人。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到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在中国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留下了许多盛事佳话。比如，公元607年，随日本第一批遣隋史到中国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留学僧旻，他们目睹了隋朝的败亡和唐朝的兴盛，回国后都担任了天皇的顾问——国博士。645年，在他们的协助下，孝德天皇主持进行了著名的“大化革新”。所谓大化革新，就是借鉴中国儒学的“大一统”思想和唐朝的律令制度，在日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又比如，借鉴中国汉字形体对创制日本文字有功的吉备真备，在唐玄宗时曾留学中国17年，他对中国的儒学典籍和历史、法律的研究都很有成就。又比如，浸透着儒学思想精神的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等文艺作品以及书法、绘画和其他技艺文化，通过日本来华的学生和学者，也大量传播到日本，对日本文艺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同李白、王维等唐代大诗人的友谊，更是传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佳话。

中国宋代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到中国明清时期亦即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进入了第二次高潮。江户时代就是德川幕府当政时期。德川家康创立幕府之初，就确定儒学为日本的官学，他本人富有儒学修养，曾亲自召集学者讲授儒学和中国文化典籍，并主持刊行《孔子家语》以及《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六韬》、《三略》等文化典籍，以此作为教化人们和治理国政的参鉴；第五代将军纲吉曾在幕府设立儒官，亲自讲解《论语》；第八代将军宗吉进一步推行“儒学治国”。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兴盛，是同那时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从1693年至1803年的一百多年间，通过商船运进日本的中国文化书籍就达4181种之多。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和学术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儒学成为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

关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到日本，对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日本历代著名学者曾发表过很多评论。他们认为：经过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中期以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中国在前进，日本也在前进”。日本近代汉学大家内藤胡南指出：日本文化“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日本当代汉学大家岗村繁也指出：“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学习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与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

（三）关于历史上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越南的古代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越南史书所称的北属郡县阶段；二是越南独立建国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当时这个地区一个叫李翁仲的人，就曾前往咸阳学习儒学典籍。在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时期，儒学文化在越南今天的中北部地区已经传播和践行起来。史书上说的“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就是证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儒学文化在越南地区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东汉初年，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所治地区坚持进行“导之以礼”的儒学教育。三国时担任过交趾太守的士燮精通《左传》、《尚书》等儒学典籍，在他治理交趾期间，中原大批文人儒士也前往投奔，通过他们的传经弘道，推进儒学的教育、传播和应用，交趾地区出现了“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四十年境内无事”的局面。进入隋唐时期，儒学在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岭南地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越南地区的姜公辅、姜公复、廖有方均进士及第，其中姜公辅还当过唐朝宰相，被誉为“千古文宗”。唐朝的达官名儒褚遂良、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刘禹锡等都先后流寓越南地区，王勃的父亲王福畤还任过交趾令，他们都为越南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作出过贡献。

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宣布独立；到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建国的发展阶段。在越南建国初期的吴朝、丁朝、前黎朝三个朝代，实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践行并未停止。1009年建立的李朝和1226年建立的陈朝，推行“儒释道并尊”，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李、陈二朝的当政者将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支柱。1126年李朝曾举行过盛大的贺《五经》仪式；陈朝时期的越南，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国子监、国学院、大学及书院、府学，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儒学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陈朝的著名儒士朱文安，毕生从事儒学教育与研究，著有《四书说约》，被颂为一代“儒宗”。1400年胡季犛建立胡朝，实行“限佛尊儒”政策。胡季犛还亲自著《明道》、译《书经》、编《诗义》，推动儒学知识的普及。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后，越南进入“儒教独尊”时期。黎利即黎太宗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要考《四书》，并在全国刻印《四书大全》。黎圣宗则在越南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立法与文化教育政策。儒学的兴旺推动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贯穿着儒学思想的著名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就是这个时期由史官吴士连撰修的。1778年建立的西山阮朝，继续推崇儒学，以著名儒学家阮涉为院长的崇政学院，曾组织学者把《小学》、《四书》翻译成字喃，并刻印成《诗经解音》，以便于人们传颂。1802年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继续实行“儒教独尊”的国策，儒学从北到南推广至湄南河三角洲，践行于越南全境。阮朝的明命、绍治、嗣德诸帝都亲自研究儒学。阮朝初年的儒学名家范登新著有《大学衍义》，另一儒学名家汝伯仕著有《易系解说》、《大学圆谈》。由阮朝国史馆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等，均以“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成为研究越南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籍。在阮朝时代，可以说越南的儒学研究、教育和传播、应用都达到了极盛之时。

关于儒学由中国传入越南后，对越南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越南学者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他们认为：第一，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对越南的独立建国和治国理政，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胡志明国家大学教授阮玉诗说：“作为中国历史上官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儒教传入越南以来，一直为越南本土文化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直接支配越南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直接参与国家组织和国家管理”。第二，儒学在越南社会通过千百年的教育和传播，已沁润和融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越南历史文献关于“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等的记载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学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普及性的影响”。第三，儒学文化也是越南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来源。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就说过：“孔子学说的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而且他通过借鉴儒学的道德思想，并加以改造创新，提出了越南的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提出了“忠于国”、“孝于民”的新的忠孝思想。越南学者认为，儒学传入越南后，同越南本地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对儒学典籍采取用越南创制的字喃进行注音、翻译、解释，就是越南儒学的一个创造。河内国家大学教授阮金山说：“越南儒学文献源远流长”，“是儒学在越南本地化的结果”，“是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