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马明辉

逻辑这门科学诞生于西方文明，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古希腊传统的西方哲学和逻辑传入中国200多年，经过长期积累，我们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基建立并发展“中国逻辑”和“中国哲学”，构建逻辑与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一直在不断尝试和推进。

逻辑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尝试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逻辑，甚至考虑提出并研究“中国逻辑”。这时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的观念。如果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不同，那么它有什么样的逻辑观念？要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逻辑部分颇为不易，一是免不了受西方逻辑观念的影响，二是由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讲到的“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先秦诸子有名家，但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逻辑理论。以今天逻辑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就要遵循西方逻辑的观念。冯友兰说逻辑在中国不发达，这里的“逻辑”显然指西方逻辑，而“不发达”或许指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多少关于逻辑的讨论。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墨经》中几个篇章所体现的思想，一般被看作“中国逻辑”有代表性的内容。我们以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这部小册子中的论述为依据来探讨这个问题。沈有鼎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的思路来解释《墨经》中的一些说法。虽然这一思路是西方传统逻辑的思路，但沈有鼎认为，在《墨经·小取》中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说法，这是其合理性的证据。沈有鼎把“名”解释为概念，把“辞”解释为判断或句子，把“说”解释为推理。无论是否有道理，这是解释《墨经》有关论述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这种解释方式，似乎《墨经》获得了逻辑的意味。

从沈有鼎研究《墨经》的方式看，它依然是借助西方传统逻辑来理解中国逻辑。如果这些经过解释的思想遵循逻辑的观念，那么它一定是逻辑。从沈有鼎的研究结论看，一方面，《墨经》中有关于词项和判断的说明，与西方传统逻辑有近似之处，比如对肯定和否定的同异解释、对全称和特称量词的说明等，但是它不注重形式，没有对句子形式的说明，因此很难达到对推理有效性的说明。另一方面，《墨经》中推理方式以类推或归纳为主，仅有“侔”的一些情况可作演绎的解释。倘若要设定一种“中国逻辑”的观念，这种观念似乎就是类推或归纳，因此对类推或归纳的本性的说明就会成为一个基本问题。倘若再把一些属于论证活动的心理表象、力量、评价等因素放在一起来考虑，试图在“论证”这个更宽泛的概念中来考虑中国逻辑，这样能否说明类推或归纳的本质不得而知，相反，经验因素的介入，使得它与逻辑的观念差异更大。与逻辑相似，类推或归纳也是先验的，不过目前还没有建立关于类推或归纳的纯粹科学。

我们也可以不像沈有鼎的解释那样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类推或归纳，而是以逻辑演绎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墨经》提到的一些思想。例如，通过适当的解释，可以把《墨经》中关于“名”的论述看作一种词项理论，因而借助自然语言方面的考虑，比如词项逻辑的做法，通过对“尽”“或”这样的词与其他名词的结合，可以形成一种比较符合古代汉语句法的公式。张清宇正是根据这一点建立了几个名辞逻辑系统，这些逻辑系统显然是演绎的，而不是归纳的或类推的，并且它完全符合逻辑的观念。这样的结果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逻辑，它根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呈现为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当然，关于中国古代逻辑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体上看，沈有鼎对《墨经》的解释是比较系统的，也包含了他对“中国逻辑”的认识。

与“中国逻辑”的情况类似，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提出并研究“中国哲学”依然面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哲学的观念这个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开篇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所谓哲学之名者，选出而叙述之。”这种主张非常明确，就是以西方哲学的观念指导中国哲学的研究。冯友兰采用一种关于西方哲学的区分，即把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它们分别研究世界、人生和知识的道理。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并且借助西方哲学的观念，乃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方法。

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要“说出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判断，而判断必须符合逻辑，从前提得出结论（断案）要符合逻辑。哲学家要使一个道理成立，必须“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其说明方面比较逊色，是由于不太注重为知识而求知，非其不能，而是不注重这个方面的探讨。“中国哲学亦……未以知识问题（狭义的）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因此，知识论在中国哲学中不发达。关于逻辑，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外，亦少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知识论之第二部，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根据冯友兰的说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不发达，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重点考察宇宙论、人生论。

对比西方哲学的观念，我们考虑中国哲学中常常被称为形而上学的部分。“形而上”这个词来自《易传·系辞上》：“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之别即形上、形下的分别。在中国哲学中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以“道”为核心的思想。《易传·系辞上》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根据这一说法，宋代周敦颐创立《太极图说》，形成“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发生论。邵雍推演而用图像来展示，指出具体事物的生长都按照六十四卦圆图代表的形式，于是形成一部涵盖天地万物之理的宇宙论。张载、二程发展气质之说，对形上、形下作进一步区分。冯友兰认为，“依理学家所与之意义，则形而下者之器，即在时空中之具体的事物；形而上者之道，即超时空而永存之抽象的理也。形上见于形下，无形下之器，则形上之道不可见”。朱熹集道学家之大成，认为“凡有形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冯友兰认为，“所谓道，即指抽象的原理或概念；所谓器，即指具体的事物”。形上的理世界只有理，形下的具体世界的构成是气，冯友兰把“气”理解为类似于希腊哲学中“材质”的东西。从具体论述看，理学家关于理与器的论述是其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哲学所讲的一些内容，在古希腊哲学中能找到一些类似的东西，但是也要看到，中西哲学确有差异。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是”的论述看，“是”乃表达认识的句子的系词，由此与逻辑发生内在联系，逻辑对形而上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国哲学很难看到这样的讨论，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逻辑”并没有对中国哲学产生多大影响。中国哲学史有许多形而上的思想，但关于认识本身的探讨较少。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但就像研究“中国逻辑”那样，研究中国哲学要考虑哲学的观念。倘若中国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方法和结论，同样适用历史、文学、艺术、语言等学科，就无法体现哲学的本性。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同样可以植根于厚重的中国思想发展中国哲学，甚至推动哲学本身的创造性发展。

研究逻辑要有逻辑的观念，研究哲学也要有哲学的观念，逻辑的观念与哲学的观念由于二者的本性而联系在一起。今天的逻辑学已经发展到极为丰富的程度，要以逻辑的方式来研究逻辑系统，掌握丰富的技术、方法和结论，才能解决逻辑系统的问题。然而，关于逻辑本性的研究，特别是它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在哲学史上从未停止过，这样的研究为形而上学的探讨提供原动力。从亚里士多德、康德、胡塞尔和弗雷格等人的哲学研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指出，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今天研究哲学、发展哲学，要在形而上学研究方面有所进步。研究中国哲学、发展中国哲学，应该吸收哲学史的优秀成果。我们提出发展逻辑与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要树立逻辑和哲学的观念，再以理论实现两种观念，才能实现话语体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