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从“文明基因”到当代智慧—中国逻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多模态模型为核心的技术掀起全球的认知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与人类思维方式产生激烈碰撞，一场关于知识生产方式的文明对话正在展开。中国逻辑思想——这一发轫于商周，体系化于战国，载录于甲骨卜辞与竹简文献的独特思维传统，正在数字文明的浪潮中焕发新生。它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独特的认知密码，更展现出破解现代性困境的东方智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

回顾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千年历程，思维范式的互补共生始终是人类认知跃迁的核心动力。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本土文化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两者的结合共同筑牢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思维根基。

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观，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等哲学理论共同构成了中国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的多维面向。中国共产党人将“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人和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相结合，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引发深刻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核心理念，立足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时代高度把握生态问题，发展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创新理念，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贡献了重要的思想智慧和实践路径。

取象比类的关联思维。中国传统逻辑思维中“观物取象”“比类而推究”的动态认知方式，通过经验直观与逻辑推演的有机互动，构建了天人互渗、万物互感的体认机制。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这一传统智慧与唯物辩证法深度融合，形塑了兼具逻辑性、辩证性与开放性的思维范式。这不仅为理论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更通过激活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语义，构建了中外文明交流的“意义共通体”：以“家园”意象统合不同文明对和平发展的追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转化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载体；以古丝路商队意象消解文明隔阂，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跨文化认同。

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相反相成”所代表的辩证思维，源于《道德经》，详述于《汉书·艺文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不将矛盾的双方单纯视为相互对立的力量，而将二者的矛盾关系转化为推动系统演进的内在动能。中国共产党人将“相反相成”的传统智慧融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主张“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形成了“在差异中求和谐、于矛盾中求发展”这一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为消解并突破西方形式逻辑主宰的霸权秩序和“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了超越二元对立的中国方案：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现南北责任差序配置；RCEP自贸区以渐进式标准整合平衡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以差异化基建联通沿线各国，携手跨越发展鸿沟。这些举措既规避了西方“一刀切”规则的排他性，又通过技术援助帮助后发国家提升治理能力，达成了“差异中的趋优”。

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文化的历时性互构

“道术合一”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显著特征。以“正名”为目的、“推类”为方法的中国古代逻辑，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道”。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只有结合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文化的历时性互构，方能夯实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之基。

科学理性的跨时空对话。墨家“三物”逻辑体系的“三表法”强调“本之、原之、用之”的实证链条，堪称中国古代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朴素表达。墨家思想跨越千年时空，在当代科技发展中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同异交得”的辩证思维成为复杂系统建模的重要工具；“摹略万物之然”的认知路径启发人工智能的因果推理算法；而“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主张与“巧传则求其故”的技术反思，则为现代科技哲学突破工具理性之局限、重构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之辩证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经验实证与逻辑推演的方法论互动，不仅形塑了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更提供了守正创新的认知基础。

语言分析的惊世之光。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挑战常识边界，以超前两千年的大胆思辨探讨指称与实在的关系，与当代语义学形成对话；惠施“历物十事”以辩证眼光审视空间的不连续性与事物的相对性，为理解当代时空量子论提供了哲学注脚；尹文“形名参验”强调名实一致的规范性，为法律概念的精确化与事实认定关联性奠定哲学基础。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论辩实践，开创了中国古代语言分析的传统。这种对语言本体的深耕细作，催生了概念精确化的执着追求，打破了经验直观的认知惯性，不仅确立了语言逻辑在中国思想史中的独立地位，还开辟了可与西方分析哲学进行批判性对话的本土化路径。

德性论证的实践者。孔子“水名盗泉，尼父不漱”，开创了融伦理于逻辑的理政传统；孟子“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思想，可视为道德伦理与推理论证有机结合之典范；荀子提倡“君子之辩”，使论证的有效性与人格的完善性形成双重校验标准。这种将“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核注入“辩”的逻辑框架的做法，通过对名实关系的系统厘正，实现了“正名以正政”的治理目标。在信息爆炸的当代语境下，儒家“正名”思想既为穿透认知迷雾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又为构建名实相符、逻辑自洽且伦理向善的现代文明秩序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更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文化内生动力。

系统认知的原始代码。道家“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则，揭示了矛盾转化的内在规律，其“万物齐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思维，与西方“非真即假”的二值逻辑形成思想上的对峙。道家认识论可视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黏合剂”，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在生态治理中，“天人合一”思想指导我们摒弃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思维；在科技创新领域，“负阴抱阳”唯物辩证观启示跨学科协同为人工智能伦理设计提供整体性框架；在社会治理方面，“为道日损”与“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思想为精简流程平衡秩序与活力提供深刻的现代启示。

制度理性的探路者。法家将名实关系转化为法律条文与行为准则的对应，强调“循名责实”的客观标准；韩非“形名参同”的司法原则，有力推动逻辑思维从伦理思辨转向制度建构。在这一制度理性构建的进程中，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注入了理性维度。

中国逻辑在当代的创新发展

中国逻辑不是故纸堆中的“遗迹”，也不是仿照西方逻辑建立起来的“名辩学”，而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贯“求治”“求善”“求真”于一体的独特文明基因。从先秦的“名实”到汉代的“推类”，从宋明的“格物”到近代的“求真”，中国逻辑既长期保持文化柔性，又不断追求理性内核。为回应时代之问，中国逻辑会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正在完成从“旧”到“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数智时代的人格塑造。如果说人格是文化基因最精微的载体，那么逻辑理性便是其核心编码。墨子提出“察类明故”，用澄清概念的方法批判战争；荀子主张“君子必辩”，通过论辩确立礼义规范；东汉王充以“疾虚妄，务实诚”为目标，借力“推类”论证破除巫祝图谶的迷信。自古以来，价值理性与逻辑理性的融合，浸润了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理想君子人格。置身于信息泛滥的数智时代，传承中国逻辑中“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的理性精神，对于塑造明德惟馨、笃行致远的当代理想人格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发展的东方智慧。中国逻辑中的“求治”精神为社会治理提供价值理性。“一国两制”中主权与治权的辩证统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均体现着《周易》中“阴、阳、合”的辩证生成逻辑，将现代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中国逻辑中的“求善”精神为社会发展注入德性力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证明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可以在同一空间结构中共生，这是道家万物关联论证中“天人合一”德性理念的现代化体现。中国逻辑中的“求真”精神为当代中国突破技术霸权与文化霸权的双重挑战提供灵感源泉。

人类命运与共的精神内核。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探索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逻辑也随之逐步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图谱的价值内核。中国古代论证以伦理为导向，以超越真假、对错、是非的“求和解”为核心追求。无论是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抑或墨家所言“兼相爱，交相利”，都拒绝将世界简化为二元对立，在资源交换与意见分歧的解决中均充分考虑情境的复杂性与主体的个性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最高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重构全球文明交往范式，以濡养自身命运的共同价值引导和规范——“共同善”为价值取向，在深度交往与对话中超越“原子式”的“独断”“隔离”“冷漠”“自私”“偏见”“傲慢”等，为人类文明演进勾勒出多元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图景。

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阶段，中国逻辑思想的复兴正在演变为一场深刻的认知变革。在未来的知识版图上，中国逻辑必将以返本开新的现代姿态，为破解难题、迎接挑战提供重要的思维支撑——这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而是一场指向未来的认知范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