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谦：理解的客观性何以可能？—兼论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超越性（下）

三、面向现实本身：马克思与理解的客观性

哲学解释学继承了黑格尔所标识的“客观性”的真理意义，也颠覆了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基础。黑格尔受制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始终把神秘化的思辨神学看作存在论的基础，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达成理念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思想的客观性不仅意味着“事物自身”同时也是绝对者即上帝。这种神秘化的思辨体系所导向的超感性的理念王国直接导致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存在论根基进行了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将超感性的绝对理念转变为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客观思想”已经深入了事物的实质内容触碰到合理的现实维度，但是这种代表着“本质与实存相统一”的社会现实被其思辨的唯心主义体系摧毁了。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仅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意识内在性即主观主义思想的根基，而且将辩证法即通达物自身的自我运动原则即社会生活的现实维度保留下来，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达成了一致。“当黑格尔把所谓的‘现实’的内容转变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现实生活的过程之中。”由此看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在对待黑格尔思想客观性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相似点在于，在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存在论基础的变革。也就是说，存在论根基从黑格尔虚幻的形而上学王国返回到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中，这与海德格尔“实际性的解释学”所强调的此在的或实际生活的运动形式具有了对话融通的可能性。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实质就是“神学精神”，“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是神学最后的理性支柱”。马克思更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神学体系，他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发展过程凝练地描述为：“扬弃了的质=量，扬弃了的度=本质，扬弃了的量=度，扬弃了的本质=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现实，扬弃了的现实=概念，扬弃了的概念=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自然界……扬弃了的宗教=绝对知识。”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将绝对精神作为我们思想发展的最后归宿，同样也就意味着它是达到“思想客观性”的最终基础与根据。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客观性基础的虚幻性和无根性，即黑格尔所谓的对现实的扬弃不过是对于现实的抽象概念的扬弃，那么思维即便走向绝对精神，那也不过是走向了本质上同宗教精神无异的另一种抽象思维之中，当这种抽象思维想要回到现实乃至整个世界并与之构成统一的整体时，只能同这些概念的抽象相同一，无法与现实相同一。伽达默尔赞扬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并强调：“那种对于自我意识的幻觉的批判……并不是一种孤立的事实。而黑格尔本人的意图——超出自我意识的唯心论观念，使客观精神的世界作为更高的、来自自我意识辩证法的真理尺度，标志了一种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所开辟的方向同一的进展。”

而且，马克思通过存在论基础的变革，彻底颠倒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支柱，进一步确立了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在他看来，黑格尔使现实世界沦为了抽象的思辨王国，依靠自我意识的抽象运动所构建的事物自身的运动，本质上仍然是神秘的和虚幻的。“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可以说，实际生活过程或者由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世界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也摧毁了“意识”作为传统形而上学出发点的依据。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Sein）——为及物动词：是实际生活（das faktische Leben sein）！如果存在取决于它自身，即存在，那么存在本身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占有的对象。”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去存在”与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共同彰显了实践本身的真理意义。实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没有被赋予任何抽象属性的现实概念，即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相连接、与一般自然语言的理解相一致。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探讨客观性问题时，问题的关键便不再是关于思想本身与物自身的客观性之间的争议，而是将视角转向超越主客体对立的新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标识出人类生存的“事实性”，是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示自身。而辩证法所彰显的事物自身运动的客观性不再需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加以保障，也不再是自我意识内部的纯粹运动，而是“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历史现实。“从存在论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拯救就突出地体现在‘对象性的活动’概念上：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要被现实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所取代。”因此，黑格尔把“实在主体”理解为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被马克思本质性地颠倒过来，“实在”就是现实的社会之自我活动，“存在”是被感性活动所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当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事实性诠释学”所引发的本体论变革，认为理解的本质是为事物现实自身的力量所引导的存在之本质，在马克思这里则体现为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活动。理解的客观性与生存的事实性同属一道，这种理解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积累的。也正是在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活动中，生存的事实性得以不断地揭示出来，理解离不开实践活动，理解与实践同属一个过程。

伽达默尔一直强调理解不是一种意识活动，而是必然遭遇的“事件”，它受传统以及精神历史的丰富性所制约。“理解（Verstehen）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而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理解从属于存在，而存在通过感性的实践活动不断得以展现。至此，黑格尔对于思想客观性的讨论在马克思这里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转向为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只有以感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为基础，事物自身运动的客观性才能真正得以揭示出来。这种客观性不需要上帝的保障，而是立基于生存的事实性。这不仅超越了黑格尔以前的理论形态对“物自身”的外在把握，也超越了黑格尔纯粹思辨的逻辑范畴，真正展现了事物自身即社会历史现实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正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黑格尔所彰显的事物自身运动的辩证法即思想的客观性原则也在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彰显其必然性。马克思将这一客观性原则应用在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分析中，践行事物自身运动的客观性逻辑。

一方面，从黑格尔客观性立场出发，马克思反对任何抽象原则、形式方法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对国民经济学的考察中，马克思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家利用外在的抽象方法来理解社会现实，实际上陷入了主观思想“外在反思”的迷障。巧合的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同样指出一种鲁滨逊式的孤独自我的历史解释也是一种虚构的情况。马克思和伽达默尔都强调一种处于关系中的视域性特征，而非孤立的和抽象的原子式个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这种幼稚的、观念的空想过程中，更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幻觉。“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认识或观念并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过程，如果一般观念抽象为独立的王国并且这种虚假的观念成为统治人们的抽象力量时，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把自身与进行统治的个人割裂开来，仿佛它获得了一种脱离物质关系的、并对现实生活具有统治地位的独立性与普遍性。这就是抽象观念成为‘意识形态’的深层秘密。”因此，马克思不仅指出从抽象的原则和范畴观念出发来掌握实体性内容是主观思想的表现形式，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观念之所以虚假的理论根源。马克思与伽达默尔不仅继承了黑格尔对“外在反思”的批判态度，将这种批判态度贯彻于各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中，而且还拯救了黑格尔所通向的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伽达默尔说：“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黑格尔的“思想客观性”即“客观思想”把握的事物本身就是合理的社会现实，这种客观性领域所包括的习惯、法律、社会制度、市民社会以及民族精神显示了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只是黑格尔将其看作绝对精神的环节而神秘化了。马克思将黑格尔客观精神所开辟的现实的维度真正立足于社会历史的领域而非思辨的形而上学，继承黑格尔的客观性“遗产”，既是克服近代主观主义思想的过程也是开显社会现实的过程。

另一方面，辩证法即事物自身的运动的客观性，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社会现实的运动过程。马克思在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观的颠倒后，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力图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辩证法并不是一种理论形态或者“形式方法”，而是生存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中；辩证法也不是“大写的逻辑”，而是出现于《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资本论》对现实社会的研究进程中。以《资本论》为例，以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实在主体，马克思发现了资本运动的辩证结构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进而将“辩证法一般运动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无意识表达，深入阐发资本运动的矛盾规律，“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活动，也就没有《资本论》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并不是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形式方法”抽象地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体”，深入探究社会的辩证结构及矛盾运动，从而呈现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准确地说，事物自身的运动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社会历史主体的运动，辩证法就成了社会历史运动过程的自觉呈现。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单独地将事物自身运动的辩证法即客观性原则应用于理解活动中，但却在这个层面上显示了与“哲学解释学”的一致性。“理解”在哲学解释学中是作为在世之在而展开的，在马克思这里则是立足于实践或社会物质生产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展开。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在消除了主观意识的强行介入后，他们所共同展现的“面向事情本身”或“面向现实本身”的合理内容。

最后，在比较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之间的相似性之后，仍然不能忘却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别。站在马克思“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的立场上，哲学解释学的工作仍然囿于解释世界的逻辑中，他们对语言本体论地位的强调依然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中，因而未能彻底摆脱思辨的神秘主义思想。哈贝马斯指出：“把语言假设为生活形式和传统的主体，它把自己绑定在这样的唯心主义前提条件上，即在语言中积累的意识决定了生活事件的物质存在。”此外，伽达默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更多地体现在从黑格尔“独白”式的辩证法走向了一种“对话”的辩证法，强调辩证法的语言性质。这一辩证法形态与马克思对黑格尔颠倒后所展现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有着显著的差别。对于马克思而言，语言不是抽象了的、独立了的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是现实的语言，是交往与社会关系中思想的媒介，是表达现实与现实表现的语言。马克思所要澄清的是，哲学的语言是无法连接思想与现实的，要寻求客观性的根基，就必须通过现实的语言来回到现实，从而再次强调回归现实本身的客观性。“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因此，要想摆脱这种对于语言的抽象，就必须意识到语言自身不能组成独立的王国，必须回归到社会现实本身的真实根基，马克思由此克服了哲学解释学的不彻底性。

结语

如何有效回避当代各种主观思想及抽象原则的侵袭，通达理解的客观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之一。黑格尔所展现的“思想客观性”原则在当代解释学中得到了有效的回应。正如伽达默尔所说，黑格尔的“遗产”，尤其是“客观精神”这一概念指出了一条克服现代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尤其是“心理学”解释的片面性的道路。与此同时，马克思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都在不同的方面继承了黑格尔客观思想的真实意蕴，既为二者的视域融合提供了切入点，也为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论域。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马克思和伽达默尔代表的解释学在对待黑格尔“思想客观性”态度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区别。相似点在于：二者都赞成黑格尔辩证法中“思想客观性”原则的阐发，即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是事物自身。他们将这一原则在理解问题上作了不同程度的阐发，但都秉承了黑格尔所蕴含的客观性维度并一致反对“外在反思”的抽象性原则。此外，他们都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通过对其存在论基础的变革，返回到“生活世界”或现实的社会生活来扭转思辨思想对现实的“遮蔽”。当然，马克思与伽达默尔思想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进路，阐明了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并从语言的思辨性角度进一步将黑格尔的客观性原则运用于理解的发生学事件，将“逻各斯”即语言的自身运动呈现出来。但这种对语言的本体论阐明又陷入了另一种语言唯心主义中。因此，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阐明了理解活动必然植根于实践活动中，受制于历史发展的“定在”。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出发，马克思也论证了语言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与思想相纠缠的关系。因此，理解的客观性只有深入更为根本的生存实践活动以及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生活，才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命题的虚幻性。马克思与哲学解释学的区别就在于将理解诉诸真正的社会历史条件而非“存在”的联系，真正继承了黑格尔所开辟的社会现实的道路。也就是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依赖语言或者说语言与“存在”的本体论关联获得发展而是经由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获得生机与活力。从语言下降到现实世界意味着马克思发现了比语言更深层的社会历史的基础，以此前提出发才能真正回答“理解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一难题。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不仅克服了意识活动的先验维度，将意识导向了更为根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而且维护了思维的“现实性”“真理性”和“此岸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深层诠释学意蕴需要在批判思辨哲学的过程中展现出来，更要在与哲学解释学的批判性对话中彰显自身。对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思想深入研究，为解决社会现实难题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视角，为构建中国解释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