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乌合之众”寻找世界的真相（上）

作者：李照雨   
 


穿越“乌合之众”寻找世界的真相

——读《乌合之众》与《后真相时代》的思考



最近一个月，利用闲余时间读完了《乌合之众》和《后真相时代》这两本书。前者是我大学时曾读过的一本老书，相隔十载重读，确有故人重逢、物是人非之感，已无初读此书时的惊艳、酣畅心境，如今更多是对书中观点的品味与思辨，但书依然是好书，“故友”重逢总是令人愉快。后者是友人推荐的一本新书，如按我自己的阅读偏好，可能不太会主动找来读，属于是一次不期而至的相遇，让自己有机会领略到了别样的知识风景，拓展了对事物的认识角度。



这两书的体量都不大，主题也比较鲜明，而且直白地讲，优缺点也都很充分。这次写体会就不采用条目罗列的体例了，而是顺着自己的一些思考去与大家探讨交流。我设置了四个问题，它们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想要搞清楚的几个问题，我试着总结出自己的答案，难言正奇对错，只当抛砖引玉。



一、“乌合之众”究竟是不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1841年—1931年）写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95年。我们所读的译本的译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冯克利老师，他出生于1955年，代表性译著有《民主新论》（美国·萨托利）、《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法国·勒庞）、《致命的自负》（奥地利·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奥地利·哈耶克）、《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国·贡斯当）、《自由主义》（奥地利·哈耶克）、《论公民》（英国·霍布斯著）等。从其出生年代和代表译著篇目就可以看出，冯克利老师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较为倾心的，比较推崇哈耶克的政治哲学，这点从本书的代译后记《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中就可以感觉到。他在为勒庞的这本经典社会心理学著作选择译名时之所以用了“乌合之众”一词，应该多少是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群体行为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体行为进行了关联类比，将个人的情感倾向融注到了这个在中文语境十分贬义的成语上，也正是这个引人注目的译名，很好地成就了法国人勒庞这本并不严谨的小册子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名声。



《乌合之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勒庞敏锐地洞察了群体时代的到来、犀利地描绘了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特征，但却蹩脚地剖析着群体心理的成因与规律，展示着自己相当反动的历史观和混乱的方法论。简而言之，他在学术上是一位嗅觉和味觉一流、但掌勺手艺三流的“厨师”。他本质上是一位对群众运动充满精英主义、保守主义疑惧，采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种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去解释群体心理机制，同时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当敌视的资产阶级学者。《乌合之众》之所以在西方出版后热销不断、不断再版进而成为一代社会学经典，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由其学术质量多么上乘，而是由于本书采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观察19世纪晚期逐渐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其观点与结论在西方世界由资产阶级把控的政、学两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心理共鸣和情感映射，帮他们说出了很多想说又不方便说或者说不太清楚的话。勒庞在本书研究中最大的特点或者准确说是缺点，就是把对事物现象的描述当作了对事物本质的洞悉，并且用不甚周延的逻辑推演和十分有限的现实依据去做出武断、绝对的论断。代译后记中有一句对勒庞群体心理研究的评价，我认为相当的精辟中肯——“勒庞虽然从学术角度讲经常表现得十分‘外行’，却对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出自直觉的深刻洞察力”。



的确，尽管我们可以给予勒庞最为直截了当的有力批判，但是《乌合之众》这本书最大的魅力也在于其中对于群体心理特征和群众运动特点的辛辣描绘与深刻论述，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在书中多处可见。例如，“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他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还是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这些话都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许多自己直接的参照物，因而也就显得很有真实感，对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社会发展与运行规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必须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勒庞用尽力气去描绘他所理解的“乌合之众”——非理性、短视、狂躁、冲动的大众群体，但是瑜不掩瑕，他时而讲出的精彩论点并没有帮助他纠正对于群体的错误论断——以偏概全、自以为是地将一种乌合之众式的群体当作了群体的全部真相。勒庞一边方面对于研究历史显得十分轻蔑不屑，另一方面却不断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镜像中去发掘和总结群体心理，并把发现的东西轻率地宣布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及其延续促发的拿破仑战争是西方诸国历史上中最为彻底和波澜壮阔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西方近现代史上能够被世界公认为“大革命”的只此一家。毛主席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强烈的革命性往往包含着血与火的洗礼，群众在革命中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他们推动着革命，同时又被革命推动着。法国大革命之初，封建势力是受压制地资产阶级和受压迫的城市平民、农民共同的敌人，当资产阶级运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样的意识形态学说动员人民群众作为他们的同盟者共同进攻巴士底狱所象征的封建王权与等级秩序时，他们对群体是赞美的，这点从勒庞在书中对于群体在特定时期的献身精神、崇高品质的肯定可以感觉到。但是，当封建王权和领主们被赶下台后，人民群众要求获得更大的利益反哺时，资产阶级便撤下了伪善的面具，将自由与平等抛之脑后，把群众描绘成一群自私、冲动、短视且蛮不讲理的乌合之众。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中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确实发生了许多混乱和杀戮，但这不是人民群众自发造成的，反而恰恰是由于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资产阶级自身发生分裂与内斗，进而导致了革命的混乱。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人民群众在当时不可能拥有科学社会主义那样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因而在资产阶级的互斗中充当了他们杀戮对方及其同盟者的工具人。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一旦群众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就将爆发出空前的团结、进步、理性与坚毅，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地方，七十多年后的巴黎公社（1871年）就表现出了与法国大革命时截然不同的群众运动特点。作为资产阶级学术代言人的勒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段历史视而不见，却拼命从未曾见过的大革命故纸堆中找寻自己愿意相信的答案，这无论如何不能证明他在书中论断的正确性。战争或社会动荡时期的乌合之众是人类历史一种自古就有的群体，在罗马帝国陷落的烽烟中、在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的狂躁中、在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的声浪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喧嚣中、特朗普竞选集会的MAGA呼喊中，乌合之众总能占据一时或一地的舞台。勒庞很好的总结了这部分人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征，我认为这是他写作这本书唯一和真正卓越的贡献，除此无它。



二、今日的“乌合之众”是谁并且在什么地方



只要人类继续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存在，只要人类个体理性仍受到生理机制的限制而相对有限，“乌合之众”们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只不过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文化环境、社会活动、历史事件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勒庞写作《乌合之众》的年代是19世纪晚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革命与冲突的年代。一方面，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并培育了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推动着教育、科技、文化都在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垄断组织的的膨胀在培育更大更多的工厂的同时，也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压迫，列强之间因为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矛盾日益尖锐，进入了“冲突—威胁—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都在加速向前发展，前者最终“进化”为了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苏联[俄]和新中国为代表），后者最终“蜕变”为了法西斯主义运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美国3K党及麦卡锡主义）。革命与冲突/动荡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而后者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乌合之众”生存的乐土。应该说，“乌合之众”古已有之，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催生下开始高频率地出现，并在19世纪晚期获得了更充分、完整的发展，而洞察力非凡的勒庞则敏锐地捕获并描绘了这类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20世纪晚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加之计算机普及、网络技术为代表地新技术革命推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原子化，勒庞式的乌合之众尽管没有消失，但似乎已远离人们视线和舆论的中心地带。果真如此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乌合之众们仍然存在，但是其存在的形式和分布空间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至于给世人造成一种减少的假象。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网络时代，“乌合之众”已经大致形成了线上、线下两个场域的两种类型，前者是新型的、后者是传统的，两者之间彼此关联、互相刺激并时而相互转化。勒庞式的那种以阶级对抗、政治斗争、国家冲突为主要成因的乌合之众减少了，但是以文化冲突、观念冲突、权利冲突（实则是意识形态和阶级冲突）为主要成因的新型乌合之众则大大增加了。宗教、性取向、种族、性别、爱好、谣言、道德感，甚至是一副漫画、一段十几秒的短视频都可以成为刺激和动员人们在网络和现实中聚集成为乌合之众的诱因，我们每个人应该也都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这类乌合之众的经历。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乌合之众是更多而不是更少、更大而不是更小，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活跃，客观上给了我们很多“瓜”吃，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娱乐性，但他们也让这个世界更加纷纷扰扰、混乱破碎，不断撕扯和侵蚀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加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



这些乌合之众的存在导致了很多真正的公共问题、社会矛盾、民生焦点被遮蔽掩盖，阻碍了人们通过严肃深入的公共讨论或博弈去改善这些问题。相比于传统型乌合之众主要是由参与者自身生活中的现实因素（贫困、被剥夺感、从众投机）刺激产生，当代的新型乌合之众更多时候是被网络舆论或大众传媒传递的扭曲信息（主要表现为谣言、带节奏类信息）进行了诱导和洗脑，被一些自己素未谋面、不知所踪的人或组织进行舆论动员后，在网络虚拟空间或现实空间聚集而成的。世界上有一些人或势力也确实发现了通过操控信息组织和动员乌合之众，是帮助实现自身特定目标的一种便宜高效的手段，比较典型的美国对目标国家采取的“颜色革命”颠覆手段。当代人比先辈们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博和海量的信息资源，但却也更易被信息操纵者营造的假象误导。如何正确的认识和辨识信息，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成为乌合之众，应该是每一位当代中国青年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后真相时代》这本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