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动词的存在论（下）

3.想象另一种语言哲学

分析的语言哲学研究知识描述的合法性，但既不能消除形而上学，也不能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既然语言就是观念世界的本源，思想本源就在语言内部，那么语言哲学就是建立反思的合理路径，但不再是局限于以逻辑分析或经验知识标准去反思语言的那种语言哲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以语言本身去反思语言的新语言哲学。具体地说，以语言本身去反思语言的哲学期望能够满足如此条件：

（1）这是一种以语言的自反性（reflexivity）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的语言哲学，即让语言成为自我解释的元语言的语言哲学。语言是一种系统，通过自反性，语言系统的元性质，尤其是语言本身承载的形而上学假设，就从幕后走到前台，变成被反思的对象。可类比的典型例子就是哥德尔迫使数学成为数学自身的元语言，而对数学系统的整体性质进行了反思。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是以逻辑去反思语言，尚未达到自反性的语言哲学，只有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理论具有了某种自反性，可惜没有完成预定目标。

（2）既然语言是观念世界的本源，新语言哲学就必须反思语言的本源性，但这不是去研究语言的发展史（那是语言学的工作），而是去重构语言的内在历史性，把语言的历史性转换为语言的理论结构，相当于对语言的思想结构进行基因分析和基因溯源。初步想象是，以溯因推理（abductive logic）的方式，相当于用思想的逆运算，去发现语言基因自带的形而上学假设，那就是观念的本源。

（3）语言的语法是特定历史演化的结果，如前所推测的，多半有着“经济学的”和“现象学的”成因。语法只是语言基因的显性表现，很可能隐含着深层的基因结构，但不是乔姆斯基想象的深层语法，而是没有表现为语法甚至违反语法的意义链接方式。隐含而没有发展为语法的意义链接方式很可能缺乏“经济学的”和“现象学的”实用优势，但也很可能更接近思想的深层秘密。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动词就意味着比名词更深层的思想问题，动词思维或动词逻辑能够表达比名词思维和名词逻辑更根本的事态。动词为本的思想链接方式意味着，以动词作为组织语言的核心来建构所有语词和语句的链接，从而生成以动词为本源的无穷思想线索。动词为本的思想局面必定大不同于名词为本的思想局面。

4.动词是存在论，不是形而上学

语言的基因始于动名未分的原始词，甚至只是提醒功能的标识或提示。如果说原始词已经有了所指，估计也比现代词的所指有着开阔得多的视域，应该不是聚焦于特指限定对象，而是唤起某种完整情景，甚至蕴含一种故事，至少也意味着一个情节或一组连续的命令，其意义承载量相当于现代语言许多句子的综合。更准确地说，原始词提示了引发一种完整经验的“事境”，与“事境”直接结合的经验就是“本源经验”（ur-experience）。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认为“本源经验”无障碍地、未被干涉地直达歌德和本雅明试图寻找的“本源现象”（ur-phenomenon），那里有生活世界的要义。在切分性的语言和思想赋予世界分类秩序和价值之前，人类生活是由浑然一体的本源现象和本源经验构成的，对此，动名未分而有着高浓度压缩意义的原始词就显然更为相配。

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动名之分？我们无法穿越历史去了解情况，但通过溯因推理可知，当以原始词构成的符号系统发展为建构万物秩序的语言，意识就建构了一个内在于思想的虚拟世界，用来组织和解释真实世界。可是为什么需要建构一个虚拟世界？如果说是因为生活越来越复杂，于是量变导致质变，就演化出复杂的语言，这种解释恐怕倒因为果；应该反过来说，是先有语言而后人们创造了复杂的生活。原始生活虽然艰辛却很均衡，形成了长久的路径依赖。科学证明，原始生活差不多在50万年里几乎没有变化，文明的发生是在新石器时代内短短数千年间的涌现，距今天的发达文明也无非万余年，因此一定是发生了奇点级别的突破而产生了“思维大爆炸”。

通过对语言基因的溯因推论，我相信引发思维和语言共时突变的奇点是人类发明了否定词（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个论点我早有专文论述，在此略过细节，只需强调，否定词的发明等于创造了不存在也不能感知的思想维度，即虚在的可能性。正是在真实之外的虚拟维度使得反思成为可能，进而使感知型的意识变成了反思型的思想，而且，否定词也是产生概念和逻辑的必要条件。在否定词的奇点之后，既然有了“可能性”的虚拟维度，后继的无数创造就成为可能，于是逐步发展出了文明的四大发明：

（1）语言（能够建立万物秩序的成熟语言，不包括作为信号系统的原始语言）。语言有建构任何秩序的虚拟能力，能够设想不同于自然秩序的人文秩序。有了否定词，就有了判断形式，系动词（是）应该是作为对否定词的回应而产生的。在缺乏否定词而只有原始词的“蒙昧”时期，只有信号-反应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存在可以自由选择而需要反复思考的多种可能选项，也就不需要去发展出表达肯定判断的系动词，这说明了“不”先于“是”，不仅历史地先于而且存在论地先于“是”。所以否定词是一切思想的开端，是任何观念的本源。人发明否定词最早是用来否定某个错误行动，在发展出观念和思想之前的原始生活里只有行动，也就只有错误行动需要否定，那时还没有别的事情需要去否定。否定某种行动等价于专门特定地去否定某个动词，因此促生了动名分离。进而，分类学和概念的产生也基于以“不是什么”来理解“是什么”，然后才能解释“所有x属于X”。

（2）技术。有了语言就能够研究讨论复杂的技术设计，并且有了虚拟的可能性作为提前量来分析效果和因果。于是，在不可言传的经验中默会的“手艺”就发展为可交流的通用程序“技术”，因此能够制造自然所无的新事物，进而在“无中生有”的创造中真正理解了因果关系，即一个事情是一种操作的必然后继，进而又创造了可预期的未来概念。之前关于因果的自然意识只是对缺乏必然性的先后顺序或共时关系的联想，混乱而不准确。技术（工具）是用来实现操作的，可以理解为用它来实现动词的含义；需要被描述的程序化技术必定进一步促使语言的动名分离而推动语言自身的技术化，产生出语法、概念和逻辑。语言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生产描述和观念的通用技术。

（3）制度。文明的制度建立了自然所无的新秩序，与为万物建立秩序的语言不同，制度不是为世界万物建立秩序，而是为人建立秩序（包括政治、法律、伦理以及各种生活规则），因而产生了社群和社会。人类制度产生的一个严肃而有趣的问题是，人类的某些制度是反自然的，那么，逆反自然的制度何以成为生活或生存的必要条件？至今也不清楚，这是题外话。

（4）价值。自然里没有等价的事情，也没有等级，人类为自然事物创造了附加值，制造了等值、不等值和等级关系，美其名为“自然的人化”。听起来很美的价值概念在实质上意味着歧视和等级。与制度相比，价值更是反自然的。比如兰花凭什么优于野花？价值的意义何在？价值应该是文明秩序或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合理化解释，就是说，价值是对制度合理性的解释，但价值自身的合理性却没有得到解释。无论制度还是价值，都是基于语言而成为可能的。

语言是一切秩序的基础。任何秩序都需要足够清楚的名词和动词来加以解释。这或许是动名之分的一个理由，同时也说明了名词和动词几乎同样重要，都是构成观念和思想的必要条件，甚至接近充分条件，其他词汇是辅助性的语法功能或是锦上添花的文学补充。如前所论，人类语言的历史演化基本上发展为名词为本的语言，并且生成了名词思维和名词逻辑，这虽有偶然性，但确有“经济学”和“现象学”的优势理由。然而，随着需要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名词思维的固有局限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名词思维拙于解释动态性和未来性，甚至就性质而言，追求超时间性的名词干脆就反对动态和未来，因此缺乏足够能力来分析不确定性、非稳定性、互动性、自组织性、涌现、自反性、无穷性等一切超出了名词思维擅长的封闭概念、有界定义、封闭系统、稳定结构、线性程序的事情，它们通常被总称为复杂事物——尤其是人类的复数主体性造成了比自然复杂性更复杂的自由复杂性，制造了超越了名词思维和名词逻辑的分析能力的自相矛盾、悖论与两难。这意味着，名词思维和名词逻辑的思想空间容纳不下复杂问题。

名词思维的能力不足以形成解释动态复杂事物的复杂知识，根本原因在于，名词思维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因此自带形而上学的超时间性的局限性。概念、定义、本质，恒定性、完美性、完备性、封闭性、普遍性、必然性、不变性、绝对性，所有这些形而上学假设是一致相通的，都与名词的性质相关，都试图在可封闭的有限性里去解释无穷性。康托集合是这种形而上学理想的完美表达，也似乎是唯一的成功例子（在实无穷集合里实现了可总体理解的无穷性），假如柏拉图听说了康托集合，一定会激动不已。然而，具有“蛇吞象”能力的康托集合论仍然无法消除名词思维的局限性。几乎等价于集合论的名词思维制造了一个基本错觉，它诱导思想以为世界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事物组成的，并且形成了数学式的大集合，集合里又有无数子集，它们之间存在着从属性的等级关系，但真实世界并非如此。

关于形式化的逻辑（名词逻辑）的若干疑问，我别有论述，这里只复述其中一些或许最有趣的疑问。逻辑里唯一的动词是蕴含（→），然而显然并非所有动词都可以还原或概括为蕴含。也许蕴含足以解释命题推理的保真关系，但思想必须解释一切可能的关系，真值关系只是其中一种关系。对于整个思想，逻辑真值就不够用了。既然蕴含是名词逻辑里唯一的动词，实质蕴含就至少应该能够表达因果关系。实质蕴含确实似乎包揽了因果关系（相当于充分必要条件）以及非因果关系（语义分析关系、集合关系和真值关系），但这些性质不同的关系在蕴含的真值关系里无法区分，也就无法表达出因果必然性。比如命题“如果我有个苹果，那么天在下雨”与因果关系显然不能合并同类项，可见实质蕴含缺乏足够分辨力来表达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思想需要更多的动词。

另外，按照假定，逻辑规律是先验的，应该对于“所有可能世界”皆为真。但实际上，逻辑规律并非普遍必然而只在某些可能世界里有效。比如对于无穷系统，排中律就失去了必然性，准确地说，排中律只在矛盾律生效的范围里才是有效的；矛盾律的有效性又仅限于命题关系或真值关系，在量子世界里，排中律和矛盾律都变得莫名其妙，在价值问题上就更可疑，比如善恶好坏并不是矛盾；同一律在多维时间或不可切分的连续变化里就失去确定性和唯一性。逻辑规律的有效性必须基于个体、实体、本质等一系列形而上学假设，这些假设只在“单子世界”里有效，与真实世界有着根本差异。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虽然知识和思想系统（包括科学和逻辑）迄今为止都基于形而上学假设，包括普遍性、必然性、因果性、个体、本质、集合性、恒定性、确定性等奠基性的假设（形而上学假设的清单很长），而且那些形而上学假设似乎是先验的，因为确实是预设而不是经验总结——形而上学假设到底是不是先验的，这个问题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不足以构成知识和思想的充分基础。这意味着，思想和知识至少还需要另一个基础。

根据以上分析，已知形而上学假设都属于名词系统，名词的功用在于建立一个虚构的概念世界，制造一个用来解释真实世界的元世界（meta-world）。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证明了名词系统的解释能力有限，名词之网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主要的局限性是名词无法分析和解释复杂动态的事情，因此需要为动态知识（复杂知识）建立一个由动词构成的基础，以便发展与动态事物相配的动词思维和动词逻辑。动词思维和动词逻辑还有待生成，我的初步想象是，可以制造一种以动词为基本单位的元语言，来实现语法的反转：以动词作为语言的核心，作为语义链接的枢纽或节点，而名词则变成了动词事境的相关项，即以动词去定义一个“事境”，在其中，动词成为主角，名词变成了配角。或者说，在给定的“事境”里，把动词理解为决定事境性质的涌现，把名词理解为涌现的相关因素。

以动词为核心的链接网络显然不是线性的主谓宾结构，而是万向链接；不仅是链接主义方式（connectionism），同时根据具体动词的性质去理解链接的动态，或满足构造主义（constructionism）的能行性（feasibility），或发现动词的本源性或涌现性——如果一个动词事境导致另一个动词事境的涌现，那么，其中必定存在由动词所创造的初始问题，这个动词就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性的动词意味着不断发生的本源，因此，存在论就不再去研究一切存在的本源（其实人没有这种能力），而需要去研究每天发生的与时间同在的本源。本源就在身边，动词即本源，所以本源是复数。

假如动词系统成为动态知识或复杂知识的语言基础，那么它也是形而上学吗？就像名词系统是概念知识和还原论知识的形而上学基础那样，按照习惯理解，奠基性的观念设定都是形而上学。不过动词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动词代表的不是概念（除非在广义上或语法上使用“概念”），因为动词的所指不是“万物集合”里的一个子集。动词代表的是某种操作、运行、创作或制作活动，是那种把时间变成历史的存在方式，是把“不存在”变成“存在”的存在论行动，也是“不存在”所以变成“存在”的证词，因此，严格地说，动词是存在论，不是形而上学。尽管在广义的知识分类里，形而上学包括存在论，但这个分类忽视了存在论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差异：形而上学是名词性的，存在论是动词性的。两者结合才成为关于存在的完整表达：某物-运动。这是名词（形而上学）+动词（存在论）的坐标。

有个相关问题：康德认为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系动词（is）确实没有表达任何实在性质，因此“上帝存在”（God is）无所说明。但如果将其修改为“上帝在做”（God does），就不仅蕴含了存在，而且有了实在意义。这个例子试图说明，“存在”（is）只有语法功能，而语言语法不等于思想语法。“存在”（is）不能说明存在，只有动词才真正解释了存在，所以只有动词才是存在论的基础，也是存在论的唯一合法表述。

语言视域的动词-名词坐标映射了事实视域的我思与我作的坐标，两个坐标互相作证，相当于语言世界与真实世界互为证词。这两个坐标构成了所有哲学问题甚至所有思想问题的本源或基础。这是对我以前设想的第一哲学结构的改进。不过，哲学问题最终仍然必须落实到动词上，就是说，动词终究是支撑第一哲学整个结构的关键承重点。理由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是动词，没有动词就没有任何需要反思的问题。

如前所论，如果视域限于“存在”（is）,唯一可见的事情就是无所解释的重言式，也就没有需要反思的问题了，最多是不断重复的自我解释。系动词（is）是语言语法里的伪动词，如果将其换算为思想语法，不难发现系动词（is）的功能相当于“等值”（=）或从属关系，只不过是以自然语言形式来表达的等值关系或从属关系，即名词与定义之间的等值关系（如“人是有着理性反思能力的动物”）或名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如“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人”）或从属关系（如“苏格拉底是人”）。可见“是”（is）是一种形而上学关系，却不是存在论的关系。只有概括为“做”（do）的实动词才说明了存在。

名词-动词坐标意味着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坐标：形而上学解释了cogito必需的观念假设，存在论则解释了facio如何使存在发生变化。虽然cogito可以建构任意的内在对象，自己想要想什么就想什么，但如果不能实现为facio，就没有进入真实世界，也不能证明世界存在，缺乏facio的cogito就是“缸中之脑”。就其能力极限而言，cogito至多只能证明我存在（也有疑问），不能证明世界存在，因此，cogito的意义仅限于形而上学而尚未进入存在论。cogito的终点必须是facio，否则无意义。可参考一个虚拟例子：如果上帝只是想象了无穷多可能世界，而没有创造任何世界，那么这个“形而上学上帝”就不重要了，只有创造了世界的“存在论上帝”才是重要的。由此可知为什么中世纪哲学家拼命要为上帝建构存在论论证，也可看出存在论为什么有别于形而上学。

结论是，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来自facio，其中所有重要问题都来自creo。与之对应，名词的最终解释是动词。如果没有落实为“我做”，“我思”就不重要；如果“我做”不能成为“我作”，那么它也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