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动词的存在论（中）

二、从Facio（我做）到Creo（我作）

1.只考虑及物动词

“我思”只是主体性的一个支点，不足以解释完整的主体性，与我思并列的“我做”（facio）正是主体性的另一个支点。在实事中去实现主体性的动词就发生在外部世界里，也因此建构了外在事物的客体性。这里要分析的动词仅限于建构性的及物动词，排除了不及物动词（哭、笑、打哈欠、伸懒腰不属于主体性），于是应以“我做”（facio，making）作为基本概念，而不是包含了不及物情况的更广义的“我动”（ago,acting）。

建构性的及物动词意味着主体将某种形式、意图、意义或价值加于外在事物，很多时候改造了外在事物或事态，甚至创造了新事物和历史。来自主体性的赋值或制作使外在事物获得了被强加的定位和定性，某物被锁定为本来所无的特定身份下的“如此某物”（the thing as such），也就获得了客体性。这种客体性的概念不同于古代的理解。在古代语境里，每个事物被认为天然具有客体性和本质，相当于体现了某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但这个假设经不起怀疑论的质疑，不仅无证据，而且对于思想是冗余的，属于奥卡姆剃刀要删除的观念；另外，在一神论语境里，事物本身也自带客体性和理念式本质，并且居然获得了有趣的辩护：那是上帝的意图所成。可是上帝也缺乏证据，尽管无法证伪，但对于理解事物来说也是冗余假设。所以应不考虑这两种情况，只讨论动词所建构的客体性。

有个特殊情况必须说明。及物性的“我做”必定涉及他人，而他人是特殊客体，其客体性却例外地不是我思或我做的建构，而是他人的主体性为自己建构的客体性，不受我的主体性所支配，因此，他人主体性相对于我的主体性，就互相成为不可化约的绝对客体性。清楚地说，事物的客体性是“我”的主体性所建构的，他人的客体性是他人自己的主体性所建构的。对等的主体性意味着对等的客体性，于是形成了主体间关系，这同时也是不可化约的客体间关系，此种既是主体间也是客体间的关系导致了生活的复杂性。在最优可能性中，此种关系有望形成被列维纳斯神圣化的“面对面”关系，即互相尊重对方的主体性；但更多情况下却表现为互相不同意，或可称为“眼与眼”关系。这里无须延伸进入伦理学或政治学，我们只聚焦于形而上学。

2.“作”或Creo

人们常言宇宙之无穷性，然而事物只是多不胜数，并非真的无穷。无穷性是思想创造出来的概念并且只存在于思想中。秘密在于，全称概念加上无穷可能性的概念，就形成了对无穷性的理性预期——不是依靠想象力。我们有时高估了想象力，人虽然能够想象很多情况，但不能想象无穷性。无穷性仅存在于概念、逻辑和数学里。真实存在没有无穷性，想象也没有无穷性，只有思想创造了无穷性，这意味着，包含“无穷多可能世界”的无穷存在实为思想的世界，可见我思才是存在的奠基本源。这是笛卡尔的发现，他确实有理由认定我思的理论是第一哲学。可是cogito被锁在思想内部，虽有无穷性却无实在性，也就无用武之地，所以必须通过facio才能进入真实世界。这是前面分析的结果，但问题尚未结束。

能够改变实在世界的主体性动词必须落实为具有创造性的facio。复制性的实践不是创造性的动词，因此，“我做”的最终意义在于成为“我作”（creo,或creatio）。“作”是《周易·系辞下》里的关键词，意指创造了历史的重大创制，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的创制。作就是最重要的动词，facio只有成为creo，才真正成为建构事物秩序的主体性动词，因此，我做故我在（facio ergo sum）最终必须实现为我作故我在（creo ergo sum）。

我思与我作同为主体性的支点，都以可能性为资源，但采取了相反的工作方向。我思开启了无穷可能性，而我作却收敛可能性。只要进入作，无穷性就在实在性的约束中收敛为有限的可能性，无穷发散的可能性必须不断收敛为特定路径，乃至最后只剩下唯一的最优选择，或者说，作意味着不断排除在特定语境（context）或事境（situation）里暂时派不上用场的“无用”可能性。将无穷性收敛到不可减省也不宜替代的唯一可能性，即排斥了任何替代方案的最优可能性；无穷性收敛到唯一性，就实现为现实性。作就是创作现实。正如《周易·系辞》里指出的，无论创作了工具、建筑、服饰或无形的制度、观念和价值，都是创造历史之作。所以，作就是存在论的行动。通常把创作理解为自由地选择可能性，这只是创作的初始状态，后继的创作却是不断约束自由，不断删除不需要的可能性而达到不自由的唯一性，我们不妨借用老子的“为道日损”说法。

可考虑一个虚拟对照：人的创作与上帝的创造都具有“创世性”，但工作方式有着绝对差异。上帝可以创造任意事物以及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乐意，上帝就有绝对自由去动用并且实现所有可能世界，成为一个无限玩家。与之相反，人的创造却是自由地选择不自由，必须放弃许多可能性而成就一种可能性。莱布尼兹猜测上帝之心，认为上帝也要在无穷可能世界里挑出唯一最好的可能世界。可能世界理论极其重要，但莱布尼兹对上帝的猜测是拟人化的，上帝未必同意。从人类发明的技术、制度到知识系统，都能看到自由地选择不自由的建构，而人类想象的理想社会之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因为那些理想试图兼备太多的可能性，想要成全太多好事，而其中一些可能性是互相无法兼容的。

如果把创作自由理解为任意性或随意性，就解构了价值概念。随意作品缺乏不可替代的意义，还意味着不可重复的经验，而无法重复的经验正是对意义的否定，甚至是对时间的否定，最终否定了存在——存在需要时间，时间需要延续性（duration），如果时间只是瞬间，那就是死亡。“存在与时间”可以互相证明，而“存在与瞬间”却是互相否定。所以，随意或任意创作不是自由创作，而是反创作。在当代艺术里时有把反创作当成创作的情况，是因为艺术不是要命的事情，可以随便玩。在事关生死兴衰的事情（技术、制度和观念系统）上，人类之作都是通过收敛可能性去建立存在的秩序。我思敞开无穷可能性，我作把无穷性收敛为唯一性，两者合作便形成主体性的完整坐标，相得益彰，所以我思和我作是并列的哲学基础。

三、从名词到动词

1.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

一切问题都必须通过语言来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认为所有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的看法差不多是正确的。不过分析哲学对语言性质的理解却有点偏差，它把语言主要看成一个描述性的系统，或认为描述是语言的根本性质，于是相信，如果消除语言里所有拖累思想的形而上学，保证描述与事态的正确映射，就能够消除无意义的问题。当年这个一厢情愿的激进想法类似于柏拉图认为只要把捶胸顿足的诗人送给别的城邦，就会有一个尊重理念的城邦。虽然这只是早期分析哲学的看法，但也是分析哲学的底色，后来的分析哲学增加了多种色彩，但底色就是底色。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理解为参与整个生活实践的生活形式，但还是相信语言游戏不需要形而上学。然而形而上学始终如影相随地与所有问题同在，更晚近的分析哲学迫不得已重新迎回形而上学，却只是对形而上学进行了逻辑化的“合理”重述（实际上并不太合理），未能重建一个比传统形而上学更可信的形而上学，也没有创造出比传统形而上学概念更好用或更深刻的新概念。因此需要反思：为什么形而上学如此顽固而永不退场？

我愿意说，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整个语言都是形而上学，无论形而上学是否正确，形而上学就是语言的一个性质，因而也是思想的先验性质。通常，提起形而上学，人们容易想到的是那些解释终极问题的哲学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老子、黑格尔、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理论，但这些都只是讨论了某些形而上学问题的某种理论，并不是为整个思想奠基的普遍通用形而上学。覆盖了所有问题的普遍通用形而上学正是语言本身。并非人人都有个形而上学理论，但在形而上学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通过语言以形而上的方式建构了关于形而下事物的理解——语言的概念及其逻辑关系都不存在于真实世界里，都是属于语言本身的形而上虚构——却未必是幻象。

需要给形而上学一个新定义，但这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意并不违和，只是希望更精准地切中要害。传统形而上学研究超越的（transcendent）对象，康德之后又增加了先验的（transcendental）对象。以研究对象去定义形而上学虽然不错，但没有切中要害。我试图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去定义形而上学，理由是，选定哪些对象属于形而上学，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判断，而且有争议。功能不是主观选择，而是一个事实，而且功能的事实能够通得过先验论证，即在自相关中得证，总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结论：既然无论想（做）什么事情都必需使用x，那么x就是一个先验功能。从功能去看，形而上学是理解一切存在及其关系和状态的无真值却不可减省的观念预设，而且这些预设是系统性的和普遍的解释，并非关于个别事物的特殊想象，就是说，那些观念预设被假定为普遍有效而形成关于一切存在或整个世界的一个闭环的解释系统。

能够完全满足这个标准的形而上学系统就是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以及逻辑和数学。既然语言可以言说一切存在，那么语言就是全功能的形而上学。语言即形而上学这个激进说法或许令人生疑，但事实如此，最简化的理由是：语言的主谓宾语法预设并建构了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以名词为存在单位的世界秩序；并且，语言世界里的名词（不含专名）都是事实上不存在的共相；并且，基于名词的分类学也是事实上不存在的事物系统；并且，名词外延的那些个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逻辑规律都是不存在的事物关系。由此可知，语言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不是对事物的反映，而是对真实世界的元解释，完全符合meta-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怀疑论最早发现了概念不真实，而唯名论明确了这个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则确定了语言是自身建构的游戏。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既然语言是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与事物和经验毫不相似的语言为什么能够建立关于事物和经验的描述和理解，甚至能够用来发现事物和经验的模式和规律？这个奇迹需要解释。

2.名词思维的名词形而上学

尽管语言模式或有多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多数语言的发展都采取了以名词为意向焦点，即以名词作为所思里的核心单位的语言模式。名词的核心地位就相当于胡塞尔想象的所思（noema）里锚定了意向意义（noematic sense）的意向对象极（the X of objectivity）。名词为本的语言形成了名词思维。此种语言模式及其名词思维虽是广泛现象，却不能说是必然的，而是有其历史演化的道理。历史真相无法复查，但从建构论的角度看，名词引领的主谓宾结构在操作上比较方便，因而拥有“经济学的”优势。事实上，人类在建构规则和制度时都包含经济学思维。另外可能还有“现象学的”优势：意向性需要落实为可定焦的对象，名词能够锁定对象的意义，甚至可以定义，能够以确定的约束条件去建立某个封闭域，因此有利于分类、识别和检索，这正是知识所需的操作条件，于是名词适应了知识论的要求而成为了语言的主角。

总之，语言的名词思维有其演化道理，现实结果是，名词为本的语言生成了支配思维的名词形而上学。至今绝大多数形而上学理论都属于名词形而上学，即使有少数偏离名词思维的形而上学——估计人们会想到赫拉克利特、怀疑论或《周易》和老子——也只是注意到确定概念难以解释流变，却没有去建立能够替代名词形而上学的理论。名词形而上学对思想的建构既有优势也有局限，主要形成了如下几种建构：

（1）概念和定义。概念意味着为个体建群，即建立可识别的集合。概念是集合的名字，即所谓通名。而概念的定义则表达了集合的性质，即使在难以形成严格定义的情况下，也至少可以给出有助于理解概念的一组解释。除了专名（专名不是概念而是混在名词里的记号），所有概念的所指都是普遍对象（共相），可是共相在真实世界里不存在，因此，共相不是自在的客体，而是对包含许多个体的集合性质的一种解释，或者说，共相只是语法上的对象。如果离开语言语法而进入“哲学语法”（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即思想语法，就可看清共相的功能只是一种普遍性或整体性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正是形而上学。形而下的真实世界里都是具体特殊的现象，概念创造了超越具体特殊现象而并不存在的超存在，却被用来解释存在。唯名论早已明了名词的实质。

以“不存在”去解释“存在”，是形而上学的创举，但自始至终也存在着跨界匹配难题。柏拉图的理念是伟大的想象，但贪心地试图兼备抽象性和实在性，即理念既是概念又是实在，能够兼容如此自相矛盾性质的超级存在恐怕只有上帝。柏拉图没有想到上帝，他想到了几何学。几何图形确实是理念的良好隐喻，但严格地说，几何图形只是理想化的具象特例，并不是概念（点、线、面、方圆、三角等概念只能在语言或数学关系里去定义）。几何学对于哲学家似乎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疑心康德的先验图式（scheme）也是暗中对齐了几何学。如果删掉了理念的实在性和具象性，单薄化了的理念就降级为概念了，就成为形而上学，就是说，概念以及概念的关系就是形而上学。柏拉图没有发明存在论的名称，但理念论实为最早的存在论。存在论事关真实存在，比起概念化的形而上学多出一个维度，因此厚实得多。基督教需要论证上帝的真实存在，单薄的形而上学就不够用了（上帝不能仅仅是最高概念，还必须是最高实在），于是，不仅解释“纯在”（being）而且解释“实在”（existence）的存在论在中世纪才正式形成。

（2）分类学。这也是语言形而上学的伟大建构。我们根本不知道实在本身的状况（所以有自在之物难题），万物秩序虽然与科学定理似乎是一致的（否则会出现很多反例），但有趣的是，人类设想的万物秩序多出了不少万物本身所无的形而上秩序，却居然有助于知识和科学的建构，这个成就助长了先验论的虚荣心。其中一种“多出来的”形而上学虚构就是分类学的万物秩序。人类有着万物归一的顽固信念，于是采取了以一统多、分层分叉展开的金字塔结构，去替万物建立了归属与等级秩序。这些基本上都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式的种属分类模式，也相当于集合论的等级制（大集合统摄子集以及更小子集）。等级制显然是人的想象，万物本身并无等级。分类学虽在真实世界里不存在，但不是错误。分类学秩序并不是为万物着想的，而是为思想所设想的，是思想为万物建档，是万物的“思想仓储”。集合论式的分类学正是为万物建档的最优方式，至少对于人类可怜的脑力来说是“最经济的”方式。总之，分类学是关于形而下事物的形而上秩序，是一种关于存在的不存在秩序。

（3）逻辑。名词为本的语言必然发展出名词逻辑，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到现代逻辑，都是名词逻辑。在逻辑的基本连接词中，除了合取（∧）与事物关系能够勉强对齐（alignment），其他连接词（～、∨、→、≡）在真实世界里都不存在，与真实事态也毫不相似，由此不难看出逻辑也是形而上学。另外，逻辑规律如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有效性都基于一系列形而上学假设，包括独立封闭的个体实体（相当于“单子”），可以封闭定义的本质，超时间的确定性、必然性、恒定性，等等。逻辑规律只在理想化的命题关系中有效，真实世界里并不存在逻辑规律。逻辑世界里的唯一取值模式是真值，这一点也与真实世界相异，真实世界只有“真实性”（reality）,却没有“真值”（truth values），可见逻辑是最纯粹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