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中国的心灵哲学与超越问题（下）

关于意向、意志，同心灵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关系更为密切，它是说明人的实践活动的。中国哲学家普遍承认并接受这样一个命题：“意者心之所发”、“志者心之所向”。意和志就是指意向、意志而言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谓意识，中国哲学把意向、意志看得特别重要，从而形成自己的实践哲学。“意”是直接决定实践的，而实践是实现“圣人境界”的根本方法，中国传统的哲学家们都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践道”之学或“践履”之学，就是以“道”为心之所向而能亲身践行之，决不是仅仅变成一种理论学说。它不是以建构理论为特点，而是以“躬行践履”为目的。从心灵的角度而言，则是不以认知为主，而是以意向意志为主。理论辩论被斥之为“口耳之学”，与人的身心性命没有关系，意向意志及其实践行为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孔子主张“志于道”、“志于学”，不仅以“道”与“学”为志向，而且以实践行为为其根本要求；不只是接受某种外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道德意志并变成自觉的道德实践。这被认为是实现理想境界的根本途径。“我欲仁，斯仁至矣。”[4] 这里所说的“欲”，不是感性欲望，而是由主体意向意志所决定的愿望。“仁”本来是心所具有的，但是要实现出来，还需要道德意志的转化，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克服自我，这从根本上说是“行”之事，不是“知”之事，所谓“先难后获”，就是行而后仁。

当然，“意志”还有另一种用法，是指个人的主观意见和私心杂念，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我毋固”，就是指这种“意”。心之本体虽是善，但意作为心之所发，有时却未必善，这就需要“诚其意”。儒家的“正心诚意”之学，就是使自己的心灵意志不受私心意气的影响，这是心灵的自我操持、自我修养。通过这样的“心地工夫”，使心有所“正”，意有所“诚”，便能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也是自我超越。

意志、意向活动在后期儒家即理学家的学说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朱熹曾说，他平生所守就是“正心诚意”四字。他把“诚意”看成是“梦觉关”，一个人有没有自我觉悟，要看他是不是“诚其意”。王阳明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心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5] 他把意志、意向的主体实践特征说得更明确了。“意之所在便是物”之“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对象物，而是主体投身于其中的实践活动，例如“意在于事亲，事亲便是一物”。“事亲”是尽孝之事，是主体意向及其实践行为，孝不在于亲而在于心。这同现象学所说的意向也不相同，现象学所说，意向必有一个对象物，这个对象物可能是并不存在的意向物，如“牛头马面”之类。王阳明所说，则是意向所产生的实践活动，它是现实的，并且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效果不仅证明意志的存在，而且证明“圣人境界”是能够达到的。他的“知行合一”说，把“知”和“意”统一起来，而他的“良知为知行本体”之说，则把“意”即“行”引向超越的层面，因为“良知本体”不是别的，就是普遍绝对之“天理”。后来，刘宗周竟直接把“意”说成心之本体，是“定盘针”、“心之所以为心者”，这样一来，意向意志就和形而上本体论直接联系起来了，“意”真正变成了超越意识，而“诚意”则成为实现超越的根本方法。

可见，“意”作为心灵“存在”，是同道德意志相联系的，作为心灵活动，则是指向超越的，指向“圣人境界”的。

三

作了以上概述之后，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心灵学说及其超越思想有没有现代意义？有什么意义？

心灵问题是古今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中西哲学家们都有他们的心灵哲学，实际上他们所讨论的是一个永恒性的问题，但着眼点却并不相同。从主导方面看，西方哲学侧重于心灵的智能方面，中国哲学则更关心情感、意志方面。这是两种不同的“走向”。前者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动物”，心灵的根本特征在于理智能力，而其功能则在于认识世界。中国哲学则把人看成是“情感的动物”、“行为的动物”。中西哲学都重视人的理性，但西方强调理智理性，中国则强调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因为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而不是发展知识，是与世界和谐相处，而不是主宰世界。这样看来，它的现代意义是明显的。

在中国哲学看来，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提高心灵境界的问题，单靠智能、智力是不行的，因此，它在理智方面并无突出的贡献，但在直觉、体验和实践方面却有充分发展，并为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把心灵问题看成是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不是知识结构的问题；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问题，而不是对世界认识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是中国人文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在当前科技时代，人的智能已发展到很高程度，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造出代替人的“智能机”，以为人类服务，但是却不能使机器人变成人），但是无法解决情感、意志、自由、需要、目的、道德、审美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的心灵哲学把情感、意志、道德、审美作为自己的主要课题进行讨论，说明它抓住了心灵的本质，是真正的人学哲学。

中国的心灵哲学没有从分析或实证方面解决人的情感、意志、直觉、体验等问题，说明这些不是分析或实证方法所能解决的。从超越的层面说，中国的心灵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但它不是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而是境界的形而上学（刘述先先生称中国哲学为“境界形上学”是很恰当的）。这种形上学在解决人类精神生活的问题上至今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心灵哲学要不要真理？回答是肯定的。它所追求的是人生的“真谛”，也就是心灵的真实“存在”。这当然不能仅仅从智能方面去解决。正如吉尔伯特·赖尔所说，心不是“机器中的幽灵”[6]，亦如理查·罗蒂所说，心不是我们的“镜式本质”[7]。但是，如果用“智力倾向”或“行为方式”去解释心，尽管在逻辑分析方面有许多方便，但也有不少困难。人类的精神生活不仅包括许多方面，而且确实有形而上的超越。“身心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因此不可能出现笛卡儿式的二元论，不存在脱离形体的观念实体，也没有康德式的纯粹理性和形式。它同西方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确有相似处，但又有重要区别。它是一种意义的认识，价值的真理，这是由人类心灵的需要产生的，也是人类心灵所特有的。心的特征不仅表现在智能方面，而且表现在价值、意义的不断创造方面，这对人的生命而言更为重要。人不仅能够运用语言符号，而且能够领悟到人是什么、能够创造出一个意义世界，这就是人生境界。在中国哲学看来，人如果没有“仁心”、“良知”以及同宇宙本体合一的认识和体验，就只剩下一个“躯壳”了。

承认道德价值来源于心灵的不断创造，并经过自我修养，能够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超越，“对越神明，无愧于心”；承认心灵具有美的价值，并能够创造出一个美的世界、艺术世界，陶冶性情，提高情操和情趣，经过自我超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意境，享受到人生的乐趣。这些都是中国心灵哲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现代人，不仅要使物质生活更加富有，而且要使精神生活更加高尚。中国哲学所创造的人格类型，不管是美学的，还是道德的，只要同现代社会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心灵中最深层的东西同最高层的东西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更美好的精神价值。这就意味着，要把世俗化同理想化结合起来，把现实同超越结合起来。

中国的心灵哲学为宗教问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法。它不是把人的情感等，人格化为彼在的上帝，而是在心灵之中求得解决。这一点被某些学者批评为缺乏超越性。但是，这种不离自我又超越自我、不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不仅创造了中国和东方的精神文化，而且在现实社会中有补救“精神失落”的作用。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作为个体的、现实的、感性的人，他的心灵不能不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但是，从生命的本源处说，从心灵的创造性而言，它又是无限的、绝对的。心灵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自我超越最终找到人生的归宿。

在超越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承认中国哲学有“适应”现实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服从”现实。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对现实的超越。

中国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但是缺乏积极的批判精神，这从心灵哲学的角度讲，确实是一种自我限定。它只能实现一种精神境界，供自己“受用”，而无力改变现实、转化现实。因为它虽然设立了宇宙本体作为价值之源，但由于内在的自主性，一方面有利于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却缺乏客观的理性法则。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无非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历史上权力无限的统治者，很少能做到“内圣”，因此，“外王”也就落了空。

总之，中国的心灵哲学是一种自我超越或内在超越的哲学，它在解决人类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需要历史意识，而且需要超越意识，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是历史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心灵哲学也有它的限定性，对此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评价和批判，这样才能使它在现代社会中发出应有的光辉。

注释：

[1] 马克思·韦伯：《儒教伦理》。

[2] 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

[3]《孟子·告子上》。

[4]《论语·述而》。

[5]《传习录》。

[6]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7] 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