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安顺：21世纪儒学，从“游魂”到“归魂”—儒学传承发展三十年（1991—2021（下）

（三）儒家经典是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的主体内容

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起，经典的遴选范围又迎来了一次全新而具体的讨论。中国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二是优秀的古诗文，三是广泛流传的古代蒙学读本。上述经典对象逐渐摆脱“常常被看作圣人的所言所著”的经典，如《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将其进一步扩展到《三字经》《弟子规》《史记》、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甚至推展到中国武术、茶道、书法、汉字和民俗等范畴。然而就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开展的主体内容而言，儒家经典仍然是核心内容。如王财贵认为经典指“永垂不朽的著作”，经典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第二个层次是《周易》《诗经》《老子》《庄子》；第三个层次是文艺作品，古文、唐诗、宋词、元曲；第四个层次是蒙学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王财贵认为只有第一、第二层才是真正的经典。而蒋庆认为，“所谓‘经’，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继而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体现‘常理’‘常道’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诸经典”。其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包含《孝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春秋繁露》《中说》《通书》《近思录》《二程遗书》《象山全集》《朱子语要》《朱子全集》《传习录》《阳明全集》，除《孝经》外均为节选本，总共约十万字。蒋庆对经的范围界定明显比晚清学制扩大了，内容几乎贯穿了整个儒家思想史，但又比王财贵认为的经典范围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出版了《中华古诗文读本》分12册出版，这12册读本中每册都有《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选篇。就经典诵读而言，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就可以刊出儒家经典的主体地位。在甘肃某所伏羲学校里，“一年级为《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唐诗、宋词、元曲。二年级为《幼学琼林》《孝经》《诗经》节选；三年级为《论语》，四年级为《大学》《中庸》《礼记》（节选）、《尚书》（节选）、《周易·系辞上》《左传》（节选）、《孟子》（节选）；五年级为《道德经》《庄子·内篇》《列子·汤问》《管子·弟子职》《孙子兵法》（节选）、《墨子》（节选）、《荀子》（节选）、《韩非子》（节选）等，六年级为《中华美文》先秦到隋37篇，唐到清39篇”。在传统文化地方必修课程方面，2016年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的《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试行）》为代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地方课程来开展。在课程设计方面，本课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的选取以儒家文化经典为主；在儒家文化经典的选取中，以“四书五经”为主。对格言、章句，要有精准的注释、翻译；对选读的书目，需有精辟的导读、必要的注释。在格言、章句、书目选读之外，辅之以相关的人物、事件、故事等。学段课程内容方面，小学阶段以儒家经典及蒙学经典中的格言、章句诵读为主；初中阶段课程要重视儒家文化的系统性，让学生初步系统感知中华传统美德。在内容体系上，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道德纲目；高中阶段课程要对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系统研读、反思。

由此可见，当代人对“经典”的理解，跳出了“旧经学”的范围，扩大了对象，增加了新的内容，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就上述各类专家学者或者教育实践者认可的经典范围来说，“四书五经”又是普遍认可的最基本的经典文本。

五、儒学为什么会回归？

儒学经典回归中国教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徐梓关于传统经典教育“弥补百年来激烈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裂”，“增强和焕发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信心和活力”，“寻求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阶层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这三句话从历史发展、全球视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做出了恰当的论述。而儒学回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多样性的需求、文明交流的互补性、经济发展的伴随性等等，本文主要从历史大视野和对人的主体价值维护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儒学回归是中西、古今之争在当下的持续

清朝前期以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以及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为标志，中西之争已经难以避免。当下的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也是中西、古今之争在教育领域的突出呈现。“在中国不仅仅是自身传统文化和经典著作的断裂和重续，我们还有近现代国运背景下，启蒙和救亡过程中现代性介入和嫁接及其背后的西学因素”，所以，“中国的经典教育中体现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古今之争，也是中西之争，以及西学背后的现代道路之争和西方古今之争”。“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名著在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背景下如何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相处并体现在教育中？这是一个新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而核心的老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国学经典教育的发展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发展创新，要充分借鉴现代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的研究成果”，但中西、古今之争却不可逾越。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方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争’，中华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和’字”，那么，更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一个“食肉动物”的族群与一个“食草动物”的族群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一直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生存极限挑战问题，处理得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胜利，处理不好，则会沦为历史的罪人。另外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中西文化在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相互交流中，存在着文化交流的误区，最典型的就是中国“龙”翻译成西方的“dragon”，其造成的错误感知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抹平，所以中西文化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还必须深度进行不断地纠错。

（二）儒学回归是当代中国对走出现代性困扰的一次实践探索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达了中西文明互补，甚至以中补西的希望：“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有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一百年过去了，今天重新思考梁氏的建议，其实，我们第一步可能就没有走好。

随着中国近现代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现代人要革传统文化的“命”，让经验的、精神的和心理思维的文化传承整个阻断，以凸显现代性的要素。但追求同质性的现代性文化广布之后，文化认同的需要同样强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认同”已成全球性的话题，中国的“现代性焦虑”有所消退，“文化认同”的焦虑则日渐强烈。“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民间和官方“祭孔”，似乎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却遭遇消费社会下已被“现代性”所编码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人们的存在方式——“无我化生存”。“无我化生存”的人是高度社会化和物质化的人，倾向于把一切都化为消费与时尚的狂欢，这使儒学的传播陷入了困境。同时，大众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是“去经典化”的开始。语文教材的去经典化，Q版教材的热销就是一个实证。教育界最终没有接受这种轻便化、娱乐化的教材，因为“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而言，缺乏某些一致的价值观念与某种共同的精神，就失去了维系这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支柱。缺乏向心力的社会与民族是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民心与民力”。即使面对大众阅读需求的转变，经典越来越边缘化，其实“对经典造成真正挑战与威胁的则是来自于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去经典的文化，受其影响所形成的大众阅读，对经典形成了严重挑战……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大众文化其实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经典教育必须有效化解商品化、娱乐化的诱惑，这是经典教育在市场经济下遇到的现实挑战。

现代性的困扰在教育领域也集中呈现，由于大众化消费已成时尚，文化认同遭到威胁，人生意义被物化，信息科技更是加重了人的虚化，“成人”问题层出不穷。“教育能否‘成人’，依赖于在社会成员那里是否发生了‘为人’的自觉及其觉悟程度，‘自觉’和‘觉悟’都是无法教的，而经典恰恰蕴含着这种无形的力量，同时具备发人深省的客观作用。”但“‘觉悟’这个东西跟‘潇洒’一样，越故作越远离。”被形式绑架的经典教育效果是大打折扣的，经典教育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大张旗鼓并不妥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恰当氛围中的融和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自发的民间读经、自觉的经典诵读和理性的经典教育实施，是中国社会对现代性困扰带来的精神困顿的一次有益突破探索，是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走出现代性迷茫的社会实践运动。

六、儒学回归的历史经验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交接之际，在中国人文教育领域里，儒学教育、读经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经典教育等教育思潮先后涌现，相互激荡。上述教育思潮立足于“人”的主体性、整体性、精神性而展开，其实是人文教育在科学教育面前的多样化探索。在这些教育思潮背景之下，儒学从“游魂”到“归魂”转变的经验总结就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

（一）儒学在教育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是儒学归来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主体思想的再一次扎根

儒学教育、读经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经典教育偏向于本民族文化在教育中的渗透，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是欧美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而后引进到中国教育中的，但两者都是中西方学者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在当代教育快速发展并在普及教育基本实现之后的一种教育反思，其主题就是如何成就一个完整的“人”，尽管名称不一致，出现的时间点也有先后，但都是当代教育对作为“人”的教育的不断反思和总结。由于中国教育中缺乏宗教教育的背景，上述教育思潮总会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冲击着中国当代大中小学教育的神经，但没有哪一种教育思潮能较好地完成中国当代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不足，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坦然面对的中国当下人文教育的现实和困境所在。中国当代教育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会有自己的问题，从中国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来看，经学传统影响下的经典教育应该成为中国教育的核心部分，是“人”的教育的基础，尽管这种发源于经学教育的经典教育还需要深入挖掘，重新阐发，重新设计。儒学“游魂”归来就是在这样的大教育思潮背景下的结果，标志着中国教育思潮发展史上一次大转折，预示着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代教育领域的再一次扎根，再一次传承，再一次发展。

（二）儒学归来是对现有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思，是中国教育学成长的前奏和源泉

教育学者认为，专业教育就是学科分化后的带有职业准备的现代教育主体部分，垄断了高等教育的全部，在中小学表现为各类学科课程的设置，专业教育都是极其必要而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过度的专业教育却对“人”的教育构成威胁，需要通识教育的补充。经典把握的是永恒，专业不过是因于时代精神而生。经典教育要先于专业教育，意味着经典教育在时间上要先于专业教育。“全人”概念是基于“半人”概念提出的，也是专业教育走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更有学者指出，古典教育与技能教育之间的矛盾是贯穿整个西方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一对基本矛盾。文艺复兴以来，古典教育模式受到了现代性即教育的大众化和实利化的挑战。教育，作为一种以传承知识、训练技能、训练道德、人格养成的制度化的社会活动，始终与人的养成相始终，始终脱离不了培养什么人的目标。“教育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的活动，经典教育无疑是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典型教育范式”；“无论素质教育、人文教育，还是自由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高校的国学班，民间的读经运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通过经典来进行教育”。从教育的核心载体来说，经典才是这一类以“人”为教育目的的不可或缺的、具有丰富性和具有启迪性的恒久而伟大的教育读本；为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传承民族传统特有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说，有效的方式也是深入理解和活化传承经典。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是在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形成的经典内容遴选的最大公约数，是教育底线的选择，是民族文化的共识。在发展中国教育学成为当代教育学界的共识之时，中国教育学界提出的培育“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和“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教育主张，就特别值得中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如何培育全球化时代公民的“中国心”，急切地需要儒家思想的滋养，那就是要通过训练民族思维、确立价值取向和养成人格理想来塑造中国学生的“中国心”；如何“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更需要儒学“天地人三才之道”和心性功夫论思想的灌注。

七、儒学回归的历程和趋势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一轮以《四书》为主体的经典教材建设和实践的探索，但随着台湾地区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之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重任已经毫无争议地从台湾地区转到大陆地区。1995年赵朴初等九老联名提交的《提案》，开创了少年儿童学习中华民族经典的破冰之旅。进入21世纪以后，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密集的政策文件，极大地推动了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的发展，将群众性自发的民间读经和自觉的经典诵读活动阶段推向面向全体学生的中华文化课程体系构建的制度化建设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21世纪的海峡两岸读经现象，以201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2010年之前，民间读经蓬勃开展，各级各类学校经典诵读渐热，是经典诵读的早期兴起和积累阶段；2010年之后，以校本教材、地方教材为主体的经典教育逐步形成，其教育内容、方式、目标、课时、教材、师资等正式提上日程，各类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逐步加强，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理性探索的阶段。这种转变是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整体转变的一个缩影，其核心是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和教材建设的民族化问题，是如何从西方“拿来”到融合中外乃至重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和教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话语从边缘到重新回归、重建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