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回归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上）

[摘要] 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文化则赋予了主体性以“人”的维度,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主体性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作为生命之流的时间长河当中,从过去经现在而通抵未来,延展出自身的内在逻辑。始终保持着一种敞开姿态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两个结合”为着力点,既对过往保有文化反省的态度,又携带着关涉未来的文化构建的任务,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使命。

置身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每个民族面向世界舞台,都希望将自己的文化特色呈现出来,为世界文明着色增辉。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走过46年的历程,在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未来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尤其是面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主体自觉,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保持自身文化的鲜明特色,回归并坚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论断并强调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的确,中华民族如果想昂扬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不仅依赖于发达的物质文明,更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葆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自觉,我们才能切实肩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而精神文明的生成离不开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又奠基于中华文化主体性。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高清海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道:“‘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核正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而努力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带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时代课题。

一、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

何谓“文化”?自从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到现在,有关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近300种,可谓蔚为大观。然而,面对数百种文化定义,笔者以为要想整体性地把握文化概念,那么至少要包含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这也是关于文化的最根本特征,因为凡是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换句话说,人的参与是文化得以生成的必要前提。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未经过人们加工改造的对象世界就不能成为文化,而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一定是打上了人的印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正是由于人的参与,我们的对象世界获得了改变,所以人塑造了自己的文化世界,即属人世界。进一步看,人在对自然的改造中,同时也成就了人自身,即造就了人的文化生命。

其二,文化与人具有“同构互塑”关系。如果采用形象的说法,人和文化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看是人,背面看则是文化,也就是说人和文化之间具有相互成就与相互塑造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对人与文化的内涵解释方面,例如德国著名思想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就将人视为文化的存在,进而指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反过来,当我们给“文化”下定义的时候,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文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这里,文化与人的相互规定性不能视为同义语的反复,实际上,人和文化就处于这样一个最真切的内在关系之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文化是什么样子,同样,文化如果没有人的参与也必然无法生成。

其三,文化对人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二重性作用。从文化对人的肯定性作用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风俗),在人们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和传承,其中融入了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它稳定和固化了我们的社会价值,界定了人的生活世界,这就会对特定族群起到保护作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传统是不同的,人们也往往会在生活习俗方面产生差异,只有入乡随俗,才会在这片土地上或集体中活得安全舒适,否则会被视为举止怪异的另类。而从文化对人的否定性作用来看,传统有时由于太过于厚重而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某些传统让人感到压抑和束缚,不再适应人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甚至与社会时代需求背道而驰。因此,对于那些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继续坚守,而应该勇敢地做出必要的改革和调整。换言之,传统一方面保护了人们,但另一方面又压抑了人们。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有一句名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认同了一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无形中会被这种传统左右,可能会削减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动力。面对传统,我们可以用“悲欣交集”来概括,这里的“欣”就是“欣喜”或“欣然”,“悲”就是“悲凉”或者“悲壮”,因为传统既不是纯然的好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坏的东西,特别是当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要着眼未来对传统进行自觉的反思。

文化的基本特征勾勒出人的文化存在,“通过文化,人类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中确证着自己的本质”。紧接着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主体”,什么又是“主体性”?众所周知,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主体”作为一个关系概念,其所对应的表述是“客体”。当我们讨论人与世界这一对文化生成最基本的关系时,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世界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西方近代哲学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特征,例如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人是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指在与世界的关系中人就是主体,而永远不能作为客体、工具、手段而存在。

从人作为主体的这种性质出发,我们才能建构起人与世界的能动性关系,这是从哲学的最基本层面而言的。主体作为一个关系概念,体现的是“我”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活动中承担者和实施者的身份定位,作为“我”的人是主动方。而主体性指的则是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与对象性客体所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根据我的明见—这种明见必须仅仅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统握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统握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在哲学命题“实体即主体”中赋予了实体以主体作用,也就是说不仅人具有主体性,整个的世间万物如果作为实体存在的话,都具有这种向主体展开的能动性。黑格尔的哲学赋予了整个哲学概念体系以自我能动性,它不是依赖外在的力量去推动概念的自我变革,而是借助一种内生的动力。黑格尔把人类精神的演化解释为从绝对理念外化成自然,最后再回到最高的自我实现。整个演化过程被认为是人类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它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来推动,所以实体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其自身就是能动的。因此,实体的精神性或观念性使之成为主体,主体的客观性或存在性使之成为实体。

“人”本身作为桥梁勾连了文化与主体性,在此意义上,文化主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呈现。我们需要继续追问,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应该如何表达?首先,人作为文化的存在,谈主体就不能离开人,而“主体性”前面加了定语“文化”二字,这就使主体性从一般意义上脱离出来而增添了“人”的新意。既然人是文化的存在,那么人作为主体性的表征必然要呈现为文化主体性,而文化主体性也可以称之为人的文化生命。因为从自然与文化的二分理解上,人具有两重生命含义:一种是自然生命,另一种是文化生命。人的自然生命很好理解,即从生到死的时间持存性,这是有限的生命,因为谁也赢不过和时间的赛跑。诚如毛主席所言“人总是要死的”,这便是人的自然生命。但是人还有第二层生命即“文化生命”,文化生命是不朽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展示的就是“安身立命”的历程,其中“安身”是对人的自然生命的一种眷顾,而“立命”是对人的文化生命的关怀。但是很多人往往执着于自身的自然生命,在经验世界不断地占有、贪婪与沉沦,而缺少对自己文化生命的关注。因此,人的文化生命就表征了人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或个体)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对其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个体有个体的自觉,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类存在也有类的自觉。因此,当我们深入探讨文化主体性内涵的时候,就需要从传统、现代和未来这三个维度进行动态地、连贯性地阐释,具体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