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周易》（中 ）

二
与《易经》相关的是《易传》。从总的方面看，作为《易经》的解释，《易传》既渗入于卦象和爻辞的展开过程，又以相对独立的方式提供了对卦象和爻辞的说明，前者主要以《象传》《彖传》和《文言》为形式，后者则体现于《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文本。这里先考察前一形态的《易传》及其与《易经》的关系。
就形式而言，《象传》《彖传》和《文言》作为解经文献，与《易经》的卦象呈现交错的关系，并往往在诠释过程中融合于其间。《易传》在阐释卦象意义时，首先展现了形而上的观念。《乾·彖》中可以看到如下观念：“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这里既肯定了乾卦的统摄性，也蕴含着对万物以及天地的形而上观念：万物之起源、超越形态的天，以乾元为最终的依据。《恒·彖》则进一步肯定：“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本有长久之意，《彖传》从刚柔、雷风、天地之道的角度对此作了解释，既展现了其中的形而上意义，又解释了日月、四时所以恒久的缘由。圣人不仅把握天地万物之情，而且以天地之道为化成天下的依据，恒卦中的形而上意蕴，由此得到比较充分的阐发。
对《易传》来说，天地万物作为形上层面的对象，并非各种孤立存在，其间具有相互关联性。关于否卦的解释，便体现了这一点。《否·象》认为：“天地不交，否。”同样，《否·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在此，“天地之交”被提到了重要地位。“交”意味着扬弃彼此隔绝而走向相互作用，对《易传》而言，天地之间如果缺乏这种关联，便将导致不利的后果(所谓“否”)，相反，二者如果接触而互动，便可使万物相通，从而走向繁荣昌盛。不难注意到，这种感通观念与前述形而上的视域相互交错，既体现了对天地万物的哲学理解和规定，又更为深入地展现了理性的趋向。
《象》作为卦象的解释，有“大象”与“小象”之分，“大象”表现为对卦象的总体解释，“小象”则是对特定爻辞的释义。王夫之曾作《周易大象解》，对作为“大象”的《易传》作了诠释。以《乾》卦而言，《乾·象》首先作了如下的释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通常将这一提法理解为对进取精神的崇尚，这固然不错，但从《易传》本身看，其中的涵义又显然不限于此。这里涉及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天行健”主要指出天道层面的存在品格，“君子以自强不息”则表现为人道意义上的行为方式。可以看到，这里所突出的，是天与人的相关性：天行引向人事，人的行为则以天道为依据。与《乾·象》形成对照的，是《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人的行为取向，“厚德载物”同样以自然为依据。
广义天道与人道的沟通，体现于《易传》的不同解释。“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太)和，乃利贞。”这是《乾·彖》的表述。在此，乾道规定了万物的性质和趋向(性命)，同时又维护万物的统一(太和)，由此，占卜也获得了有利的根据(“利贞”基于此)。《乾·文言》的看法与之相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了“利者，义之和也”的表述。可以看到，此处之“利”，乃体现了公共或社会的需要，故与“义”具有相通性，而“和义”则被视为与之相关的价值理想。以上观念同时从更为深入的层面表明，人道领域的观念、行为方式，以天地之道为依据，其中既包含广义的人文观念，也渗入了从群体需要理解利的理性看法。
从《易经》与《易传》的关系看，《易经》中的卦象诚然多方面地展示了形而上的观念，但卦象常常又分别地表示天道与人道，如坤卦的“初六”是“履霜，坚冰至”；“六三”则是“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就内容而言，“初六”是对自然的描述，“六三”则关乎人事，二者分别以不同之爻来表示。相对而言，作为《易传》的《坤·彖》则侧重于沟通天道与人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所谓“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等等，主要表示天道层面的存在品格，“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则与人的行为相关。二者一方面彼此分别，另一方面又相互关联：在逻辑上，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根据。这里不仅肯定了人事与天行的关联，而且确认了普遍之道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以上看法固然还未摆脱占卜的观念(“柔顺利贞”“安贞之吉”便表明了这一点)，但对厚德载物的君子之行的关注，已使其不同于对巫术的执着。
这种趋向同时体现于《易传》对《易经》的不同解释中。以《泰·彖》而言，如前所言，《彖》首先指出“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这是在天道层面说的，紧接此，《彖》又肯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不难注意到，天地的相互作用，侧重与万物的相通，然而，对象又并非隔绝于人：它们之间的沟通或相互作用，同时赋予人的德性以形而上根据。相近的表述亦见于《乾·文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徳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作为“潜龙”的龙德，着重于天地的自然规定，“进德修业”“忠信立诚”，则属人道领域的行为，由前者而论后者，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彼此相通。作者在阐发进德修业、忠信立诚的同时，又对“几”以及“知至”“知终”作了论述，展现了广义的理性视域。
在更普遍的层面，问题关乎天文与人文的关系。《贲·彖》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与人文的分别，对应于自然变化与社会变迁。广而言之，其中所渗入的是“文野之辨”：“文”主要指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文”可以视为其具体形态；“野”则是自然转态或前文明的存在形态，“天文”尽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这一形态，但相对于“人文”而言，更多地关乎自然。就此而言，从“天文”到“人文”，展开为由前文明到文明的历史衍化。在解释坤的相关思想时，《文言》认为：“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在此，依天道而行(“承天而时行”)，进一步表现为善行的积累，这种积累直接影响人的存在状况，所谓“馀庆”和“馀殃”便是其逻辑结果。
天道与人道的相关，不仅表现为从天道到人道的推论，而且包含反向的进路。《咸·彖》提及了阴阳之气：“二气感应以相与。”气的变迁制约着天地万物的变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在指出相互作用是天地万物化生之根源的同时，又将“感”与人心联系起来，并认为，通过考察万物的交互作用，可以了解万物的具体情况。这里体现的是由人道意义上的人心变化，进而把握天道层面的万物之情，其中蕴含人的意识(人心)对理解对象具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后者无疑具有认识论意义。这一看法也见于《大壮·彖》，按其所见，“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壮”体现了与静相对的动的品格，它同时又展现了与偏斜相对的人心之“正”，正是后者，使人可以把握自然的真实状况(“天地之情”)。
基于天道与人道的沟通，《易传》进一步趋向于人道的形而上化。《乾·文言》中有如下表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一般认为，儒家比较注重从超验的层面为伦理价值观念寻找根据，在宋明时期，天理便在相当意义上表现为现实伦理的超验化。《易传》的如上观念，展现了某种相近的思路：当人的德性被理解为“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之时，它既获得了形而上的根据，又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超验的形态。以上看法一方面与前述从人的视域考察存在相关，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意义上表现为神秘性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并涉及人类认识的某些特点：人格与人的认识以现实之道为指向。从具体的认识过程看，人之所知与规范形成于特定的活动展开之前，亦即先于该经验活动，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便是就此而言；然而，这一认识和规范活动又基于现实，在“后天而奉天时”的表述中，不难看到这一涵义。
注重人的践行与时间的关系，是《易传》的特点之一。《益·彖》明确指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依此，则唯有根据时间变动而行，才能使行动获得有益结果。这里的时间并不是空洞无物的流逝，而是与现实的经验及其积累相关。《大畜·象》便肯定了这一点：“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往行可以看作是过去时间中的经验结晶，多识前言往行则意味着通过了解、把握相关内容以达到德性的提升与认识的积累，这一看法使时间意识与人的生活过程息息相关。对《易传》而言，时间普遍地体现天地变动和人的活动，《丰·彖》在解释“丰”的意义时，便认为：“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的存在过程中，农业生产与饮食起居，都离不开时间，“与时消息”，便概述了这一情况。在此意义上，《易传》强调，“随时之义大矣哉!”这里既体现了存在变迁衍化的观念，也蕴含着对行为有效性条件的理性关切：人的行为欲取得预期效果，离不开所以可能的条件，“时间”便被视为行为有效展开的前提之一，对这种有效条件的考察，包含理性的内涵。
前文提及，《易经》作为占卜之书，以推论和预测为题中之义，这种推论同时蕴含因果的分析。在《易传》中，因果推论取得了更自觉、完整的形态。《象》《彖》的推论，或由结果推论原因，或由原因推论结果，进一步展现了理性的品格。以《鼎·彖》而言，其文曰：“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这是对鼎卦何以具有“元亨”的解释，其思维行程表现为由原因推论结果，“是以”即是结论性的表述。推论常常涉及较广的领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易传·姤·彖》)为何天下之物一切顺畅?作者以天地互动、万物繁盛为推论的出发点，最后引出“天下大行”的结论。这一过程不同于侧重形式关系的符号推论，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实质推论，它既表现了因果分析，也包含广义的逻辑内容。在这里，《易经》与《易传》似乎相互结合：《易经》展现结论性的内容，《易传》则以因果推论等方式提供理论层面的解释。
《易经》的卦象首先具有范畴的性质，呈现为把握和表征对象的符号。《易传》则进而关注卦象的规范功能。在解释“震”卦时，《象传》便指出：“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在此，震卦被理解为约束君子的行为规范，其作用在于使之“恐惧修省”。同样，《兑·彖》也强调了“兑”的引导意义：“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兑以言说为内涵，而言说过程则关乎社会生活，过严、过柔都有不利方面，需要适中。《彖传》将占卜与社会生活的引导、规范联系起来，占卜所涉吉凶，归根到底与社会生活中的言、行相关。在引申的层面，言说之利，顺乎天而应乎人，可以使人忘记疲劳，也可以使人舍生忘死。所谓“劝”，即突出了其引导、规范作用。《文言》也涉及以上方面：“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易传·坤·文言》)“敬”的涵义与认真、专一相关，“内”则指人的意识或精神世界；“义”关乎应当，具有普遍规范的功能，“外”则指人所处的外部世界，在此，“敬”和“义”分别从内在(精神)与外在(外部行为)等不同方面展现了对人的规范意义。在《节·彖》中，这种意义得到更具体的阐释：“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里所说的“节”，可以广义地理解为调节，“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表明适当的规范具有正面意义；“刚柔分而刚得中”则以合乎中道为指向。《易传》以此沟通占卜与社会生活，以综合的方式体现了前述多方面的理性观念，并更为内在地超越了仅仅关注于卜筮的早期巫术和宗教趋向。

贴主:wangguotong于2025_04_09 1:27:2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