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走向共存？——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关系的哲学审思

作者：王亚飞

摘  要： 实证科学与宗教关系纷争由来已久。实证科学的方法论通过人这一媒介转化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宗教以颠倒的方式突破普遍形式下的社会关系，达到“人性”异化的高度。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因此，明晰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功能性作用，通过唯物史观中社会化成员分工选择的自发性，克服人在宗教中的异化作用，从而达到扬弃宗教的结果，这一路径为理解宗教发展提供独特视角。

似乎一种现象只要是普遍存在的，宗教与科学总会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证明它的合理性。无论是外部事物与自我感 觉的符合，用作追求感性的精神慰藉；还是科学中怀疑一切的实证精神，利用有限的时代条件，从证实到证伪再到证实这一系列反复的求知过程，逐步迈向真理的过程总是艰难而又曲折的。但现实中，两军对垒，最为具体的表现，往往需要拔高自己所处阵营的权威性，才是一决高下的前提。实证意识形态想要与宗教精神相抗争，就必须扬弃“经验主义”，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以必然决心付诸行动。

一、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关系的相互性批判

正像2000多年前智者们以为的那样，神是世界一切秩序的基础。宗教自认为创造了一种和谐的尺度，抵消了社会中的 野蛮力量。人们在文明中取得信仰的同一性，并把这些要素归结为神性的内化，进而系统地协调着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沐浴着神的光辉”的陈述中，宗教精神不仅获取了肯定自身 的力量，并把一切否定的可能性从形式上进行灭绝，除赞美之外，“神”以及他的子民可能再也听不进其他祈祷了。宗教 所制定的教义成为传颂思想文化的枷锁，掩盖了自由生活的本来面目。以至于“宿命论”思想的传递，使得被遮蔽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这种理论，正如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等待戈多》一文所展现出的心态和行为，或许只有“等 待”本身才具有意义，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非行动主义者所陶醉的信仰成为最普遍的文化观念。这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宗教精神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延续不断的生活结构，现如今，在科技力量下不断崩溃。对于经历过启蒙的继承者们来说，神学不再是困扰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在德国的保罗·蒂利希教授那里，“有神论可能并没有对上帝作特别的界定”[1]97。以至于“上帝”成了表达顶层符号的概念，其实，这种概念本身就同有神论一样模糊不清。对此，蒂利希教授把有神论区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有神论者仅仅只是需要神这一概念而已，不论这个上帝是什么；第二种是强调人格化的上帝形象，拉近神-人之间的距离；第三种是对于神学体系而言，宗教实体在此基础之上必须证明神 的存在。”这种对于宗教本身过于复杂的认识，仅仅是来源于时代的变迁，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已。有神论者把神秘主义作为信仰，使得这种绝对信仰在经验中不断得以提升自身的权威性。他们因此认为神学超越了真实的社会存在，神变成了更高层次的存在，过度拔高宗教团体，其结果就是有神论者们一边沐浴着神的光辉，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和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生活。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精神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使得有神论者在淡化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以更温和的方式鼓吹宗教教义的作用与价值，更有甚者指出科学成果不过是在 神的指导下完成的。为此，马克思强调“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毋庸置疑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同现实生活一样重要。反对宗教的斗争就是追求真正的真理的过程，伴随着对宗教教义以及活动更为深刻的理解，人们是不会伫立在不能选择的精 神世界里不动的，只有实践的生活，才能让理性重新回归。于是，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之间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便显得自然和不可避免了。这种广为人知的信念，使得殊死搏斗下的宗教逐渐势弱，正如罗素所认为那样，两者之间的战争，“科学在这个冲突中总是获得胜利的”[3]1。实证意识形态在普通人眼里往往与宗教精神具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但在传教士那里，实证科学仅仅是宗教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利用手段而已。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利用实证科学的方法论证“上帝”并不存在，相反的是，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并不完全排斥实证科学，反而借此提出了“科学也无法验证上帝不存在”的口号。某种程度上来说，实证的方法成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联。以康德“实践的设准”为例，为了维护道德的基本准则，即使上帝无法被证明存在，也必然得假设上帝的存在。庆幸的是，科学所包含的问题域不再是简单检验和探索那些未知领域的神秘事件，而是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标的选择。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使得唯物论的思想变得令人深信不疑，物质生活成了支配人们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又十分相信人类作为高级有机体，是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截然不同的高贵物种，闪耀着思维理性和道德光辉。正如康德的名言彰显 的那样，“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种观念深刻地反映了近代西方思想世界中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精神领域之间话语 权的归属问题。然而“科学解决不了人类的一切问题，特别是人类的心灵和道德问题。如果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西方的整个文化价值基础就可能在科学时代彻底崩溃。”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化价值基础之一，其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伴随着科技不断深入的影响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的创新，都使得实证的结构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宗教发展模式的框架。宗教在社会存在中不仅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不断宣扬自己的教义与宗旨，还是作为一种活动的团体，在相关领域以领导阶层的姿态预测，并控制着整个团体发展的走向，为其他事物开启一种全新的、万能的视域，一切冲突与变革都将被视为对宗教精神的亵渎，强调教义中的公正与平等，限制内部人员结构性的流动，宗教传承变成了等级制度，构建成西方封建社会的主导结构。整个欧洲笼罩在宗教框架之中，一切逾越的行为或思想都将遭受无情的打击与毁灭。事实上，宗教在实证科学无法证实的领域依旧拥有广阔市场，它在对抗与冲突中适应并反过来利用科学进步带来的便利，以多元形式化的宣传手段和方法进行更加广阔范围内的传教。实证科学的成果反而成为普通群众身边习以为常的事务和手段，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更加关注的是那些保持神秘状态的未知事件。宗教活动的影响力在科学负面效应的作用下放大了，宗教精神仿佛成为温和、稳定、安全的代名词，“十字军东征”轻描淡写为普通的传教手段。人们往往在观念多元化的领域中摇摆，迷失方向，丧失标准。相对应的，实证意识形态作为科学技术最直观的意识形式，不再以被动的方式强迫社会市民阶层去接受这种权力制度，而是以最为具象化的成果让人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去主动接受，并享受现代化科技所带来的幸福感。实证的方法论作为科学界最有利的武器披荆斩棘地夺取了宗教思想的主导地位， 获得了社会观念上的话语权。伴随着这种“信仰”以及社会地位的转变，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符合自己群体的社会领域，具体来说，也就是赋予人们思想的时代背景下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可以这样说，每个人一经出生，就会被当时所属时代的意识形态背景所包裹。正如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被宗教所统治的那样，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至少都在形式上信奉了宗教的教义，那些对此具有存疑的民众或者具有超前科学意识的“科学家”们也基本受到了“身心俱全”的迫害，如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说”这一进步言论，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与杀害。令人讽刺的是，宗教裁判所自诩的“上帝”却成了谋杀者。这种愈是受到打击的行为，就愈会激发起有识之士的反抗与革命。然而宗教统治地位的动摇并没有立即伴随着一切权力归属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种相互批判和斗争过程中，一部分社会成员从思想文化领域转向为物质生产关系领域，以社会职能分工的重新划分，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变革，反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精神作为人们事务中的有效因素，在对应的时代中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出自不同着眼点的 理论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直观感受，也就是说，只有诉诸历史的选择，才能得出权威性的理解。正是因此，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精神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使得批判宗教成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实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走向了宗教的对立面。宗教与实证科学似乎建立起两个彼此对立的王国，前者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后者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重建社会。这种在精神上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当然决不能以单纯的历史经验来看待，而意识形态掩盖了两者自由发展权利的内在逻辑。由于历史本身涵盖着利益和观念的多元性，隶属于不同阵营的派系必然会为了取得话语权，对发展着的历史进行包装与修饰，最大程度美化有利于或符合自身所处阵营的语表达。当然，不论是谁掌握这一权力，都需要在难以调和的要求之间进行妥协，忍受这种不够平等和不完美的社会历史。

二、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关系的功能性反思

一般来说，宗教最初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而导致自身无法理解物质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对神秘事物感到恐惧并盲目崇拜的结果。在各个时期，宗教对于“真理的追求”绝不亚于狂热的科学家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存在一种行之有效的神学方法来指引世人生活是确实存在的。德国的社会学家卢曼认为，“宗教便被假定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它在总体社会层次上是一种整合要素，在个体程度上则是一种动机要素”。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整体， 一方面作用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整合了社会文明的界限和范围，化作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在此之后，经过时代演变，宗教不仅成为道德制定者，也成为刑罚的执行者，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宗教对于个人生活的作用和价值也不能仅仅用伦理的标准进行展示，人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把宗教发展误以为是现实的真理。严格来说，西方世界宗教文化和精神成就了有神论，简单来说，就是把“洗礼”这种仪式当作上帝对人类诞生原罪的洗涤和成长的祝福。宗教哲学家艾尔文·普兰丁格认为，“或许得缘于我们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实践禀赋，人类主体总是展现出一种几乎无法避免的、以目的论方式来想问题的倾向”。宗教变革导致主流世界观的变革，必定导致社会变革。每场大变革前，人民就会对现有的宗教理论及格局产生变革需要，如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化，成为民众自我的宗教，而天主教就沦落为皇权的保护者；随后在17世纪，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等。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宗教精神蕴含在自然宗教、艺术 宗教、天启宗教这三个不同宗教形式的发展之中，从最初具 有意识，到自我意识再到理性和精神的发展形式。宗教精神在不同阶段逐渐演变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心灵哲学的味 道。这种不择手段去迎合大多数普通人的心态和做法，用美丽的语言借助人类的感情乔装打扮，用一种普通人看不懂的 表现形式，所极尽描绘出看似华丽的舞台剧，不仅没有落 幕，反而借助资本进一步升华了自身的存在。诚然，在社会 历史进程中，宗教精神从“神圣的信仰”蜕化成满足当前人类生活的幸福感。但它作为社会发展的现实，始终存在着，便不得不遵循着客观世界中的物质生产规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宗教最初也是由团体聚集之后，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有效管理的作用，宗教精神因而作为最初的“管理学”理论，通过集约化的权力，借用未知的“上帝”，融合不同的领域。然而最终它却闭目不见当下的困境，寄期于美好未来，西方所谓的“宗教治国”可能也不外乎如此了。乍看之下，宗教最初存在的形式就很像是一群探索这个世界的先驱者了，单纯从这样方式来看，科学的目的似乎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混淆本质概念的说法能够得到科学界的认同。实证意识形态总是以事实为依据，判断当前一切的价值取向，然而在认识论上，宗教精神仅仅是倚靠人们的信仰而已，现代宗教的区分更多的是按照简单的派别定义自己的身份和教义。因此，他们不再把与科学视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把它视为利益的博弈。为此，美国著名思想家李普塞特提出“不相信上帝与恶魔对立的神话，但关注现实的苦难”的论点，以期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把充满实证意识形态的新时代区别世俗化的旧时代。宗教精神的负面意蕴随之扩大，宗教文化的概念与复杂现实环境之间的落差被急剧地拉大。不可否认的是，当宗教的权威性逐渐没落之时，实证意识形态才逐渐发展起来，它把宗教虚无缥缈的信仰之力引向现实生活。因而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种对于科学技术正面价值的肯定，毫无疑问促进了实证意识形态发展，实证的方法论日益普遍地被普通人所接受，并成为创新发展的驱动力。现代化的进程，让人们不再无助祈祷“上帝”的帮助，依靠着先进的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自身命运和处境。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实证方法论排斥和否认“神”的存在。令人讽刺的是，实证的方法原本就是为了证明神明是不存在的。宗教神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实证意识形态的理论为自己摇旗呐喊，歪曲地利用实证的方法论，利用小概率事件把实证的标准当作教条式的结论，夸大实证意识形态无所不能的作用，违心的期待科学家们能够证明神灵的存在，“如果基督教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当然应当期望在物理学领域的 动态能和活动之类的迹象中发现圣灵的证据”。由于现实的自然科学对宗教存在着天然的敌意，使得式微的宗教不得不退出物质的客观领域，为此，宗教只好退缩到主观主义的精神中了。同时，对于实证意识形态的本质来说，人为的主张总是会受到各种情绪化，以及莫名原因影响，无论是经验基础上的实证调查结论，甚至是摆在面前的事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翻转式的否定。例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后期却认为，“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牛顿则用后半生来证明 “上帝”的存在。这些令人迷惑的行为，使得他们把未知的领 域、已知领域中却未解的知识或难题当作历史的终结，陷入了不可知论，甚或人为从外面引入或者从内部复兴某种宗教意识，社会现实就会随之改变，这种想法也就显得单纯可笑了。人所共知，科技是不断发展的，知识会不断得到更新。破除权威者的迷信，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也应该是当代科学 家所要做的首要目标。实证方法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已然通过世界数学难题的证明表明了。一般说来，科技文明的创新是不可能以固化的模式进行纯粹的注疏和仿造，那么实证意识形态 创造性的表达何以突破原有的框架，也就是现存最基础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对实证方法论的深入考察必须取决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因而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实证意识形态总是直接而又朴素传达出自己的意思，这种有意识的行动，必然会否定自身以外的不合理的东西。生产力的飞跃性提升，使得人工智能学科获得发展可能，正如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性发明，科技世界的发展之路波澜壮阔，一览无余。这种把现实生活需要作为前提的创新性意识形态，使得人们从固有的信仰哲学中解脱出来，反过来说，以宗教精神来控制人性的发展，不但不可能造福社会，还会把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遮蔽起来。为此，我们应该拥有创新性的实证意识形态，并且不能陷入宗教世界观的陷阱，树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现实生活置于任何观念理论之上才是当代学者应当思索的问题。

三、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关系的创造性出路

从宗教的意识形态化到宗教意识形态化的终结，这样一 种信仰模式的变化过程，尽管在西方封建社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但最终产生如此大的灾难性影响。事实上，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从未认真地反思过宗教的历史，借助“宗教文化”的外衣去凸显宗教的价值，并不能让人们脱离实际的生活。在当代西方社会，宗教文化主义的泛滥已是不 争的事实，单靠信仰并不能阻碍能够致人死地的新冠病毒。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尤其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有能力去研制救命良药的同时，却不能合理使用这种能力。这种在现代文明世界仍然能够呈规模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行为模式，就显得可耻又可悲了。当然，社会进步第一要务就是驱逐现存 的基本冲突与矛盾，因而理性的社会蓝图已经不再允许现存的不合理的存在。宗教意识形态的终结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在实证意识形态清晰的发展脉络中，走向湮没的道路。在现代社会运行框架中，物质利益的冲突不再是宗教与科学分歧的唯一原因，宗教作为“‘现存的东西’，即目前还存着，但已经丧失了历史必然性的东西。”正如西方发达社会发展的趋向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当代西方社会也在逐渐失去道德实践主体意识与法权人格的意识，取而代之的则是人工智能与电子信息技术等研究成果。科学技术决定论使得“科学”被狭隘理解为“自然科学”， 完全排斥了人文科学理论和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殊不知， 实证意识形态视域所蕴含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力量，一旦与学术性的思想相背离，研究成果的内容和成果就很容易被不良之人利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主动捍卫实证意识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精神，以期获得更加美好的明天。

正如认同和批判的关系总是矛盾一样，传承与创新也并不一定伴随着流血才能完成。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指出，“其实神不过是通过人在自己的不发达意识这个混沌物质[Hyle]中对人的反映而创造出来的”。宗教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在于人的主观意识行为，或者说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到底在追求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说这种追求一定是错误的，但再精美而又看似坚硬，显得保存完好的文物可能再见天日之时也会受到氧化，变成比烟花还要短命的东西。历经数百年的变迁，人们在传承中追求的创新，不可能仅限于某种单一的东西，在适应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同一种处理 方式在不同时代人的眼中也会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理念。这种多元的，随时造成反转的效果，使得更多的人对本应该清晰的价值理念变得混淆而又模糊。现今，正因为宗教的历史已经清晰可见，那种神秘的概念便应该一笑置之，但同时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危险，“人有可能追求一些更低的东西而不是更高的东西，追求人和动物类似的东西而不是人特有的东西”。宗教本身自我进化的能力不足以支撑社会发展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事务，这种臃肿的附属物便会不断拖慢自我净化的进程，当自我净化的能力赶不上进化的速度，甚至净化功能性的缺失，使得宗教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去接纳那些不再被认可的事务。在极端情况下，一旦做出这种主动让步的行为，节节溃败的“战事”，必然会变成有理有据的粉饰性表达，什么战略性撤退、 保全实力、甚或者在极端者那里，违心承认“本来就是优秀的传承”。因此，我们需要清楚的认知，宗教的发展不会被无限完善，最后只会走向不断消亡的地步。而作为目前仍旧现存的组织团体，也不可能忽视和置之不理，怎样转变宗教，更应该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作用，便成了研究人员当务之急的重任。但现在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实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仍然处在不断向上发展的阶段，所积蓄的力量并不足以完全改变目前对峙的局面。宗教本身又如何甘心自我走向消亡？为此，实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应是更加理性的，在不同领域去对宗教关系进行剖析和解释，证明宗教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将要走向消亡的必然性。易言之，我们需要强调宗教关系在社会时代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在时代进程中，理性的实证意识形态才是现代人类的科学性抉择。因此，对于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关系的哲学性审思，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第一，打破“融合论”的共生。怀特海认为，克服对立的 方法就是将两者融合在一种强调普遍原理的形而上学之中，亦或者像笛卡尔所想的那样，两者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对话式的相处方式，保持科学与宗教各自领域的完整性同时，为双方的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整合论则是进一步试图将科学与宗教系统地整合到同一个领域。当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广袤无垠的宇宙时，总会感慨宇宙运行规律的奇妙性。然而从现实上来说，区别在于不过是谁影响力更多一些。为此，马克 思指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 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历史唯物主义是无神论 的首要前提，当前宗教的发展必然以遵循科学发展为前提。第二，突破“宿命论”的范式。马克思曾说：“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重塑社会化大分工理念，坚定态度，强调非此即彼的选择。实证意识形态一方面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内核，优化结构，避免固化，以至于成为人的主人。最重要的是，科学与神学的本质是对立的，不能认可那种社会分工领域的不同，使得“上帝”凌驾于科学之上。科学的发展是由于人的需要，而实证所关注的并不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通过实证意识形态的科学效应使得科教 事业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第三，走出“隔离论”的陷阱。马克思早就表明，人作为社会性的生物，是无法脱离社会存在。只要还生活在社会中，必然要遵循社会规律，那种想要完全隔离，造成与世无存的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桃花源记”中。所谓隔离之后，相对而立的局面便不可能存在。综上所述，我们必然坚信，在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之后，宗教便会自然而然消亡。历史会把宗教简化为“符号” 的概念，实证意识形态占据主体地位，实证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就不会再度成为理论聚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