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确定性与主体性的回归 —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的唯心主义发展（下）

作者：宋 成

2康德哲学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 面对休谟对人类科学认识客观性的质疑以及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的封闭和呆板，康德意识到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辩护需要开辟一条新路，而对这条新路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能够对理性保有清醒的认识，而非一味地赞扬理性精神，在他的名著《论哲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中，卢梭表达了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会造成人类道德的普遍败坏，他在当时就提出要把道德建设放在首位，只有这样，风俗才能趋于淳朴，人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发展自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道德是比科学和艺术更加关系到人类命运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在人类的纯粹理性范围即自然 科学的认识领域外划定了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康德希望通过对理性本身的考察来获得理性使用的正 当范围和方法，从而既能为自然科学奠定新的形而上学基础又能获得对人的全面认识。通过开辟实践 理性的研究领域，使人的主体性获得复兴，人的精神层面的能动性得到了恢复，人不再被束缚在客观的 普遍必然性范围内，对人的认识也不再局限于机械 的形而上学式的定义范围内，而是把人理解为有着 能动性与统一性的自由存在者。康德对主体性的解放和弘扬是以对理性的批判来进行的，认为人类理性由于自身的特点可以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的作用范围在经验领域，实践理性的作用范围在道德领域，从而希望达到对人类主体性的完整把握。认识的对象被划归在经验领域即现象界，信仰的对象被确定为自由领域即本体界。人的主体性是通过限制认识从而达到自由来解决的，人被定义为自由，自由才是人的本质所在，自由不再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本身，自由是超 越知识的信仰领域。因此，康德说:“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3］，康德意识到要想为科学知识提供哲学基础只能通过理性批判来完成，非批判地运用理性就会造成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理论困境而无法自拔，经过理性批判康德一方面获得了纯粹理性的科学知识范围，另一方面获得了关于人是自由的界定，人不再是单纯地处于认识的主体地位中，而是处于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主体地位中，处于一种绝对的自由层次中，处于完整的整体中。对自由领域的开辟来源于对必然领域的限制，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康德发现科学知识只能适用于经验的现象界，只能对可经验的事物通过先天知性范畴链接起来，而对超出经验世界的整体概念却无能为力，即科学只能针对有限的局部的经验世界进行认识而不能对世界整体进行认识，但是理性的先天趋势是要认识一切，它不满足于认识局部的世界现象，它要把握整体，那么就产生了谬误，造成了二律背反，即当理性运用知性范畴中的有限无限等 概念去认识世界整体等对象时，就会得出世界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从而出现了矛盾，因为世界作为整体不是科学认识的对象而是独立于或者说是超越于科学认识的信仰的对象，类似的对象还有灵魂和上帝。康德通过认识能力和范围的界定来确认认识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又说明了人类理性的完整性，因为只有对认识进行准确的定位后才能对其进行哲学奠基，以往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从而导致无法完成对科学奠基的哲学任务。对自然的必然领域和自由的道德领域的 划分一方面使得认识和信仰有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和 方法，另一方面也为人的整体性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也给康德后的哲学家留下了一个任务即如何统一自 由领域与自然领域从而达到人的完整性。 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然和人的发现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的片面性发展，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利用，产生了一种普遍观念即一切都可以被数学化，都可以被量化，包括人本身，这就把人的精神和意识层面包含在了人的物质层面里面，把意识的能动作用简单化为人脑物质的一种化学反应。近代的机械唯物论哲学走的正是这条路，当代的脑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正是这条道路的继承者和延续者，“缸中之脑”是其典型表现，这是用人的物质性统一了人的意识精神层面，通过人的自然属性来解释人的精神现象，造成了人的片面性发展，压抑了人的主体的能动性方面。康德哲学正是针对这种对人的自然科学式的理解，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来开辟人的自由的领域，去打破自然科学对人的片面性把握，使得人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使自然科学根据自身特点获得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如果从自然方面来理解精神会造成人被束缚在自然必然性的领域中，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家则试图走一条唯心主义道路，即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中的能动原则，从精神方面去理解和统一自然界，把自然界理解为自身的衍生物，从而达到自然与精神，物质与意识的统一。
3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对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彻底化 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在试图解决康德哲学所遗留下来的必然与自由的分裂问题，都在试图通过加强主体的能力来化解与客体的对立问题。 费希特认为康德的“物自体”概念限制了主体的能动性，阻碍了主体的自由。因此，费希特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用“自我”概念去包容一切，这样的自我是没有对立面的，是无所不包的，任何事物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这种“自我”是公共的自我，不是私有的自我，它是一个抽象的自我，是先验的自我。费希特说:“自我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4］。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通过加强主体的先验作用来完成的，是客体被统一到了主体的方面，而这个主体已 经不是感性的主体了，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然性的主体了，而是超越了感性的自然和物质性身体的 精神主体了，是先验主体与先验自我。费希特把自然设定为“非我”并认为:“非我被设定在自我之中，因为非我是被树立起来的对立面。但是一切树立对 立面的活动，却以那个设定非我于其中、而又与被设定的东西相对立的自我的同一性为前提”［5］，这里 的“自我”具有了强大的能动性，一切“非我”的建立都是以“自我”为前提的，而这种“自我”同时又被费希特理解为道德的自我，超验的领域存在于道德自由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费希特继承了康德关于自由的实现需要在道德领域来完成的思想，康德把自由看成是高于知识的自由领域，在必然领域里的知识需要“物自体”刺激感官才能生成感性材料进而为知性范畴提供认识质料，然后再通过先验自我的连接能力把质料与范畴统一起来。费希特把康德的先验自我的能力提升了，不需要“物自体”的刺激作用，通过先验自我的自身能动作用来设定“非我” 即自然，这个“非我”由于是“自我”自己设定出来的，它也就与“自我”处于一种同一关系中。因此，自然与自由，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在解决完自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后，费希特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探索，他把实现自由放在了超感性的道德领域，放到了实现自我意志的善的领域。费希特认为:“我的意志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安排到那个世界的秩序里的，它是真正的生命和永恒的源泉。”“但是，也只有我的意志是这源泉;只有我把这意志认为是道德上的善的真正所在，确实把它提高为这种善，我才得到对于那个超感性世界的确信和占有”［4］。可见，费希特的自我是道德的自我，是通过自我的道德行为来确认的。谢林对康德所开创的自我概念与费希特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谢林认为道德的自我还不足以充分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在艺术领域会得到更好的实现，关于艺术的审美意识会为人提供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艺术是人类意识的最高境界，谢林指出: “具有绝对客观性的顶端是艺术。”艺术“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的人达到这一境界，即认识最崇高的事物”［6］。艺术才是沟通自然与自由的最佳方式，人的主体性只有在艺术领域才能获得更为充分的展现。艺术达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6］，谢林希望通过加强主体的先验程度来解决康德所遗留下来的自然与自由分裂的问题。对近代认识问题即主客体如何统一的问题进行 彻底克服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彻底化，它完成了主体对客体的统摄作用，把客体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成果从而达到了主客 体的统一，达到了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黑格尔也是通过强化人的主体性来完成这种统一 的，只不过他的这种加强主体性的方式达到了极端形态，并且把主体与实体统一了起来，即“实体即主 体”。世界万物背后的本质在于实体的观念在黑格尔这里反转了，那个所谓的实体不过是主体自身而 已，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能动的意识活动，是这种能动的意识活动通过自身的辩证运动使自己异化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通过这种运动的不断演进而在人类的意识活动中反思到了自己的存在，从而达到了自我意识，或者说达到了意识的自身确认，这时，主体与客体，必然与自由只是同一种精神的不同的表现形态，是这种精神活动不同阶段的产物。因此，它们的统一性或者说同一性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在主体的意识能动性的基础上获得完成的，并且这种完成是一次性的和唯一性的，是绝对的完成。无论是康德，费希特的道德领域，还是谢林的艺术领 域，自由问题都是有局限的，黑格尔通过辩证的精神活动对主客观所有领域的一次性统摄完成了哲学的古老理想，理性地逻辑地完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同时也是封闭了哲学在这个思维层面上进展的可能性。而作为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想进一步有所发展，则需要改弦易辙，走出黑格尔封闭的庞大的唯心论体系，寻找到更加适合辩证法发展自身特点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就是现实社会，这个现实社会领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活动的异化物，而是人类感性活动所创造的历史性的人类社会。人的主体地位的获得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是通过主客观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自身异化，而是通过人的感性的物质劳动实践来实现的，是通过有着历史局限性并不断克服这种历史局限性的实践活动中来完成的，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建立在人的物质劳动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因此，恩格斯指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7］。
4结语 认识的确定性问题是和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 密切相连的，也即以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为前提的，达到主客体统一的途径在近代认识论框架下是 通过客体整合主体而完成的，在德国古典哲学范围内则是通过主体对客体的统摄来完成的，只是这里 的主体被片面化地理解为具有能动性作用的精神和意识。可以说，无论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都没有在更加基础的层面上来正确地把握认识问题，近代哲学通过把人理解为机器，德国古典哲学把人理解为能动精神，它们各自片面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两个方面，而对这两方面在新 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统一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把自然看作是人化的自然，把人看作是自然 的人化，达到这种统一的途径是人类的感性的劳动 实践，马克思一直把客体看作是人的感性活动的成 果，把主体看作是自然的客体化过程，而不是把主客 体的对立和分离看作是认识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活动 的前提，并进一步找到一条途径来统一它们。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克服了一直困扰着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解决了认识的确定性和可 能性问题，给予了客体在认识过程中应有的基础地 位，也给予了主体在此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实现了主 客体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的历史性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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