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确定性与主体性的回归 —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的唯心主义发展（上）

作者：宋 成

摘 要:认识问题是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而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之所以能够产生是与当时 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它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理论体现。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中世纪的神学垄 断，重新发现了自然与人。然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对自然的态度转嫁到了对人的 界定上，人的客体性被片面的发展了，人被限制在自然的必然性领域中。为了恢复人的完整性 以及克服对认识的片面性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在发挥人的主体性方面，创造出一种与 近代机械形而上学不同的思维方式，以期达到在精神层面上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哲学是世界观，哲学也是方法论，以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的方式来给予现实世界以解释是哲学的应尽 义务。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信仰的成分逐步被理性思辨的成分所覆盖，对自然的 兴趣预示着新的时代精神的来临。时代主题的转换 代表着世界观的更新，方法论的变革。世界近代史开启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经过了漫长中世纪的信仰生活后，位于神权压抑下的人和自然的力量得到了释放，自然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得到了新时代的认可。理性作为认识自然和研究自然的合法手段，知识作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而获得了绝对的可靠性。冲破神学的束缚需要通过理性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从而为人类的世俗生活提供论证，而这种信念是在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一元论之后造成的主体人类和客体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中建立起来的，这也就为认识问题即主体的认识如何能够切合客体的自然即主客体如何统一打下了伏笔。由于近代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都没有解决好认识的可能性问题，都没能为近代自然科学理论提供哲学论证，因此，使主客体统一的认识问题随后 就落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肩上。 
1 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理想:为自然科学知识提供反思性论证
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广义上属于理性主义在自然领域里的应用，通过科学知识来发掘自然 的物理属性和实用价值。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已经说明了对自然的认识符合人类理性的基本要求，但是却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和非统一性的要求，要想在整体上对自然做统一的理性的说明则是哲学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为科学知识进行理性辩护便成为了近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各个时代的哲学都印有与之相应的特征。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开端和摇篮，它刚从神话世界观中脱胎出来，所以带有明显的神话特色，古希腊哲学家表达哲学思想的方法也是神话式的;中世纪哲学由于起源于基督教思想，同时也是在宗教世界观的内部维持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它的哲学论题自然是论证上帝存在等神 学问题，但是方法却是哲学思辨的，尤其到了中世纪后期理性思辨的特点则更加明显。因此，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等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历史进入到近代以后，自然科学对世界的理论认识，工程技术对自然的实践改造造成了一种人类可以完全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普遍信念，只要方法得当那么自然在人类理性面前就没有秘密可言。上帝做的事情，人类自己也同样可以做到。这种现实给人以极大的鼓舞，以至于科学精神成为了时代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信念，“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确的科学作为楷模”［1］，也因此，哲学实现了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哲学的目的是为科学提供理性辩护，为科学提供合理合法的说明。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被移植到了哲学研究领域，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实验和数学方法来为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辩护，产生了两种认识论理论即经验论和唯理论，当然这两种理论都是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实验方法排除了日常经验认识中的不稳定和偶然因素，力图使得研究结果符合预期。培根提出四假象说即是力图破除各种虚假认识达到认识对象的确定性知识。数学方法被唯理论哲学家所倡导，他们认为哲学认识要想达到确定性必须采取严格的逻辑论证，通过思维的力量来达到为科学知识做论证的目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从自身的根据提出了相应的理性论证，它们的根据来源于自然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而它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人类逻辑理性进行和完成的，也即是说，研究对象是客观的自然界，对自然界的理性表达是数学式的。因此，经验论和唯理论是分别从客体和主体两个不同方面来对自然 科学进行哲学说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主客观对立的基础上的，而主客观的分离和对立 是文艺复兴运动后产生的一个基本事实，文艺复兴以重新发现自然和人，开启了近代社会对自然和人 的科学式研究。因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和人的研究是建立在不言自明的对象性的基础上的，研究对象是直接地面对着研究者，这种对立关系是自然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样，自然科学才能够成为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然而这种主客体对立和分离的自然科学研究前提也被近代哲学继承下来了，从而造成了这种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提供论证的哲学反思带有先天的片面性，因为，科学活动需要对立才能达到对对象的把握，科学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获得的是对象的局部 知识，而哲学活动是一种反思性活动，它需要对科学活动提供理性基础，提供科学知识可能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及检验这个基础是否牢固等问题。所以，由于近代哲学继承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致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只能以自身的局限性为前提来建构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基础。英国经验论者洛克认为:“所有的观念都是由感觉而来的”［2］，知识的材料只能从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无论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是关于心灵的知识。通过外感官的感知我们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内感官的反省我们获得了关于心灵的知识。因此，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和知识都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感知条件，这样也就把科学知识局限在它的来源和对象方面了。休谟则指出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仅仅是一种主观性的观念而已，根本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当我观察我们周围的外在事物，考察原因的作用时，我们根本不能在个别的实例中发现任何力量或必然联系，不能发现任何一种性质将原因与结果结合起来，使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2］。休谟指出:“我们知道，实际上，热是火的经常伴侣;可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我们是无法猜想或想象的”［2］。“经验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怎样经 常地随着另一件事发生，并不能告诉我们将这两件事 结合起来并使它们不可分开的那种秘密联系”［2］。 可见，经验论哲学的科学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是科 学知识客观性的唯一保证，发展到经验事物之间的 必然联系是神秘的不可想象的，是无法得到合理解 释和说明的，也即是经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 种主观性的习惯性的联想，是误把主观的心理现象当作了客观的必然联系。因此，休谟通过否认事物之间的因果性从而否认了关于自然的知识具有客观必然性，这对于为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的认识论 哲学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如果坚持严格的经验 论原则那么发展到最后将会走向怀疑论，也就是说 科学知识的客观必然性受到了挑战，也可以说单 独从客体方面来论证科学知识的基础失败了。那 么同样的任务唯理论哲学则是从主体方面来进行说 明的。 由于中世纪上帝权威的旁落，使得人类和自然获得了解放，人重新掌握了自身的命运，并试图通过 自身理性对整个世界进行论证和说明，科学就是在这种时代精神下蓬勃发展并加强和稳固了这种时代 精神。人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数学语言表达的，而数学被认为是关于现实事物的抽象，处理的是事物之间的纯粹关系，那么数学关系就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它表达了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真实关系，数学关系被认定为具有普遍的确定性的客观事实。以数学描述自然事物为榜样，哲学试图找到说明数学关系的合理性条件，从而间接地论证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唯理论哲学家从人的内在方面来为其进行理性奠基。首先意识到从人的观念方面来说明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是笛卡尔，笛卡尔发现如果能确定认识的确定起点，那么根据理性自身具有的逻辑力量就可以获得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 根据，在这个思路下，笛卡尔开创了具有反思意义的哲学方法即怀疑法。方法是与目的相伴随的，方法的选取具有目的论的意义。笛卡尔与古代怀疑论的区别在于怀疑论的目的是破坏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任何被界定为确定的东西总能找到其不确定的因素，从而使人的认识陷入相对主义。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古代怀疑论的，他的方法的目的在于对怀疑的克服，从而获得具有确定性的论证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构筑稳固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笛卡尔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被认为是虚假的，但是有一种东西却是绝对真实的即“思 想”，这里的思想是在广义上来使用的，它包括人的任何一种思维态度即怀疑、判断、审美、断定等等。由于思维活动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也就说明了进行思维活动的“我”也是确定的。笛卡尔说:“这个在想这件事情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发觉到‘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怀疑派的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 理，把它当做我所研究哲学的第一条原理”［2］。如此，这个在进行思维活动的“我”究竟是什么呢? 他 说“由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 便存在，也不依赖物质性的东西”［2］。“我”只是一个实体，一个能动性的心灵，一种精神性的存在，那么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说明。由于笛卡尔已经通过普遍怀疑法否定了除实体性的“我”之外的任何事物的确定性，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比“我”更加权威的存在来重新确定外部世界的存在性和真实性，这个权威就是上帝。笛卡尔普遍怀疑法的目的是寻求确定性，寻求哲学研究的第一原理，越是不可怀疑它的确定性以及真实性和存在性就越牢固，所以在怀疑了外部世界的存在和“我”的物质性之后，确定了思维实体的“我”的确定无疑，然而这个进行着各种怀疑活动的“我”的确定性还不是 最强的，原因就在于有比“我”更加完满的观念存在着，因为“我”的思维活动中包含着对其他事物的怀 疑，而真正完满性的存在应该是对事物的一种认可和确定关系而非一味地怀疑它，那么一定有一个比“我”更加完满的存在在发挥作用，否则我是不会获得关于这种存在的观念的。因此，上帝由于其观念 上的更加圆满性而获取了自身的绝对存在。上帝由于自身的无限完满性而对“我”和事物进行了规定， “上帝一方面把这些规律建立在自然之中，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 对此充分反省之后，便绝不会怀疑这些规律之为世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守”［2］。这样，“我”所怀疑的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就在上帝的确认下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上帝安顿到我们的心灵中的。如此一来，人的心灵关于事物的认识就有了保障，人类关于自然的认识也就具有了确定性，自然科学知识也就具有了普遍必然性。然而笛卡尔的这套论证显然是受神学观念束缚下的操作，首先，观念的完满性是不能确定其现实性的，正如康德所说的“头脑中的一百元钱与口袋里的一百元钱原则上是不同的”。其次，上帝在自然界中植入了自然规律，在人类的心灵中植入了关于这些规律的概念，那么人关于自然的认识就是一个分析判断，早已经被上帝按照固定程序设置好了，也即是说根本就不存在关于自然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是被上帝前定了的。最后，笛卡尔陷入了精神实体性的“我”与外在于这个精神活动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问题，造成了二元论的割裂，如何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对这种分裂进行统一，在新的视野中能够合理说明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落在了以后的哲学探索中。唯理论的其他哲学家由于都是站在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有所偏颇，所以发展到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后完全走向了独断论，为自然科学知识做形而上学论证的理性主义路线最终也失败了。无论是近代的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没有超越出自然科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方法局限性，通过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所试图达到的理性说明只不过证明了理性自身的边界性，而对这种边界性的把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才有可能，康德首先意识到对自然科学做形而上学论证需要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需要充分认识到主体能动性以及客体制约性的界限以免理性超出自身的范围而失去效用。正是在康德关于主体性的认真考察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家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才能在唯心主义的方向上充分发掘出人类意识的能动作用，人类精神的辩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