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上）

作者：管宁

摘要：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主体性是体现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等不同维度与领域之中的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特征。从文化政治意涵看，文化主体性既内在地决定着政治制度，又受现行国家制度的规约；传统“仁政德治”、崇尚善治等思想，成为现行制度文化内在智慧构成；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思想理念，使马克思主义从被接受到中国化成为可能，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从文化美学意涵看，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思想”逻辑虽然来自“政治-历史”逻辑，却具有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更广阔更深厚的内涵。传统文化美学不仅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而且能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气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起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从文化实践意涵看，文化政治意涵是文化主体性政治理想的呈现形态，文化美学意涵是文化主体性理论认知的呈现形态，而文化实践意涵则是文化主体性现实具体的呈现形态。文化政治、审美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文化价值向度、审美取向，必须由文化实践创造的成果作为实现形式，文化实践还将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提出新的问题与诉求，从而不断推动文化政治、文化美学的更新发展，成为文化主体性的动力支撑。

一、引言

中华文化在迈进后小康时代之后，面临着新发展阶段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作为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不同时代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决定一种文明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发展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阶段，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其意义、价值和功能以及发展方式、发展趋势，都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变化。后小康时代，中国业已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问题，但失语“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国家话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相较于经济地位而言，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相匹配，这导致“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因而，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不仅关系到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而且关系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当然也内在地决定着中华文化当代发展走向与趋势。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分析入手，梳理透析新发展阶段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阐发其内在的规律，思考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逻辑理路，有利于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自由目的性的一种能力、立场、看法及地位，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一种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存在状态。文化主体性则是指区别于他者且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狭义文化主体性限于文化艺术范畴，广义文化主体性则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范畴。文化主体性对于个人而言即是区别于他者的文化立场、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态度，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则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尽管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一个民族国家可能程度不同地吸收外来文化，但如果其文化基因、历史传统与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并拥有在此基础上的坚定文化自信，就具备有文化主体性。在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互联网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既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所构成的文化殖民威胁，也面临着传统文化土壤流失、价值观念混杂等境遇。因而，文化主体性关乎民族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充满曲折与艰难，而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在现代转化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其独立的主体地位，不仅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辛探索和努力的问题，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重要问题。“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强盛的标准：不仅取决于经济社会因素，更取决于文化因素；经济繁荣解决的是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文化繁荣解决的是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经由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理性所建立的精神支撑，尤其是源自于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撑，即便物质再丰富也将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阁楼，随时有倾塌的危险。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等的综合表达，呈现为一种包括历史、观念、制度、实践等在内的多维结构体系，如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以及制度框架等，内在地体现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之中。因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就其主要面向来说，关涉到文化政治、文化本体(美学)和文化实践三重意涵；文化政治意涵体现的是一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文化美学意涵体现的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体系及其内涵，文化实践意涵体现的是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下实践与发展状态；文化政治意涵确立的核心价值观，需要文化美学提供思想内涵支撑与形象化传播，文化实践意涵则是文化政治的价值向度、文化美学的审美向度践行与现实表达；三者互为交叉、相辅相成、互动发展，共同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的体现，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在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要在其多维结构中具有精神主导、价值引领作用。同时，主体性不仅是文化符号外在的表象化呈现，而且是文化精神内在的无形气质展露；主体性不仅是固有的传统文化静止僵化的存在，而且是具有开放性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的鲜活呈现。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应从把握和理解文化的政治意涵、本体意涵与实践意涵出发，确立其逻辑理路和实践方向，使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结合中，从文化符号的显性传承走向文化精神的隐性发展，实现历史性的再造与更新。

二、文化政治意涵：主体性的制度支撑

考察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状况，离不开对政治体制及其相关政策的分析把握。文化虽然内在地决定着政治制度，为制度文化的形成与构建提供观念指导、价值指引，但政治制度一经建立，就对文化发展起到规约和规范作用。从人类文明视角看，政治文明体现一个制度的合理性与运行能力，在当代则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面向与制度支撑。当代中国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础之上，明显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体制、三权分立、为资本服务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必然要受到现行国家制度的规约，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下展开主体建构，实现自身发展。把握文化主体性首先要从当代政治制度如何内在地规约了文化发展入手，使文化主体性在制度性支撑下获得这个时代所独有的政治意涵。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以传统文化作为滋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并体现于影响人们行为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之中，体现于由此形成的政治理想与道德情怀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创造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洪)救灾精神等。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贡献”，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不忘国忧、不屈不挠、自强自立、不甘落后、勇于探索的文化基因。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必将使革命文化涵纳更多传统文化，更具民族特性。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性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也来自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不论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如文明、和谐、平等、公正、诚信、友善等，都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支撑。中国古代在长期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迄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因此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梳理提炼传统文化中治国思想与文化智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性，而且有助于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从而更深刻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思想根基，在制度层面阐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文化政治意涵。

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治理是建立在孔孟儒家政治思想基础之上，从政治角度而言，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政德治”。《礼记·大学》中提出“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流传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融合，将宏大理想的实现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强调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实现应从个人修行做起。孔子学说的核心“仁”所包含的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即是从君子的“以大道为志向，以德行为根基，以仁爱为依托，以六艺为修养”的全面修行出发，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境界，并提出忠恕之道作为实现方式。如同有学者指出的，孔子还进一步提出“君臣共治”的政治哲学思想，君主要“为政以德”，“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无为而治”的国家治理效果，认为“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与臣下配合的结果”，从道德修养角度论述政治理想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换句话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政治领域并不被当作权益或权力的冲突折中之场所，而被当作是一个道德的社区”。而经由长期文化积累与传承，形成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廉、勇等被全民族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主要是围绕个人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但同样影响着社会与国家，对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传统文化中这一独特的治国思想，维系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发展，也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伦理与道德思想资源。

古代经典《尚书》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深刻总结了古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其核心要旨是：提倡明仁君治民之道；明贤臣事君之道。虽然《尚书》在思想倾向上趋向于以天命观解释历史兴亡，但也包含了敬德、重民的理性内核，提出的德治主张对后世影响深刻久远，构成儒家政治伦理的基础。儒家思想中对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理想社会的追求，便是源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阐述。事实上，以人为本、关注人性、注重品德成为古代先贤们追求政治清明、大同世界的思想文化基础，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尚书·周官》还主张“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此一思想沿袭至今而成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廉政道德诉求。而《尚书·五子之歌》中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亲民近民，以民生为国家之根本，唯有得民心方能使国家秩序井然、稳如磐石。古代先贤强调国家治理的人性与道德基础，强调关心民生、以民为本，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不缀的文明基因，涵养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清廉文化，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与理想的历史源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石之上。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悠久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滋养着当代价值观，而且成为现行社会制度文化的内在智慧构成。“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维护巩固传统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为万世开太平”“协和万邦”、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理想与处理国家关系的思维方式，这些精神文化传统必然也融注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蕴的天下情怀，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传统理念文脉相通，形成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合”思想，即强调邦交正义、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这一思想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零和”理念。“零和”概念源于博弈理论，起初由匈牙利数学家冯·若依曼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之后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顿合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形成了博弈理论，在理论经济学领域有着方法论意义，但当这一理论“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上升为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思维方式”即“零和”思维时，就形成了各主体之间的竞争呈现为不相容性，其结局不是互补共赢，而是胜者为王成为主体，其余则成为客体，并被主体所支配，由此导致弱肉强食、侵占掠夺均是合理的所谓现代性逻辑。而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的“和合”思维，则主张人类整体的大爱、和合的社会秩序，以促进不同群体相互尊重、和睦共生，而这一思想亦体现在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之中，成为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思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整体性，“三者汇聚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优势的三大支点”。不难看出，这三者所构成的整体，具有严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实践，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产物和既定的制度体系，其指导思想与理论构架必然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政治内涵与属性。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构成主体性的内在灵魂。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异域之邦，但却是具有超越时空域限和世界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与真理，不仅其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解放等思想与中国传统“求大同”的政治理想存在暗合，而且在与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经由不断本土化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而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与当代性，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新传统，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乃势所必然。中华文化自古具有很强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融涵能力，作为传统文化主体构成的儒释道，其中佛教就是外来文化，但被吸纳融合之后，成为民族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美学角度说，形成了禅宗美学体系，并与“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儒家美学、“以物为量”“大制不割”的道家美学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学体系。佛教文化传播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佛教中坐床上的壸门装饰以及须弥座造型，被运用于隋唐、宋、明、清的家具之中，形成大量有壸门装饰和束腰造型的家具形制。而隋唐之后形成并逐步趋于完善的高座家具形制的形成，与西域传入的垂足而坐习惯存在直接关系。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符号的青花瓷，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其充满东方韵味的纹饰，如缠枝莲纹、莲花瓣纹、卷草纹和回纹等，最初都是来自波斯的民族风格图样，并以波斯钴蓝为原料烧制而成，只是中国工匠充分利用国画笔墨线条形成的独特美感，对波斯纹样进行了本土化加工改造，化繁琐为灵动，使其更具韵律之美，并融入松石山水、飞禽走兽和历史典故，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涵性与创新品格。这种吸纳外来文化，创化融入本土，形成如同己出的中国经典文化符号，充分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文化智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进行现代文化启蒙，文化先驱们引进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一系列改造，虽然有过激之处，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比如胡适，“他曾提出过全面西化的主张，但他身上的传统道德修养，我们无话可说”。这个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过程，实现了中国以古典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散文、戏曲、歌舞等艺术形式为主的古代文化，向以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舞蹈、油画以及交响乐、芭蕾舞、电影、话剧等为代表的现代文艺转型，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但新的文化形式却内在地传承着中华传统美学原则与精神，即便是现代国画，虽然受到西方油画表现方式与手法的影响，依然显示着独特的东方艺术韵味与风格，如吴冠中融汇中西绘画的当代国画，因将西方绘画与中国画作了完美的融合，并显现出鲜明的中华美学气质，成为本土化、民族化的现代国画，不仅实现了国画的现代转型，而且丰富了传统绘画技法与美学风格。诸多事实表明，中国传统儒学的“思想及其价值观既有着内包性、中庸、不断复制历史模本的保守性一面，同时也有着内在否定、内在超越和自我更新的一面”，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思想理念，使得传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无限活力，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国化而成为指导思想这一当代现实。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说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是经由实践证明符合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创造性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具有真理性的理论。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就其政治意涵来看，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引领，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不断凝聚和升华革命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使文化主体性建构有利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文化美学意涵：主体性的本体支撑

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既为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制度框架与体制保障，也明确了主体性建构的指导思想、身份属性与历史源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丰富政治理念、治国谋略，从文化政治层面确认了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民族身份与诉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则能够从文化本体层面确认主体性的本土属性与特质。传统“仁政德治”等文化思想从制度文化角度，不仅滋养着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而且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日益丰富和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文化主体性建构获得稳固的政治保障与身份属性。但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是基于“政治-历史”层面的建构，构成对文化创造中宏大叙事的主导与规约，而这种宏大叙事所形成的“以革命、人民性、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国家集体话语”，还需要有体现“文化-思想”层面的社会个人话语作补充，以实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强调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文化-思想”逻辑虽然来自“政治-历史”逻辑，但它不仅是后者的重要补充，而且具有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更广阔更深厚的内涵。从中华民族自身视野看，传统文化美学不仅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而且能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气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起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当然，这个过程必须引入国际视野，即从传统出发吸收外来文化，将中华文化精华与西方文化优长融为一体，为世界提供具有当代文化高度的中国文化创造。

中华美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与完整丰富的体系，不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活性基因，而且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必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虽然有利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但那是在制度性层面提供的保障，而要将文化身份认同嵌入民众内心，还有赖于中华美学在当代文化创造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传统风俗习惯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保存的状态也对这种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因而，从文化美学层面，梳理和探讨中华古典美学核心理念及其当代运用、转化与创新的可能，可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本体性支撑。

中华文化美学在构成上主要是由精神文化美学与造物文化美学两个部分组成。由古代典籍、文艺名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构成的精神文化美学，是我们今天建构文化主体性可资运用的无比丰富的美学资源与独特体系；而由古建筑、古遗址、器物文化遗产，以及关乎传统技艺的造物文化美学，也是我们今天建构文化主体性可资利用的无比丰富的设计文化思想与独特理念。但必须看到的是，古典文化美学资源中究竟哪些是可资运用的需要有一个时空参照系，也就是说，古典文化美学其现实价值与可能性，应放在当代社会进步以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水平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放在当代社会人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加以衡量。事实上，基于这种视野与背景下的考察，古典文化美学大致具有三方面价值，一是以原初形态的存在就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如文学经典阅读、文物鉴赏等；二是对古代典籍、文物等的创造性阐释与发现，即以现代新媒介手段进行的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与表现，如唐诗、宋词与交响乐、京剧、通俗歌曲结合，文物、古代典籍的影视化文艺叙事等；三是以局部元素或以资源转化再造的形式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即运用传统文化作为符号元素进行再创作，或内在传递传统美学精神而创造的现代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地梳理与阐述古典文化美学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当代时空背景下，引入历史视野去辨析、梳理、发掘古典文化美学的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将中华美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本体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