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下）   
作者：徐崇温    发布时间:2025-03-24 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走”华盛顿共识”道路，两种不同方针指引下造成的不同后果，直到20年以后还被人们当作典型案例在广泛地运用着。例如，印度的中国和美国研究所国际商务研究室主任丹·斯泰因博克在2015年7月12日的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上，发表题为《为什么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实施激进私有化不适合中国》一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休克疗法’顾问提倡通过国企快速私有化来让生产力效率最大化。在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条建议受到认真对待。它的实际结果是一场时至今日仍在抑制俄罗斯增长潜力的经济灾难。在中国‘休克疗法’主张者的建议被无视。相反，改革者更青睐渐进式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国企对工业产值的贡献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75%下降到了今天的25%左右，其实际效果是一场被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广为学习的经济成功。”】其次，是实行完全市场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排斥国家干预，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华盛顿共识”竭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机制视为完美无缺，唯一能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否认它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而把“政府调控”当成经济不稳定、效率低下以及社会不公平的总根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道路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所持态度则不同。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它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之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邓小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148-14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包括完善的市场体系，又包括完善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这两者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因此，必须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以弥补市场的弱点和不足，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不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当今世界的现实生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因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发挥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发挥了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两者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这才使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32年年均两位数高速增长，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又还以中高速稳步平稳地继续增长。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苛刻的附加条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不仅没有解决失业、分配不公和贫困三大社会问题，反而接连不断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经济增长几近停滞。在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国家年均增长率为1.8%，2001年拉美国家外债近8000亿美元，比20世纪80年代的外债翻了一番，失业率大幅攀升。1994年拉美国家的贫困人口为2.09亿，2003年为2.27亿人，2004年的贫困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43.9%，其中19.4%约1亿人为极度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给阿根廷带来的祸害尤为典型。例如，在推行国有银行私有化，允许外国银行收购本国银行以后，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由1992年的82%降至1997年的48%、1997-2001年的33%。截至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已达8家；在农业方面，阿根廷本是拉丁美洲的粮仓，但到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费减少了19%，2002年1月又减少了12%，仅仅在2001年10月-2002年3月间就有150万人加入贫困大军，失业率急剧上升到占总人口的25%，截至2002年10月，社会贫困人口的比重已达57%。再次，是搞经济自由化、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解除对金融的监管，还是加强金融监管，坚持金融服务于经济。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有鉴于危机开始于信用、金融危机，因而在1933年就颁布了加强金融管制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即《1933年银行法案》），规定银行必须分业经营，银行不得经营投资、证券等金融业务，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资金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规定银行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但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美国国会却通过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去自由追逐最大利润并从事投机业务。1987年初，美联储投票放松了《格拉斯—斯蒂格尓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华盛顿投资业务的限制条件；1999年美国国会投票完全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出台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允许美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混业经营，实行全能银行模式，对商业银行拥有投资银行职能的限制完全解除；《2000年商业期货现代化法案》还从立法上限制政府的金融防范能力。于是，在股票、债券、汇票等初级虚拟资本的基础上，又创新出了各类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同以及诸如利率、股指等各类指数的期货、期权合同，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据统计，在2007年，美国的实物经济为3.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却高达320万亿美元；全球的实物经济为1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却高达681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迅速泡沫化。在资本再分配机制中，越来越多的实物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流通领域的投资超过了物质再生产领域的投资，有价证券的增殖率超过了利润率，货币借贷资本超过了产业资本，投机大股东控制了再生产职能的资本经理人，市场活动的短期行为超过了长期行为，到处滋长扑不灭的泡沫经济，而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不但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贸易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金融处于现代经济的核心位置，强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同时又强调从根本上讲，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金融不能脱离经济盲目无序地发展。因此，必须强化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依法整顿和维护金融秩序，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特别是中央银行要依法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调控，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健运行；强调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和调控高效有力，金融企业经营机制健全，投资质量和经营效益显著改善，金融市场秩序根本好转，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队伍素质明显提高，我国经营竞争力全面增强。正是这些与新自由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的基本方针，使我国的经济避免了1997年东南亚那样的经济危机和2007年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又率先走出了2008年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不但没有帮助任何地方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使它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夫·霍雷什2015年7月21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文章，不仅澄清了在西方经久不衰地存在的所谓中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模式，所以发展如此神速的神话，文章强调指出“这绝对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中国获得的成功是因为它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了改革”，强调在实际上“中国模式旨在成为纠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解药”。同时，文章又明确地阐述了中国“致力于追求另一条发展道路，以取代以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时，它们看到的是公民不断加剧的幻灭感、财政紧缩和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对于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西方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感甚至美化了中国的成功经历”。

 

三、中国道路以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方针，抵制美国推销西方民主的“颜色革命”
 


美国一直把推销西方民主作为推进现代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推销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遭到失败之后，又在21世纪初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手段提出和践行了推销民主的“颜色革命”。所谓“颜色革命”，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美国在别国通过那里的反对派发动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活动，以和平的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活动。

例如，在21世纪初，美国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之所以称作“颜色革命”，是因为在这类事件中，示威者或者挥舞着象征和平的红玫瑰，或者以自己城市的市花如橙色的栗子花、郁金香为标志来从事颠覆政权的活动，因而被称为“玫瑰色革命（格鲁吉亚）”“橙色革命（乌克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向别国推行颜色革命时，所奉行的理论支柱是“民主和平论”。这种理论鼓吹国家的政治结构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存在着因果关系：实行同属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通常不会打仗，因而它就把输出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当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证。

2003年2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一次讲话中说：“推广民主的价值观明显地符合世界利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培养出谋杀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2005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更把输出民主当作其战略重点：“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据此把反恐战争的重点从其第一任期内所说的“邪恶轴心”扩大到“暴政据点”。美国主要是通过其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挟各色美元“基金”到别国去策动“颜色革命”的。

1、他们所到之处，以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为先导，收集现政权的错误、弊端，尽量夸大，把现政权加以丑化和妖魔化，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2、同时，又向群众灌输美国价值观，诱使他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日后扶植亲美政权打下基础；

3、随后就建立反对派组织，物色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分子去接受培训，再派回来充当反对派的领袖，聚集力图推翻现政权的各种力量；

4、他们抓住政府换届选举或可以利用的突发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强行夺取政权，以建立亲美政权为最终目标。美国通过输出民主去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别国政权这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遭致广泛的批评：一是批评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建基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上面，而不应该去追求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它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指出，小布什的“民主化”战略强制输出民主将会带来复杂局面，引发地区动荡，使美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成本不断增加。二是揭穿所谓（西方）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它们有类似的政治体制。2003年9月10日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信仰疗法》的文章指出，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三是揭示西方民主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强调美国不应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2005年3月25日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以1932年德国在民主选举中把希特勒选上台为例，指出民主通常也会引发许多问题，有时民主可能会导致专制。四是指出强行输出民主去改造世界，会造成我们时代的野蛮性。英国历史学家E.霍布斯鲍姆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的发展历程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也不可能越境向国外输出制度和机构，轻而易举地实现它国的社会变革。而从输出民主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都是在自己国家本土上成长和发展起来、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因此虽可供别国借鉴参考，却又具有别国不可照抄照搬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在发展中国家强制移植西方民主，所带来的只能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和经济倒退，而决不是什么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在领土面积上是欧洲第二大国，有肥沃的黑土地，号称“欧洲的粮仓”，又有深厚的工业基础，许多先进的军工产品都是乌克兰生产的。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比中国要高5倍，而现在只有中国的一半。在2004年美国策动的“橙色革命”中，“我们的乌克兰”派尤先科开始时曾以近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亚努科维奇，并和“天然气公主”季莫申科组成双头政治组合。但尤先科上台任总统以后，却不抓民生，而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历史问题，翻历史的旧账。不久之后，尤先科同当总理的季莫申科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国内经济凋蔽、腐败激增。以致在5年以后的2009年，经济严重萎缩，货币贬值一半，国家债务缠身，面临破产的局面。影响所及，在“颜色革命”后举行的2010年大选中，尤先科只获得了5%的支持率，在总共18名候选人中名列第5，远远落在亚努科维奇之后，于是在2004年“颜色革命”中被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又重新上台任总统。2014年，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的示威游行又导致至今尚未结束的动乱，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加入俄罗斯，乌克兰东部还出现了两个国家宣布独立。再以2003年美国策动“玫瑰色革命”的格鲁吉亚为例，在“颜色革命”后曾被专门造访的美国小布什总统称赞为欧洲地区的“民主明灯”，但由于在南奥塞梯、阿布哈茲两个共和国的问题上，萨卡什维利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轻率决策挑起格鲁吉亚同俄罗斯的战争，招致普京的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遭到了重创，完全丧失了对上述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致使全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再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在1991年宣告独立，总统阿卡耶夫曾按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政权还是在2005年3月被美国策动的“郁金香革命”所颠覆推翻，由巴基耶夫上台当总统。但“郁金香革命”所带来的却是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了内斗，使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遭到重创，在5年不到的时间里又爆发了另一场“革命”，巴基耶夫政权被颠覆，引发了暴力冲突。从政治法律的角度上看，美国推行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战略，更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系列明确規定的，是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

事实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各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各国的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和改变，而不是由别国去越俎代庖。美国输出民主，到别国去搞“颜色革命”的战略，绝不是什么推进现代化、保证世界和平的战略，而完全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与美国在别国策动“颜色革命”的这种战略相反，中国道路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的差异，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已越来越行不通，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别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道路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自己进行历史选择的神圣权利，坚持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都应受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思想道德的自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其它方面的不同，不应成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和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障碍。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一个主要原因，必须消除这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现象，书写国际关系史的新篇章，形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才能不仅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快速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还能在整个进程中彰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相对立，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颜色革命”相抗衡，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率先走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在2020年迎接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