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上）   
作者：徐崇温    发布时间:2025-03-24 
 
 
中国道路在三个根本点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
 
首先是中国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取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血腥的掠夺和战争道路；
 
其次是中国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坚持金融监管抵制了“华盛顿共识”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再次是中国道路坚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针抗衡了西方列强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有些人一直鼓吹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舍此之外，别无它路。即使有的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具体步骤上有所变异，那也是过渡性的、转型中的变异，最后仍然是殊途同归，还得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产生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是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先于世界的其它地区实现了工业化，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先天优越”的幻觉，并且想在思想理论上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以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随后，他们又给这种优越感穿上“普世价值”“普世道路”的外衣，以此来影响和束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似乎非西方国家只有采用了西方的道路和价值观，才能够获得发展。
然而，中国却以自己的实践表明，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在一些具体步骤上，而是在根本之点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它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正如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马丁·雅克在2010年发表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说：西方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因此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的基础上，这就是要把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放到现代性发展的多谱系上，从而证明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因为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会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根本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而只有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走出不同发展道路的普遍规律。那么，中国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又是如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道路以和平发展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血腥的掠夺和战争道路
 
从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和剥削工人，对外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例如英国，它对农民的剥夺主要表现在，为了养羊以发展毛纺工业，“圈地”驱赶农民的“羊吃人”上面。不同的是，在18世纪以前，这种“圈地”还只是零星地、非法地进行，在18世纪以后则以国会立法的方式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掠夺。仅仅在1761—1801年的40年间，英国国会就通过了2000个法令，圈占了农民318万亩耕地；1801—1831年的30年间，农民又被夺去了511770英亩公有地，最终导致连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也都沦为短工和雇工。如果说，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大批雇佣工人和国内市场的话，那么，对外掠夺和殖民地扩张则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巨额货币财富和国外市场。英国的海外扩张始于英国商人和冒险家的海外掠夺：他们先是拿了英国王室发给的特许状，在英皇的积极支持下，抢劫葡萄牙装载东方香料的船只，以及西班牙人装载美洲白银的“白银舰队”。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经济实力和海上力量的日益强大，它又开始对葡萄牙、西班牙发动公开的殖民地争夺战，并在17世纪初成立掠夺印度和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随后英殖民势力进入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从19世纪开始，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外侵略和殖民地掠夺，其殖民地面积在短短几十年中扩大到225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190万人，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殖民者还把大量鸦片偷运到中国，在遭到抵制时，便在1840—1842年和1856年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割地赔款，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到1914年，英国拥有的殖民地占全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而英国本土所占面积还不到英帝国总面积的1%，它使印度、埃及成为其棉花产地，使加拿大成为其粮仓，澳大利亚成为其畜牧场，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其重要的矿产原料和贵金属产地。英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对外扩张、掠夺和侵略中发展和完成的。又如美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国内，它是通过驱赶和杀戮北美土著印第安人，贩卖和奴役非洲黑人来实现的。自从欧洲殖民主义者登上美洲土地以后，就经常与那里的土著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有时，他们放火焚烧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然后开枪射杀从火中跑出来的印第安人，不甘心于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奋起反抗，于是遭到种族灭绝式的屠杀。1703年，殖民主义者甚至在立法会上作出决定：每剥取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或每俘获一个印第安红种人，就给予奖赏40磅；1720年，立法会又把这项悬赏提高到100磅。事情的发展连被印第安人称为“毁城者”的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也都感叹说：【“他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幸，但请记住，他们深有苦衷，我们蚕食他们的土地，可以不受现行的或即将制定的法律的制约，而这些可怜的人连可以倾诉心头积怨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自有大地以来，从未听说过在和平时期，在对待自己的同盟者和被监护人时，有哪个民族如此背信弃义，蔑视正义，对于乞求怜悯的弱势群体如此置若罔闻”。】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才获得美国公民资格。在1492年时，在美国境内还有120万印第安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到1910年时印第安人只剩下22万了，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还掠夺了印第安人1500万亩土地。虽然黑人和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差不多同时登陆美洲，但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蓄奴国家。美国南部的奴隶主起初驱使黑奴在其侵占的土地上种植烟草、水稻和蓝靛，因劳动生产率低，种植园经济渐趋衰落。当着18世纪采用了新发明的轧棉机、特别是蒸汽轧棉机后，大幅度提高了黑奴的劳动生产率，也刺激了美国南部种植园大都改种棉花。与此同时，从非洲大量贩入黑奴，使美国的黑人人口从1790年的69.7万人，一下子增加到1860年的400万人。在1500-1800年间，约有1200万黑人从非洲被贩运到美国。在1750年的美国殖民地人口中，几乎有四分之一是黑人奴隶。一个曾从事贩运黑奴生意的牧师约翰·牛顿说过：【“美国之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残酷榨取黑人身上每一滴血汗所得来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国外主要表现为通过强行购买、武装颠覆、发动侵略战争等手段，从别国巧取豪夺了大片土地。例如，1803年，美国利用法国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在海地惨败的时机，以每英亩4美分的地价，从法国手里购买了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领土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多；1810年，美国种植园主入侵西班牙属地西佛罗里达，并派兵占领；1818年，美国又派兵占领东佛罗里达；1819年，美国政府以500万美元的代价强行购买了佛罗里达半岛，完成了这桩“转轮枪口下的买卖”，并宣布它为美国的第27个州；1835年，美国南部奴隶主策动美国移民在墨西哥得克萨斯搞武装暴动，推翻当地政权而建立得克萨斯傀儡国；1843年，美国将这块土地合并为美国的第28个州。而对于墨西哥政府提出的抗议不仅置之不理，还趁机扩大事态挑起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夺取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墨西哥领土。连同得克萨斯，美国这次从墨西哥总共掠取了共计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46年，美国又从英国手中拿走了北纬49度以南的奥勒冈地区。这样，美国的统治阶级就通过巧取豪夺等手段，在数十年内使美国的领土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美国建国时的13个州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77万平方公里。1867年，美国又利用俄罗斯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失败的机会，以每平方公里不到2美分、总共720万美元的代价从沙俄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兼并了夏威夷；1898年2月，美国又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为借口向西班牙宣战，迫使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割让菲律宾给美国，美国还获得了关岛，控制了加勒比海域。这样，美国就在建国后100多年的时间里，由13个州扩展为50个州、1个特区和一些海外殖民地，国土面积扩大到了930万平方公里。“后起之秀”的德国和日本，更是通过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挑战国际秩序、掠夺别国人民来实现其现代化的。德皇威廉一世1883年即位后，就推行以殖民主义和建立海上霸权为两大支柱的侵略扩张的“世界政策”。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德国截至1914年掠夺到的殖民地面积是290万平方公里、人口1230万。但与老牌殖民主义还有很大差距：那时，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已达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10倍，沙俄霸占的殖民地面积已达1740万平方公里，法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已达1060万平方公里。对此，当时已成为欧洲霸主的德国极为不满，迫切要求重新“洗牌”，而英、法、俄等列强力图压制和排挤德国在全世界的争夺和渗透，并为此而结成了一个以对抗德国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德国力图通过战争来摆脱这一联盟的噩梦，于是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在1914年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德国以战败而告终。战后，胜利国把不平等、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强加于德国，伤害了德国的自尊心，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复仇愿望。于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萧条、德国民族主义势力增长的特殊氛围中上台的希特勒，利用这种形势矢志夺取世界霸权，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在1938年，希特勒突然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在1939年吞并波兰、挪威，随后就全面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在世界性反法西斯大联盟面前，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又以在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和德国一起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的日本，其现代化更是同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1894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的甲午中日战争，迫使满清政府在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侵吞我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迫使满清政府缴纳2.3亿两白银赔款，日本正是利用这笔赔款在甲午战争后的10年即1894—1904年间，在扩军的同时，又剌激了其纺织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其钢铁、造船、煤炭等工业和铁路以及银行贸易的大发展。1904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又开始进攻俄国在中国旅顺、大连和朝鲜的军事力量，并在英、美的支持下，打败了沙俄，在1905年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促使日本国内再次出现来势凶猛的办企业高潮。经过这两场战争，日本侵占了包括台湾、朝鲜、库页岛南部相当于日本领土76%的外国领土。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对我国东北发动军事侵略，开始实施其长达14年的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妄图实观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它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六个月内就侵占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缅甸、印度等国的大片领土，直到在以中国为东方主战场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在1945年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所走这种掠夺和侵略战争道路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过和平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平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外建设的标志性特征，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使然，也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使然。我国通过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我国坚持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我们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时并不讳言国家利益，我们理直气壮地声明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它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作为追求目标。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掠夺和战争道路，因此正如德国的贝特霍尔德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

他说，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无能，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与美国“华盛顿共识”的对立
 

15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掠夺和战争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这并不适合于由它们自己来作大张旗鼓的宣传推广，再加上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允许新兴国家再去重复老牌资本帝国主义走过的老路，于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把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当作走向现代化的方案推荐给它们。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当代西方经济学中那个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思潮。经济自由主义原本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吋代的一种经济思潮，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个以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为主要代表的思潮，对内主张放任自由，对外主张自由贸易，而反对国家的干预和保护。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包含有多个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里根任总统的美国和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英国，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和以拉弗和弗尔德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但只是到20世纪70-80年代，当西方经济发生了“滞涨”（即经济发展的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却应对乏力时，新自由主义才打着反对国家干预的旗号，以“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广泛流行起来。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多次公开声明自己信奉供给学派经济学，并据此而制定其竞选的经济纲领，当选总统以后更以要职委派给这个学派的代表，又以这个学派的观点作为主要理论依据去制订其“经济复兴计划”，使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成为其“官方经济学”。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以新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的经济观点，作为处置经济生活中种种问题的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这两个流派在应对英美经济“停滞膨胀”时，以减税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去对付“停滞”，而以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去对付“膨胀”。这种两面作战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压低了物价上涨率，使英、美两国进而也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滞胀”。于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便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而获得主导地位。美国在发生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新当选总统罗斯福曾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和针对富人和企业集团的增税措施的相互作用下，美国此前贫富非常不均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相对均衡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力量推动这种社会秩序朝着相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的方向发展，20世纪50-7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期”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当新自由主义崛起和掌握了资本主义的主导权以后，就开始逆转在收入分配和生活条件方面己实现的相对均衡，降低对富人和企业集团的税率，开始全面解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美国资本主义又重新变成那种贫富差距极大、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有天壤之别的资本主义。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流派，又演变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被美国资产阶级当作其用来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一体化”的工具，这集中表现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中。所谓“华盛顿共识”，指在1990年，美国总统老布什授意由美国共和党政府控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代表，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銀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部分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最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逊声称，经过讨论，与会者就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即将采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十个方面的华盛顿共识。这十个方面的共识是：

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2、把政府开支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4、实施利率市场化；
5、采用一些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6、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7、放松对外资的管制；
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9、放松对政府的管制；
10、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概括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特征说，新自由主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而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国家，这些理论经常被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华盛顿共识”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方针有三：一是私有化；二是市场化；三是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发展中超越了“华盛顿共识”这三条基本方针，从而展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道路与“华盛顿共识”所指引道路的后果对比：首先，是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是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华盛顿共识”主张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此来推行国民经济结构的改造。反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把发展生产力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首要的、中心的、根本的仼务的地位，反对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盲目追逐“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却坚持认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2］111；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2］149，并依照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确立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不可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又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在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要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其它经济成分的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的总结，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上，就是说，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上。而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所以也可以成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的一种。在这里，关键是通过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得以吸引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我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反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由于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休克疗法”去实行经济转型，结果带来了生产的不断滑坡。仅在1990-1994年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就下降了一半多，其中机械工业的产值下降了6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95%。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生产下降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它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生产下降23%的幅度。在此期间，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减少了60.4%，物价上涨了6000倍。在俄罗斯，10%最富有者和10%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10年的41∶1。而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在1989—199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率：保加利亚为40%，罗马尼亚为32%，捷克、匈牙利各为21%，波兰为1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到总人口的20%—30%。所以，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原苏东国家的这种“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那次的大萧条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直到2009年，俄罗斯大部分工业部门的产出仍没有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的增加值只达到1990年的72%，其中纺织、皮革等轻工业的产出水平，只达到1991年的20%多一点，降幅达到77%，重工业的产量则减少了50%，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经济总量只恢复到1990年水平的51%和66%。如果说，在1989年时，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多的话，那么，在10年之后，就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而在匈牙利1998年私有化结束时，原来属于国有资产的生产资料，已有80%转属私人或外资，国家仅保留了总资产的20%。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银行业资产，65%属外国资本所有，其中，爱沙尼亚达80%，克罗地亚达85%。俄罗斯只是在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以后，才断然取缔了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扭转了它给俄罗斯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局面。

贴主:wangguotong于2025_03_25 1:46:3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