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冈：革命、传统与现代性：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向度（上）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学者再也不用透过台湾、香港，或东南亚华人社会“间接”了解中国，而50年代迄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更使得中国本身已然成为宝贵的田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这块田野地的研究，几乎都不脱离革命、传统与现代性这彼此牵连的三条主轴。对人类学者而言，当各类媒体如临现场般的呈现大小事件，田野研究和参与观察不再是学科专利，究竟人类学对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为何？在目前无论主题、理论、方法与其他相关学科高度重叠的现况下，人类学对于中国研究的独特视野及洞见又何在？本文试图透过近二十年来的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指出，革命本身与其当代意义不应也不能被视为禁区，反而是值得反思、持续深化论证的核心。

一、前言

2002年柏克莱中国研究中心年度会议原定主题是“Anthropology in and of China：A Cross-Generation Conversation”，许多学者认为“世代”带有阶层意味，主办者也从善如流地变更会议名称，但以与会学者资历而言，毫无疑问跨越了数个世代。[1]除了研究区域和主题的差异，跨世代学者对当代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都提出了几乎一致且强烈的自我批判。其中最资深，应该也是会场唯一的“第一代”人类学者施坚雅（Skinner，2004：43-46）指出，当前人类学中国研究学者一直汲汲营营界定自我“地盘”（turf），缺乏与其他学科及区域研究对话，也未见基于中国研究建立的人类学理论。事实上，弗里德曼（Freedman，1963：1-19）在距今半世纪前，提倡人类学可以从传统部落转而研究中国这个“文明社会”时即指出这门学科运用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因而强调必须借鉴社会学与史学方法，以及学科对话的重要。从两位汉学人类学开拓者相隔数十年的意见不难发现，上述问题似乎没有因为时空改变而改变，甚至停留在半个世纪前。不同的是，当前人类学者能够深入各角落，近距离观察和亲身体会当代中国则是弗里德曼难以逆料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与其说跨世代，倒不如说是研究典范的转移。除了延续宗族、宗教与仪式等早期学者关切的主题，性别、妇女，以及都市生活与消费等当代议题也成为焦点，大多都涉及1949年以后，国家势力渗透生活领域，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如同郝瑞（Harrell，2001：139-161）简洁及精确的论述：经历文化毁坏后的复苏（recovery），以及朝向一个强烈渴望，但却不确定且模糊的现代性进步（progress）。因此，这些民族志纵使有田野地点、主题或理论的不同，但论述的关键，几乎完全围绕着革命、传统与现代性三个面向，这些面向更是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无法脱离的核心问题。

本文将以这三个面向为主轴，分别透过农村与城乡关系、现代性和传统的恢复与创新，以及生命史与流动的生活经验三个主题，探讨80年代以来的西方人类学中国民族志。透过这个讨论，试图指出20世纪后半叶迄今，由于中国大陆整体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相当宝贵、值得悠游其中的“实验室”。[2]尤其关键的是，如何重新思考目前看似逐渐远扬的——50年代到80年代——不断革命时期的集体烙印，这些烙印又是如何涉入传统再造，以及快步奔向现代化的过程。

二、农村与城乡关系

中国农村与农民在清末新政之后，逐渐被视为落后的根源（Faure & Liu 2002：1-16），而导致这个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当时的知识圈。如译自日文的“农民”这个词汇及其反映的形象，相当程度来自知识菁英文化与政治的“虚构”（invention）。除了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实际在中国乡村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及社会学者关注到农村社会结构、风俗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农民是属于迷信无知的人群，更是中国达到现代化目标的绊脚石（Cohen，1993：151-170）。

共产革命对农村无产、半无产阶级农民而言，似乎是翻身的历史契机，而革命时期主战场显然不是城市，军事、政治主力还是扎根在农村。中共无疑是历史上最接近农村的政权，但整体而言，城乡对立以及农民负面形象似乎并未因为新政权建立得到改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策略下，农民负担并未减少，逐渐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后，使得城乡反差情况更形恶化。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关注“三农”问题，也恰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极佳的印证。

当代农村仍然是人类学中国研究集中地，在这个大本营的人类学者几乎无一例外探讨着1949年新政权对农村的强力渗透，以及80年代迄今的发展。人类学者立足于乡土，持续关注来自实质和观念上的城乡区隔，更着重新政权建立以来因为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异。改革开放后，不仅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远赴西方接受学术训练，为学界注入新血，中国也逐渐开启国门，允许外国学者进行长期的田野研究。[3]1981年，波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到东莞进行田野研究（Potter & Potter，199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外籍人类学者在中国村庄进行深入且长期的研究。[4]他们的《革命人类学》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本民族志在人类学界的“革命”意义，而革命这个主题，无论隐藏或明示，也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农村民族志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些民族志循着土地改革、集体化、人民公社、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经济复苏、“文革”、改革开放的时间脉络，探讨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例如，人口控制、阶级成分与改革开放以来个体财富不均的关系（Yan，1992：1-23）、家庭或社区的经济策略（Ruf，1998）、村落政治经济和家庭及性别的关系（Judd，1994）、国家进入地方道德领域（Yan，2003）等问题。虽然研究主题看似差异颇大，但几乎都涉及国家与村落传统权威的纠葛，以及宗族、家庭与个人关系的冲突、调适和改变。

人类学者在农村不约而同地关注支部书记——基层国家地方代理人的角色，及其文化延续与转换、阶级、亲属和社区纽带的变迁关系。如广东新会地方干部的角色，不再像清末到民国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力中间人（broker），而更像国家代理人（agent）。地方权力从承平时期的绅商到战争时期的恶霸，再到由共产党干部掌握，乡村社会、经济、亲属、政治关系的空间压缩，以至于50年代以后乡村社区完全细胞化（cellularized），更容易受到国家干预（Siu，1989）。黄树民（Huang，1989）首度以农村支部书记生命史，完全透过支部书记视野，探讨厦门林村从土地改革到开放后的村落变迁过程，及其所见所思的农村与农民。叶书记的经历反映出，革命对村落传统政治的影响，除了阶级成分取代以往从财富、教育取得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打破了科大卫（David Faure）等学者强调华南传统社会，宗族、土地拥有和入住权等基本结构。然而，党支部组织的深入，虽然使得原本在农村完全无法掌握政治经济资源的小姓，甚至外姓得以藉由党组织，成为村落领袖，但林村村民对叶书记的制肘，却又反映出村民对于本村／外村、本姓／外姓牢不可破的观念。

村落变迁研究中，除了早期赵文词（Madsen，1984）等人的广东陈村，乔治拉夫（Ruf，1998）的四川眉山桥楼村民族志同样具有相当的历史向度，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形成的聚落样貌。乔治拉夫追溯20世纪移入村落居民的历史，以及该地如何从一个完全没有社区共同元素的地方，到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的行政结构区划，建构出今日的行政村，地方干部也成为新的地方菁英。如同黄树民等人描述的地方干部，改革开放后的桥楼村干部的权力来源，必须透过掌握集体企业财产，但在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后，桥楼村的阶层还是以亲属为基础，个人权力同样必须来自血亲、姻亲的连结。乔治拉夫以个人和家庭为分析焦点，透过生活经济视野，探讨家庭生活以及社会变迁下的因应策略、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如何操弄这些关系，而“关系”反映的人群网络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另一个核心。

改革开放前，尤其“大跃进”时期生活物质匮乏，法律制度不完善，一直到开放后从商业网络获取利益的需求，都使得关系网络成为每一个个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领域。因此，许多学者也从礼物经济、交换理论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Yang，1994；Yan，1996；Kipnis，1997），改革开放后的商业网络运作逻辑，更使得关系成为相当重要的资源（Liu，2002）。礼物交换行为当然不是现代的产物，但是杨美惠将关系放在地方知识体系脉络下探讨，提出未曾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文辞典，也未在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出现的“关系学”，引起下文讨论，90年代以来透过各种理论探讨革命及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关系。杨美惠从历史变迁追踪关系学文化：革命年代的“关系”是操弄僵硬科层体制的方式，开放之后，关系又被重新应用在更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中，透过福柯（Michel Foucauld）的后现代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分析以往心理学家所着重，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之外，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礼物流动与人际网络的建立，探讨个体与个体、与单位、国家建立关系网络的基本结构与内涵，将关系的艺术视为观察民间发展的重要领域。

阎云翔（Yan，1996）同样以关系研究为主轴，但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为基础，探讨黑龙江下岬村的礼物交换研究，着重比较不同文化体系的礼物交换内涵，论述田野笔记详细记录的礼物交换过程、路径及性质如同社会地图（social map），藉此追溯超越时间和村落边界仪式化的礼物交换。基普尼斯（Andrew B. Kipnis）的山东邹平冯家村研究加入了杨美惠和阎云翔探讨人际网络里情绪和伦理以外的“感情”，用来增进关系的礼貌言谈、合宜的行为表现。如1949年以前，地主在贫农墓前磕头是一种稳固关系的表现，但“文革”期间禁止此类行为，是为了不允许跨越阶级关系。事实上，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区地方政权即试图以阶级取代传统宗族等社会结构，但阶级情感的操弄却在原有社会结构下产生了新的关系网络。基普尼斯（Kipnis，1997：125-126）讨论农村生产队成员超过宗族或亲属的关系，也探讨村民日常生活实践和乡民次文化，延伸至超村落领域，以及连结到城市与企业的关系。他运用布迪厄和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概念，认为关系是一种建立主体（subject-making）的过程，冯家村民正是透过无止尽的礼物交换建构自我主体性，提出与其他探讨关系网络学者最为不同的观点。

近代知识分子赋予乡土落后的标志，以及50年代由于制度导致城乡区隔，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趋缓。制度的相对宽松和就业机会吸引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因为户口问题所导致诸如子女教育等问题的重重限制，仍旧将农民与原乡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所谓的“三农”问题虽然受到中央重视，但城乡意识形态的隔膜却不是政策所能消融的。居民和村民不仅有生活条件的差别，更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居民对涌入城市的村民只给予类似“乡下人”或“农民工”等标签，至于他们来自哪一个省县，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四散城市各角落的农民，也成为都市化过程的新地景。[5]移民在城市经常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和歧视，被认为是素质低落的人群，或成为城市犯罪率增加的代罪羔羊（Zhang，2001；Anagnost，1997：122-125）。国家政策是导致城市居民排外心态的原因之一，使得城市内的农村移民成为牺牲者（Zhang，2001）。

农民在经济自主性相对提高的条件下，由下而上对决策的影响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部分学者讨论农民自主意识，追溯到包产到户过程农民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以及在非官方场合发挥隐性的影响（Kelliher，1992；Zhou，1996），但后毛泽东时期因为经济来源不完全仰赖集体，或许才是农民自主性得以建立的关键。古学斌（Ku，2003）的广东梅县古村研究，采取新马克思主义观点（Neo-Marxism），认为权力不是零合模式，没有永远被宰制的一方，着重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无言的抗拒，以及村民话语力量与国家政策的角力，政策宽松之后，文化传统又进入日常生活，农民也不是受宰制者或权力下的牺牲者。许多新制度，例如经济作物的推广也是藉由基层农民的成功经验，促使地方政府推动改革。

如果以传统的“回归”、“复兴”，或是以当前饱受批判的国家—公民社会框架，分析三十年间文化改造的成功或失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实面向的基本问题是文化生产影响中国农民自我认同，如古塔（Gupta，1998：9）所谓，低度发展也是认同的一种形式，同时形成自我的感知。当前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已经深深被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条件形塑，对现实生活中的城乡差异更感到无力。刘忻（Liu，2000）探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赵家河村民日常生活经验和展演，更能明显感受到当代农民的自我意象形构，赵家河村民经常以“山里人”描绘自我，而背后的意涵则是“落后、死脑筋”。“贫困地区”成为现代化过程的阴影，农民成为现代化过程中被创造出的来“落后他者”，正如民国初年被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绊脚石”。改革开放对广大“落后他者”，如赵家河村民来说，并无完全正面意义，尤其党支部或村委会能效能逐渐弱化，对于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处理，更缺乏以往效能。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弱势群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强调资源公平分配，相较之下是经济“阶级”、城乡差别不大的年代。对历经革命的世代而言，城市为农村带来就业机会，也导致道德崩坏，如传统孝道的危机，以及逐渐被腐蚀的革命时期的两性纯真情感（Yan，2003）。

不容讳言，当代中国农村范围正急遽缩小，主要原因包括城市腹地不断扩大，以及农村城镇化产生了城乡融合区域（desalotas），再加上农村人口从事非农业生产，则使得城乡差距由改革开放前的绝对隔离到目前似乎有逐渐缩小的趋势。然而，当代农村面貌的改变虽然有部分来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但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城市农民的打工收入，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乡镇城市化，是否使得过去泾渭分明的城市与乡村逐渐模糊（Siu，2002），或许有待进一步思考。人类学者关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职业、时间组织、生活形态的改变，而这些也都是乡镇城市化的重要指标（Guldin，1997；Zhou & Guo，1997）。

大批农民工在大型城市形成移民社区，这些移民如同过去一样，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移动到各个大城市，从事职业也与原居地乡邻或亲友形成高度连结（Zhang，2001）。刘忻（Liu，2000）探讨了城市流动农民日常生活实践，提醒我们这些流动人口不全然都处于社会底层。张鹂（Zhang，2001）也描述了移民企业家菁英，以及运用复杂社区结构和社会网络而兴起的小规模制造业中产阶级。张鹂研究北京最大的移民据点——浙江村，探讨在北京的温州劳工以及“移民企业家”，相较于其他纯粹出卖劳力的农民，浙江村温州移民有很多是小企业主，他们扮演移民与政府体系的中介，与来自同一地区的劳工之间形成恩庇（patron-client）关系，同时也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移民透过借贷关系，或相互协助形成城市内的移民网络。[6]

上述西方出版的人类学中国研究大体反映8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主要还是集中在农村社区，其次则是居住在城市的外移人口，前者着重国家渗入村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村民对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后者的重点则是城市中的少数族群以及农村移民。城市本身以及流行（popular）文化与消费文化虽然不乏人类学者的参与，但大体还是社会学或文化研究学者的舞台。暂且不论流行与消费文化，当代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领域学者都相当清楚1949年到改革开放期间，全中国都历经由上而下、强制性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个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同时关注党政体系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无论直接呈现在标题或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革命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了所有民族志。

如果我们将革命定义为以组织动员群众为手段所进行的言语、行为暴力，无间断的政治运动，后毛泽东时代毫无疑问确实告别了革命，然而从1949年迄今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的政治经济体制视野下，中国地方社会发展或许并非如大多数民族志所展现，具有从革命到“告别革命”那么清楚的分界，[7]如历史学者裴宜理（Perry，2007：1-22）从人事制度（nomenklatura system）以及意识形态等面向说明当代中国还未告别革命。如果无法掌握长期政治脉动，中国将仅仅是人类学者在全球田野版图可供选择的众多田野地之一，却失去了“实验室”的意义，关键即为重新思考革命的当代意涵

近代史学者从革命时期到当代社会治理的长期发展过程，提供我们重新以革命探讨当代中国的视野，而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传统并未因革命瓦解，革命也未因开放而消停。所谓的解放和开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虽然是重要的历史分期，但绝非过去与现在的清楚界线。人类学者该有的贡献是从社会文化整体脉络中，探讨界线的延续和断裂。另一方面，人类学及历史学者长久以来对中国区域之间的社会文化高度分歧，却对政治统一的现象有高度兴趣，也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对区域分化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Huang & Hsu， 1999；Huang，1999：201-220）。如果上述历史学者从延续性观点讨论革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人类学者除了在自己的“地盘”耕耘，似乎也应该考虑宏观政治经济脉络，以及长时间的视野，探讨地方社会文化的差异。例如，探讨不同的地方治理模式，将地理区域、历史背景同时纳入导致地方社会文化产生差异性的分析，或是从相反的角度思考地方社会文化差异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从行政措施和手段可以看到地方治理模式的差异，但追求经济发展则是所有地区的共同目标，搞活经济以及奔向现代化也成为不同区域的最大公约数。20世纪初期以来，农村与农民在知识分子“虚构”下成为贫穷落后的象征，这些知识分子也透过现代性话语表达他们对“进步”的追求。集体时代的现代性是国家计划性变迁所创造的标语、口号或其他形式论述，而当代则是透过媒体或从城市回乡的农民传递观念、行为，以及物质生活的现代化想象。随着电子媒介以及网络普及化，想象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实践，几乎每一个人都能透过便捷的交通或通讯，以实质或想象的方式呈现自我或认识远方的他者。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31）认为，这种想象不是一种集体迷幻（the opium of the masses），已经成为社会实践的场域，在行动者个人位置与全球界定下可能性场域之间的操作与协商。在商品、资本、人口、信息、知识与想象高速流动的当代中国，全球化的结果也不尽然产生文化统一现象，反而是地方（local）与外界透过实体或媒介的接触，对于地方社会形成再创造或再发明的再地方化（cf. Long， 199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