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曦 杨生照：20世纪以来中西形而上学的破立与演进（下）

其次，俞吾金所指出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的三次“翻转”，乍看起来它们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但其实它们是相互连结、重叠着的关系：其一，虽然“主体性形而上学”在运思方式上“体现出对在场形而上学的颠覆”，但是它“是在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36]，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形而上学形态。其二，虽然“意志形而上学”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一种翻转颠覆，但它们之间的翻转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内部的翻转，也就是说，“理性形而上学”和“意志形而上学”都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形态，所以，它们也都还是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其三，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在追问和思考本源“存在”的意义，而他的追问与思考同时也伴随着对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这其中也包括对自己思想的不断反思和检讨。这就使得海德格尔哲学呈现出两重性，或者说是两方面特点：一方面，海德格尔一生的哲思历程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一贯性，无论是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还是其后期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都是为了澄明本源“存在”的意义而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开的思想尝试，它们在“存在之思”的旅途中都有其一定的“路标”（这是海德格尔一本文集的名字）意义；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一生的存在之思从方式路径到内容专题等各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多变性，而这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俞吾金所说的从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到后期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的翻转。因为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从形态归属来说，它在实质上只是一种“精致版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现代形而上学，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阴影”[37]。而就其作为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来说，它依然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延续。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取代前期“此在形而上学”而新创构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不再预设任何现成存在者的在场，而是试图通过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的品鉴或鉴赏，直接面向本源“存在”：在本源“存在”的显现场域之中，没有任何现成事物具有绝对优先性，“天空”、“大地”、“诸神”、“终有一死者”（也就是“人类”）是“共属一体”的关系，它们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方式同时现身。

如果以上俞吾金关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三次翻转的概括可以成立，那么，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建构，从基本形态来说，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为三种理论形态：形而上学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第一种形态）是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在场形而上学”，它们将“存在”理解为某种现成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最普遍之物，如“理念”、“实体”或“上帝”等，并将其作为一切相对变化的“存在者”得以可能的终极根据（或最高原因）。所以，这种“在场形而上学”也可以叫做“实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ubstance）。形而上学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二种形态）是自近代笛卡尔开始，经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尼采（甚至也可以加上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它们将主体之人的“理性思维”、“意志”等作为终极实体，也就是作为一切“存在者”得以可能的终极根据。所以，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形态也可以叫做“主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ubject）。形而上学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第三种形态）主要是由海德格尔基于“存在论区分”的自觉意识和对以往形而上学（包括前面的“实体形而上学”和“主体形而上学”）遗忘“存在”本身的批判解构，从而开启的朝向真正的本源“存在”的追问和思考，我们可将其称为“存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being）。在以追问和澄明本源“存在”的意义为指向的“存在形而上学”的建构过程中，海德格尔虽然也经过了仍然具有“主体形而上学”影子的“此在形而上学”，但他很快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并放弃了原来的“此在形而上学”进路，从而走上了后来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建构。至于海德格尔后期的这种“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究竟有没有克服柏拉图主义，以及是否真正切中或澄明了本源“存在”的意义，这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但是他不断克服遗忘“存在”的柏拉图主义，进而展现真正本源“存在”的意义的思想努力和尝试，却是有目共睹的，它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突破性意义。

（二）从绝对实体到本源存在——形上之思的两个层

以上关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的探讨进一步表明，以超出“存在者”进而返归“存在”本身为指向的西方形而上学之思，又可以归结为两大观念层级：

首先是作为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可能的终极根据（或最高原因）的唯一绝对永恒实体的观念层级，它是超出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后达到的第一个形上观念层级。从哲学史上来看，自柏拉图直到海德格尔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思考，绝大多数都归属于这一观念层级。海德格尔曾谈道：“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38]海德格尔将他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都看做是柏拉图主义的延续，这是因为，他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思考基本上都体现或展开为用某种唯一绝对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者来回答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诸如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再到近代哲学家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权力意志”等等，都属于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里值得一提的，海德格尔将马克思哲学也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和颠倒，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贬低与降格。马克思哲学以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来回答一切事物之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已经并非是像尼采那样只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克服与扬弃。

其次，西方形而上学之思的第二个观念层级，是作为一切存在者（既包括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也包括唯一绝对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可能的更为终极、本源的“存在”本身的观念层级，它是超出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后，再进一步继续超出唯一绝对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者之后达到的又一个观念层级。这一观念层级，是海德格尔在深研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基础上“重新发现”的。并且，为了重新展露这个更为终极、本源的“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一生都在不断地同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的旧形而上学作“斗争”，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所出现的各种柏拉图主义的“残余”。只有返归到真正的本源“存在”，“存在者”才能得到真切的领会与把握，我们的哲学之思也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从致思的基本问题而言，在形而上学之思的这两个观念层级中，第一个观念层级主要思考和回答的是多样的宇宙万物的普遍（统一）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即有什么事物真实存在的问题，而第二个观念层级则思考和回答的是一切存在者（既包括多样的宇宙万物，也包括唯一绝对永恒实体）“何以可能”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何为存在”（how is Being?）[39]，即“存在”一词究竟是何意义的问题。很显然，只有在先回答了“何为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何物存在”作出思考和规定，也就是说，对于“何为存在”的思考回答乃是回答“何物存在”的前提，或者说，本源“存在”之思的观念层级为唯一绝对实体的观念层级奠基。[40]由此，我们不难视见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对于形而上学研究与思考所具有的重大突破性意义。

（三）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形上建构的演进与突破

可能是形而上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作用，上述西方形而上学的演进发展历程，特别是它在20世纪以来的思想突破，对20世纪以来致力于借鉴吸收西方哲学思想来思考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与重建的中国哲学家及其形上建构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的体现就是，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近一百年左右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哲学建构几乎以快放的方式再现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从“实体形而上学”经“主体形而上学”到“存在形而上学”的“翻转”演化历程。

在20世纪上半叶，先是熊十力在反思批判佛教唯识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实体性的“本心”为本体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形而上学”[41]，后有冯友兰、金岳霖在借鉴吸收具有柏拉图哲学特点的英美新实在论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理”、“道”为本体的“新理学”、“元学本体论”。 从基本形态上来说，熊十力、冯友兰和冯友兰等三人建构的形而上学，主要呈现为“实体形而上学”的形态特点。

到20世纪下半叶，先是以唐君毅、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学者在借鉴吸收黑格尔、康德等西方理性主义主体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生命心灵”、以“道德良知”为“本体”或“存在”的“境界形上学”（唐君毅）和“道德形上学”（牟宗三）；后有李泽厚、蒙培元等大陆哲学家在反思之前的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情感为最终实在或形上本体的“情感本体论”和“情感儒学”。就这一阶段的形上哲学建构来说，一方面，在基本形态上，它们都属于“主体形而上学”的形态，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形态内部，从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到大陆哲学家李泽厚、蒙培元，又呈现出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情感形而上学”的翻转。从观念层级上来说，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实体形而上学”，还是下半叶的“主体形而上学”，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前面所说的唯一绝对实体的观念层级，还未达到（也没有意识到）本源“存在”的观念层级。

而21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展开其形而上学建构之思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过20世纪西方的欧陆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的启发和影响。如陈来曾指出：“中国晚近的哲学领域，颇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些影响。海德格尔哲学号称最晦涩的哲学，却在现代中国哲学界（这里说的中国哲学界是广义的）大行其道，引起最多关注。当代中国研究海德格尔的论著超过所有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论著，《存在与时间》成了哲学系学生必读的硬书。”[42]正是在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启示影响下，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建构基本都不再是以什么实体性的“理”、“道”或主体性的“心灵”、“良知”、“情感”作为本体，而更多是以境域构成性，而非现成实体性的“亲亲”（张祥龙）、“生活”（黄玉顺）、“事”（杨国荣）、“仁”（陈来）等作为宇宙万物之存在得以可能的终极本源。从观念层级上来说，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哲学建构超出了其前辈的形而上学建构所达到的唯一绝对实体的观念层级，而对更为终极、本源的存在本身的观念层级有了自觉，并尝试以“中国式”的话语方式来通达、言说和显示他们所领会和理解到的本源“存在”观念。这也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形而上学建构上的思想突破。

参考文献

[1]如果从更广的视域和立场去观察，那么还有如贺麟的“新心学”、冯契的“智慧说”、蒙培元的“情感儒学”、郭沂的“道哲学”、丁耘的“道体学”，等等，不胜枚举。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5]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6]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7]这里所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就是指“存在”或“存在本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8]海德格尔：《导言》，《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2页。

[9]海德格尔：《导言》，《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46页。

[10]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页。

[11]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12]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3]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4]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15]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16]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7]杨国荣：《道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8]杨国荣：《道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9]郭沂：《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20]郭沂：《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152页。

[21]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页。

[22]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6页。

[23]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283页。

[24]黄玉顺：《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对鞠曦、陈明、蒋庆的评论》，《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25]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0~281页。

[26]这里说“再次宣告”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康德作出过这一宣告。

[27]海德格尔就曾指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并不消除形而上学。只要人还是理性的动物，则人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只要人还把自身理解为理性的动物，那么，按照康德的话来讲，形而上学就属于人之本性。”参见海德格尔：《导言》，《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3页。

[28]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

[29]G. W. F. Hegel,Werke 8, Frankfurt an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07。此处转引自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0]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366页。

[3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32]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33]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34]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5]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6]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7]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8]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页。

[39]注意，这里用的是“how is being?”而不是“what is being?”，因为“what is being?”应译为“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是什么？”，本质上是对“存在者”的追问，不适用于“存在”（Being）本身。

[40]关于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和基本问题的探讨，还可参见拙文：《从“是什么”到“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及其基本问题》，《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一种比较哲学视域下的思想研究》附录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220页。

[41]参见郁振华：《论熊十力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而上学》，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2]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来对于海德格尔在中国哲学界的大行其道其实并不认可，而更多是批评和反对的。他认为，“Being本来是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特有的问题，而今天中国的中西马哲学若都要事事从存在Being开始，这是根本不合理的。Being作为系动词应译为是，此种系动词的用法是汉语中本来所没有的。把是系动词带来的西方特殊问题当作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