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知学、会通与化生：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下）

在这个意义上，中西会通之于贺麟，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核心观念。

其一，中西会通的精神实质，涉及“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方文化。

其二，中西会通的文化目标，涉及精神与文化的体用、传统与时代的评价两个方面。贺麟提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观点。其要旨在于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外来的文化和以往的文化，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须承受西方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活的产业，视之为发挥自己的精神、扩充自己的理性的材料。同时，贺麟提出，“把握住传统观念中的精华，而作民族文化的负荷者，理解流行观念的真义，而作时代精神的代表，也须能够对传统观念及流行观念加以重新检讨、重新估价”。

其三，中西会通的哲学途径，是以西方哲学发挥中国哲学的正宗和主流。贺麟视儒家的理学为中国的正宗哲学，故“应以西洋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的正宗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由此“西洋哲学中国化”和“中国新哲学之建立”就是贺麟念兹在兹的民族文化复兴理想，既能够确立民族的自尊和文化的自信，也能够提升哲学思维的精密与深度。

其四，中西会通的西方哲学研究路径，在于翻译之化境、体系之贯通和方法之比较。徐光启云：“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在翻译方面，贺麟首重西方哲学概念的翻译和阐释，尤其是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这同时也就是让西方哲学说汉语、让汉语说哲学的“会通”过程，要通过“艺术功力”将西方哲学概念本土化和内在化。在体系方面，思想体系的会通，不仅涉及西方哲学内部的体系间关系，也涉及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贯通西方哲学内部的努力也是其总体会通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法方面，贺麟关于宋儒的直觉法与斯宾诺莎直观法、王船山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视为中西哲学方法会通的典范。

自今日视之，贺麟的文化和哲学会通观不仅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至今仍然是榜样和典范。西方哲学的当代研究者也有不少人继续走向中西会通之途、哲学澄明之境。兹仅举叶秀山为例。在贯通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的代表性学者中，叶秀山不仅以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为枢纽，更能够贯通古典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对美学和艺术哲学也颇有会心之处，晚年更是将注重中西哲学在理论上的会通作为新视角的主要支点，努力从中国哲学的思路来研究欧洲哲学的理论，也用欧洲哲学的思路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路，即概念—范畴无分中西，统统要归到思路和理路上来。按照这个方向，哲学有能力将空间吸收进时间，中国哲学也有能力将包括欧洲“落日成果”在内的一切化为空间—必然之事物，重新吸收到时间中来，接续—推动哲学之历史与自由。

不过，就今日中国之哲学研究格局而言，由于学科壁垒和高度专业化分工等影响，研究者之间的隔阂之大、门户之深、沟通之弱，较之贺麟所处时代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从中国出发的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来说，所谓“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之间的分野、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争论尚未澄清，遑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开新。因此，“会通”是这一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哲学自身的时代任务所在。

就内在要求而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要致力于贯通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既要走出哲学史研究的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的分立，也须克服缺乏历史意识的或仅以哲学史为案例训练的理论建构。一方面，必须肯定哲学的历史性，我们所称的哲学是哲学的整个历史和全部过去，每一个哲学体系都通过或明或暗的一系列关系将自身与哲学体系的总体联系起来，并彼此依赖。另一方面，哲学史也必须是哲学的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研究，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进路，研究者都必须批判性反思自身的思想前提、理论语境、术语系统，最大限度走出极端历史相对主义，也避免对哲学史过度虔敬的态度。当然，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史和高度分化的当代西方哲学格局，贯通历史和会通百家不是某个研究者能够做到的，这需要整个学术界的视野格局和群策群力；但无论如何，学术界应当鼓励和支持这种贯通之精神、会通之努力。

就时代任务而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要进一步打通“让西方哲学说汉语”与“让哲学说汉语”的关系。至少从明代后期开始，让西方哲学说汉语的努力一度形成规模，熔铸汉语新词与用中国哲学术语“格义”西方哲学概念同样极具创造力。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学术的压倒性优势，相当一部分西方哲学概念虽然以旧有或借用的汉语哲学术语呈现，在内涵和用法上却往往是新的，加之西方哲学的体系化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持续译介，使中国思想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进而又出现了“反向格义”现象，即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无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似乎都出现“以中文译、以西哲解”的趋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取精用弘、含英咀华”，创造转化、综合创新，中国学者“让西方哲学说汉语”与“让哲学说汉语”已然初见成效，“格义”和“反向格义”互通互照，新译佳构层出不穷，既拓展了哲学概念的广度、丰度和深度，也促使学者们更加深入思考概念与译名的适用性和表达力。例如,对“超形性学”“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译名的反思促进了我们对metaphysics更加准确的理解；取《系辞》“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先天”和“后天”来对译“a priori”和“a posteriori”，反过来也促进了我们对《系辞》二语的对照理解。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固然有必要登上全球哲学奥运会的竞技场，但其最根本、最宏大的目标，还是服务于丰富汉语的哲学表达能力、提升中国哲学的深邃与精密、构建哲学的时代精神和系统回应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因此，打通上述二者的关系，化“以中文译、以西哲解”为“以汉语讲、以哲学解”，会通哲学研究与哲学创造之力，或许是亟需着力的重要方面，而这种会通之功已经把我们引导至“化生”这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又一视角了。

三、化生：在变而为新中创造转化

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不过百余年历史，西方哲学研究既是其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和有机构成。百余年来，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两个结合”的推动下，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各个哲学分支的研究共同构筑了博大宏富的中文哲学天地。在这一过程中，以“知学”与“会通”为基础，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实际上也经历了“中国化”的重新锻造，“化生”为中国哲学的内在部分和内生成分。“化”者，变而为新；“生”者，久而成物。与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一样，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化生”体现出中华文化与时偕行的生命力、兼收并蓄的包容力和深厚强大的转化力，这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周敦颐《太极图说》）。西方哲学在中国大地传播生长，在多语思维的激荡和汉语的表达形态中，经过中西方学者的吸收转化改造创作之功，其富有生命力的部分与新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互动共生，呈现出具有新功能、新形态的成熟类型，这就是“化生”一词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就其同者而言，求真求是的“知学”和贯通西方哲学、打通中西哲学的“会通”既是“化生”的基础，实质上也是其表现形态。就其异者而言，“化生”之不同于“会通”，关键在于思想有创化，而理论有新生，不断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虽然已经超出了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围，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研究，还是对其原理体系、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研究，抑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吸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都体现出“化生”的真精神、“结合”的新途径。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金岳霖以逻辑分析方法改造中国哲学范畴来建构新本体论的“新道论”，贺麟以新黑格尔主义阐发宋明陆王心学的“新心学”，张东荪借用并改造西方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建立多元认识论、多元交互主义的“新哲学”，甚至冯友兰以新实在论改造宋明理学并提出“接着讲”的“新理学”，熊十力发扬《周易》和王阳明、王船山学说，改造法相唯识学，创立“深于知化，长于语变”的“新唯识论”，都可以视为“化生”的早期代表性形态。

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知学”方面可谓更加准确细致、深远广阔，但于“会通”“化生”二途，因其多先例而缺成法，疑者众而和者寡，尚需踵武前贤，敢辟蹊径。关键问题在于，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不纯然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努力，而是立足中国大地，融会优秀文化资源，反思时代普遍问题，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新形态的努力，也应当在建设现代化强国道路上，为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挺身而出，贡献力量。因此，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虽然其研究的对象源于西方，但研究的主体、语境、方向和目标根植于中国。昔日的“古今中西之争”已经被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襟抱和全球视野所超越，“知学”“会通”“化生”这三个方面应当互为依靠、综合创新，共同推进中国思想的自主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就近年来西方哲学“化生”的总体成效而言，以“中国现象学”和“中国诠释学”研究较为显著，而以“汉语哲学”倡议颇为引人瞩目。

在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和诠释学虽有其各自的发展脉络，但二者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哲学的合流中产生了哲学诠释学的影响，加之中国学者对新的哲学方法的强烈追求，使现象学和诠释学一时间在中国成为显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和诠释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持续四十年的研究热潮。就中国现象学研究而言，对现象学文本和文献的译介、考察和探讨基本与国际学术界同步，现象学与中国本土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加之现象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尤其是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对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已渐成风气，甚至出现了现象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说法。

就诠释学而言，“诠释学的中国化”，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构想”，而“中国诠释学”成为颇具号召力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者之众多、涉及领域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富，在国内西方哲学研究和中西比较研究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和阐释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特点，中国古典诠释的实践和思想均极为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和哲学本体论的西方诠释学激活了中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和各个面向的诠释经验。近四十年来，中国和海外学者引入了大量西方诠释学的经典著作，不仅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狄尔泰和利科等诠释学大家饱受关注，方法论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实践诠释学、批判诠释学、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乃至激进诠释学等各种理论形态也如万花筒般渐欲迷人眼。同时，对中国古典诠释传统的研究和中国诠释学的现代构建也“化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中国诠释学是成熟的西方哲学理论、深厚的中国古典诠释传统与多学科的广泛诠释实践相结合的范例，我们也可以期待它与“汉语哲学”在更深层次的融合。

“汉语哲学”倡议发端于一部分以西方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国学者，体现出“化生”西方哲学的文化自觉和哲学创造的自主意识。虽然以“汉语”为修饰语，但“汉语哲学”实则决不仅仅限于语言文字、语言哲学领域。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的官能，更是人类创立的最基本的制度，甚至是“制度之制度”。汉语言文字可谓“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洵为中国文明的文化基因，汉语哲学明确这一根基和载体，表明名相虽新，其实质则有根、有源，而且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同时又以中国文明为立场，以时代精神为支点，以古今中西文化融会为语境，经历了剧烈碰撞、深度融合、广采博收和转化创新。因此，“汉语哲学”看似有同义反复之嫌，实则凸显出汉语言文字的制度基础、文化积淀和思想深度，唯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的哲学处境，并重新唤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与生命力。

当然，汉语哲学倡议如果要成为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哲学运动，避免让人望文生义、随意理解，就必须探索基础性的重大问题，持续催化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汉语哲学框架内的“化生”。例如，“汉语哲学”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意味着对“哲学”概念重新定位，要在哲学观上取得突破，开辟新的理念、路径和方法，力求以全球视野、本土立场、历史资源、当代问题为方向；既要冲破本质主义视野，也要突破中心与边缘的哲学谱系建构，从而更加充分地理解各种文化中的哲学类型。又如，“汉语哲学”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西方哲学思想成果的汉语转化和理路创新，另一方面，是对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参与构建现代中国古典学的学术范式，可谓一肩挑起两副重担，以世界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全局为时代背景，以打通双向概念体系、贯通中西思想之真精神、铸就现代哲学形态为目标，在先贤筚路蓝缕开辟的思想道路上，踏上以“知学”为基、“会通”为要、“化生”为本的学术征途。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倡议既可视为对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及其中国化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建构的领悟和接续，更是在当代立场上回应时代问题的哲学重建。真实即创造，汉语哲学处于开端状态，正在创造自身的途中。

对于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知学”已然极其艰难，“会通”亦需筚路蓝缕，“化生”自是更高的期待和目标。就西方哲学的思想创造性和体系革命性而言，21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与20世纪同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20世纪其他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相比，亦复如是。毫无疑问，当前西方哲学的研究质量仍然是较高的，无论是哲学史编纂还是研究，无论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还是伦理政治领域诸议题的系统研究，无论是与认知科学、脑科学、语言科学相关还是与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前沿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相关的哲学反思，皆是如此。但与此前两个世纪大师云集、体系精彩、方法日新的局面相比，现在似乎是以整理、总结、反思为主，守成能力有余，创造动力不足。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更重要的则是能否不断保持思想方式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突破性，思想资源上“取精用弘、含英咀华”的开放性，这一点是不分东方西方的。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的“化生”，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推动下，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学术立场，已经有能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现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历史哲学和规范性哲学等领域在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上的重要突破。

结语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一百多年，如果从明末李之藻和耶稣会士傅汎际合译《名理探》（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全书）作为中国学者译介西方哲学的开端，到今天已近四百年。在翻译《寰有诠》时，李之藻慨叹：“惟是文言夐绝，喉轻棘生，屡因苦难阁笔。”四百年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仅蔚为大观，而且融会新知，反思批判，几乎能够与西方哲学大家族中的所有主要领域深入对话，平等探讨。质而言之，总结百年来作为现代学术的哲学学科体系成就，包括“知学”“会通”和“化生”在内，略有十端：一曰移译西书，融会新知，言广译西学哲学著作，引入现代科学新知，建立起学科体系；二曰引入新词，熔铸新语，言以移译西书、构建学科过程中，概念体系广引博收，切磋琢磨，新旧辉映；三曰哲学科学，同源共生，言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分流，引入中国之后则共襄共生；四曰史论立科，学思相成，言哲学史与哲学分支学科共同形成中国的哲学体系，学术与思想相辅相成；五曰东往西来，人才荟萃，言西方哲学研究百余年间本土学者和海外人才辈出，颇多一时之选；六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言从中国出发研究西方哲学，融会百家，含英咀华，不以流派门户为限，不以欧陆英美为界；七曰中西结合，和实生物，言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必然是中西思想碰撞融会、相互结合的结果，深入、开放、广泛的结合与转化是思想文化创造之途；八曰中西会通，学贯古今，言中学、西学，道术未裂，古人、今人，心理攸同，会通为要，美美与共；九曰西学化生，与时偕行，言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既以绍述为基，更以“华化”为鹄的，以“化生”为新生；十曰守正创新，哲学为源，言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不仅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西方哲学研究亦大有助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上述十端不尽完备准确，旨在撮其大要。在讨论过“知学”“会通”“化生”这三个主要视角和三项基本任务之后，我们认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总结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在目标设定上既要研究具体理论、具体问题，也要从大问题、大概念、大叙事入手，以知学、会通和化生的综合视野讲深讲透、比较对话。这就是说，当中国思想遭遇西方哲学之际，尽管在不同时期也许会各有侧重，不同学者往往聚焦于不同方面，但知学、会通和化生这三个方面总体上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而且实质上已经渗透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当中，因此最好不要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我们通过分析厘清了这三个视角和维度，而它们作为一体三用的目标，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思想使命和学术重任。因此，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既要有能力“致广大而尽精微”地“知学”，也要尽可能以“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会通”，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化生”，以此三者的贯通来创设研究议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当代哲学在历史性大变局下的整体语境为主题，敢于思考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探索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可以说，非“真知学”无以“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亦无从“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非深入会通无以互鉴互照、成己成物，更无从避免浅尝辄止、故步自封的困境；非创化新生无以激发哲学思想的化成之途、生生之道，遑论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承载旧邦新命的哲学理论和思想体系。

总之，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绝不是所谓“自我殖民”，也不是西方的命题加中国的素材，而是“从中国出发”的探索和创造，是基于历史性和当代性的创造性转化。面对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和纷繁复杂的哲学问题，面对各种文化形态的哲学观念的会通与结合，面对大时代大变局和人类普遍问题的全面挑战，我们有必要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守正创新、胸怀天下，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向，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进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创造现代化文化强国的哲学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