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知学、会通与化生：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上）

摘  要：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总体上始终隐含着“从中国出发”这一朴素而根本的前提。因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虽然其研究的对象源于西方，但研究的主体和目标根植于中国。以此为出发点，人们从“知学”“会通”“化生”三个视角出发，探索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明确西方哲学研究一则以“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为根基和先导，二则强调贯通西方哲学历史与流派，打通中西哲学观，会通哲学研究与哲学创造之力，三则明确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最终要实现研究对象在中国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形态。这三个方面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共同体现出我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与未来方向。

晚清以降，继汉魏两晋佛教东传、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后，“泰西之学”随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再度东来。这一时期的全球史既异于中古时代，也不同于近代早期，而是开启了世界历史状态的总体趋势，现代化首先打上了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底色，“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时期的西方学术也完成了亚洲去魔化（Entzauberung），剥除了亚洲大陆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各种宗教和文化源头的光芒和魔力。处在上升期的欧洲文明开始把“停滞落后的”中国和东方视为可以俯视的“他者”，急不可耐地满足自己“文明”地位的跃迁，在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文化认同和世界霸权。尚在前现代社会挣扎的古老中国不幸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之中。但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的总体危机和古今变局，也激发中国有识之士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之际，开始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自身文明意识等方面的反思与重建，一方面，审视中国文化的本色和底色，另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和资源，艰难但坚定地走上精神解放、思想革新、文化改良乃至社会革命的现代化求索之路。

我们之所以做出上面的对照和勾勒，意在强调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变局中发生的，是在“古今中西”的交叉口、撞击点上往复运动以至飞跃创造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构成了中国思想革故鼎新的背景和参照系，也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建设现代文明的漫漫长路上竖起一座座里程碑。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理智最精微处的学问和价值最核心处的守护，在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现代文明建立、发展和革新的过程中，素来是至关重要的学术领域、思想系统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哲学学科建立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和中国的西方哲学译介与研究又发挥了关键作用。概言之，哲学作为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科，建立、成熟于西方；作为探究宇宙奥秘与人生智慧的学问，则是各个文明高级形态的禀赋与精华。故就其为学问而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其为学科而言，则因学术建制和科学制度之不同，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面貌。因此，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冲击与挑战之最深者，主要不在“形而下”诸学问学科，也不在宗教和神学冲突，而在于“形而上”的诸哲学思想之间的冲突，以及以哲学为圆心的社会意识形态诸领域的角力。因此，哲学作为学问和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既依赖于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也依赖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返本开新，更依赖于立足时代、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哲学创新和创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总体上始终隐含着“从中国出发”这一朴素而根本的前提。之所以称为“根本”，一则因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文明精神世界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有机构成和内生动力，二则因为虽然其研究的对象源于西方，但研究的主体和目标根植于中国，不仅自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以此为一大方向，表现为多种形态。考虑到本文定位，我们总体上聚焦于第二个方面来展开，并以此为出发点，拈出“知学”“会通”“化生”三个视角，探索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所谓“知学”，取自王国维，既意在明确何谓真学术，如何真为学，也旨在明确西方哲学研究首先以“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为旨归，并以陈康《巴曼尼得斯篇》译序为例揭示“真知学”的特点；所谓“会通”，以贺麟的文化和哲学会通观为范例，意在强调贯通西方哲学历史与流派、打通中西哲学观、会通哲学研究与哲学创造之力这三重努力方向；所谓“化生”，以中国现象学、中国诠释学和汉语哲学倡议为例，意在强调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最终要实现研究对象在中国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形态。这三个方面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共同体现出我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与未来方向。

一、知学：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

1903年，在日文哲学著作汉译的热潮中，开始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国维，针对张之洞和张百熙“以哲学为诟病”的奏折，在《哲学辨惑》一文中，力陈哲学非有害之学、非无益之学，且为中国固有之学，故中国现时不仅有研究哲学之必要，亦有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三年之后，王国维继续针对《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之弊而为哲学的价值和地位辩护，指出“其根本之误”在于“缺哲学一科”，进而澄清了哲学有害、无用和“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等三大谬论。关于西方哲学于中国学术的价值，王国维认为：“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虽然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并不在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无疑极大促进了他对中华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重要的是能够使他在中西对照中形成关于学术本质和学术价值的基本立场和现代意识。正如他于1911年《〈国学丛刊〉序》中的著名表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乍一看，王国维主张的学术“三无”——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似乎有简单化之嫌，实则可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窥见西方哲学的若干典型特征：一是科学、史学与文学之分，分别以求真求是为鹄的、以探究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为目标、以表情感与求想象为特征；二是学术自身具有独立价值，“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由此可见，王国维的论述关键在于其现代学术观和中西哲学观。就后者而言，《哲学辨惑》所云“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可以代表；就前者而言，笔者试图拈出“知学”一词来代表，王国维以此划分了“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与“真知学、真为学者”的两种学术态度。

“知学”虽是平常字眼，甚至不如“知”“道”，但在王国维这里，既包含“对学问本身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特定领域的学问”双重含义，也强调要以“真知学、真为学”的态度，吁请学术界走出中国学术在佛教极盛期的“受动”时代和当下的“受动”状态，再创诸子百家的“能动”时代，重申宋儒的“能动”性质。欲实现思想和学术的“能动”，青年王国维所看重的西洋学术，既非西学东渐中的“形下之学”，也不是严复译介的带有哲学性质的社会科学著述，而是如康德哲学那样的“纯粹哲学”。可以说，王国维的“三无说”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纯粹、独立、求真的秉性。这种识见和决心虽然并没有让王国维在西方哲学研究上更进一步，却激发出他在中国文史哲研究上的真知灼见，在中国思想学术开启“能动”时代的共同努力中厥功甚伟。

在本文的语境中，我们把“知学”作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义，意在强调这首先是“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的研究，其核心要义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彻底的理性精神和公正的学术标准来介绍、翻译、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的体系、学说、方法和历史，进而努力登上学术研究的高原、思想创造的高峰和文化建设的高地。首先，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并不是将哲学化约为自然主义立场（例如胡塞尔批判的将意识和观念自然化的极端而彻底的自然主义），而是旨在凸显崇尚理性、尊重事实、求真求是、学以致知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也是科学精神的要求。在人类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演变发展中，哲学与科学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和分野成为一个哲学问题，是哲学的内部问题；“哲学—科学”之精神使哲学与科学在总体上同其他文化构型和知识类型鲜明区分开来，只是在严格的理念、判准和方法上各有侧重、程度不同而已。同样，严格的科学态度也尊重思想和语言的历史性，秉持“了解之同情”，但拒绝历史主义所导致的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其次，所谓彻底的理性精神，则表明哲学一方面要求从事哲学活动的个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分析澄清理论前提和预设，致力于清晰严密的推理论证，在予求理由的语言游戏中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强调运用公共理性、塑造重叠共识、培育公共意识的的重要作用，在广阔的规范性空间中扩大理性的公开运用。最后，所谓公正的学术标准，旨在表明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营造、维系和评价。虽然现实中的学术活动难免出现部落分化、领地封闭和等级森严之弊，学术共同体总体上仍然致力于保证和提升研究标准和评价标准的公正性。这三项规范性要求既是哲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也充分体现在百年来中国学者译介研究西方哲学的艰辛历程之中。

在这一艰辛历程的初期，按贺麟的说法，“自从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方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即其中之一。陈康在译序（1943年）中关于西方哲学原著译注研究的精辟论述，不仅代表了早期西方哲学研究者的学术理想和哲学信念，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知学”理想和“为学”标准。

这篇序言思虑精审，直击要害，分为“何以译、何以注、如何译和如何注”四个相互支撑的部分。“何以”（why）和“如何”（how）译注是问题，其隐含的预设则是“主体”（who）、“对象”（what）和“受众”（whom），主体是熟练掌握汉语和西方语言、开展哲学研究创作的学者，对象是西方哲学著作及其学术史和研究共同体，受众则是通晓汉语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围绕上述五点，陈康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见解，至今仍为不刊之论。

第一是译与注的原因。西方哲学著作的译注大体上属于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研究哲学问题、建设当代哲学离不开对哲学史的研究。例如，建设新的存在论（万有论、本体论）是当时一大趋势，但这依赖于两个前提，即对《纯粹理性批判》的了解以及对此前存在论的了解。而《巴曼尼得斯篇》恰恰是柏拉图以一种范畴论反思自己的理念论（相论）的代表作，又是柏拉图著作中最大的谜，因此不可不译、不可不注，又不得不注而详解。这就是何以译和何以注的原因。

第二是如何译的问题。陈康以严复“译事三难”为引，提出了“理想读者”和“理想翻译”的双重理想类型。一方面，哲学经典译本的受众不是一切读者，而是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读者，“达”与“不达”是相对于理想读者而言的；另一方面，“理想的翻译”是“有学术价值的翻译”，既服务于不解原文的人，也是了解原文的人所不可少的。这样，理想的翻译作品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其理想读者必将包括国际学术界的专门学者，以至于“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在一定意义上，陈康以汉译佛经为榜样和标准来看待和激励汉译西方哲学名著，不仅欲使其翻译质量满足国际学术界翻译和诠释的普遍标准，甚至能够达到权威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现在从事西方哲学著作译注和思想研究的理想目标。

第三是思与言的关系。以理想读者为受众，以理想的翻译为目标，以有学术价值的翻译为标准，那么，求“信”而导致翻译语言的“不雅”“不辞”“不习惯”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这是译事的本性；反过来说，“如若一个在极求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词句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像“如若—是”和“如若—不是”这样的词句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之所以还未有人讲过它们，是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正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所以这篇对话录的翻译才有必要。从这一相对特殊甚至极端的例子中，我们亦可想见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和西方哲学思想的诠释，对于中国学者的哲学思维和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和推进。

第四是方法论要求。针对哲学经典的译注和解释，陈康强调：“解释哲学著作唯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采用古文字学中校勘、释义、考证等等方法。”因此哲学经典的注释包括四项，即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和义理研究，其中义理研究是中心部分，又分为三步：“论证步骤的分析”“思想源流的探求”“论证内容的评价”。可以看出，这里的“四项三步”已经不仅仅是哲学经典译注的工夫，而且是哲学史研究乃至哲学问题研究的要求，毕竟“问题是哲学的中心，论证是哲学的精髓”。陈康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文、英文研究著作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原则和方法，同时也发扬了“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古希腊哲学精神，其成就堪与欧美一流学者比肩，其追求的西方哲学研究目标实际上也为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树立了标杆。

西方哲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基本同步。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给中国哲学传统注入新的血液和精神，也在中国化时代化和“两个结合”进程中逐渐确立为国家根本制度。这一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译介研究在“知学”“为学”层面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与国际哲学界的研究水平逐渐接近，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格局，极大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提升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并在“知学”的同时推进了我们后面要论述的“会通”和“化生”进路，正式形成了作为现代学术的哲学学科体系。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近代早期哲学一直是译介研究的重点领域。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与起源，中国学者对其多有精译博采，又与西方古典学相结合，并与同一轴心时期的中国先秦思想颇多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因其与马克思主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以及与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和理学思想的贯通性，一直是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典范，其翻译和研究似可谓“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庄子·天下》）。近代早期哲学研究领域广阔而细密深致，不乏佳构。中世纪哲学特别是经院哲学本是西学东渐之滥觞，当前的研究亦突飞猛进，似有后来居上之势。在20世纪，哲学及其分支研究领域如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现象学和诠释学均得到丰富、持久而富于成效和原创性的翻译和研究，对于知识论、心灵哲学、道德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历史的纂述还是主题的精释，也是硕果累累，人才辈出。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从“知学”角度看，虽然西学译介注疏研究蔚为大观，现代学术意识基本确立，但即便时至今日，与西方学者对西方哲学的总体研究相比，我们距离去斯巴达演武艺、去雅典演悲剧且能与之比肩、甚至超越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经典翻译缺少长期设计规划，旧译更新集中在极少数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基于国外最新校勘成果的经典译著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又如，术语翻译和概念流变的系统历史研究仍然以引进为主，原创性成果较少；再如，与国际学术界的总体对话能力不强，创设研究议题的工作远不尽如人意。略举此数端，当然不是否认先贤筚路蓝缕之功，也不是轻视当代学人殚精竭虑之力，而是强调以今日为起点，我们有必要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总体方向，反思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之成就与不足，在目标设定、议程规划和路径选择上有所突破。

毋庸讳言，近代西学涌入中国之际，正值中国国力衰微、文化颓唐、主权渐失、自信日丧之时，在学术思想上既不免有仰视西方、自惭形秽之风，当然也不乏奋起直追、综合创新之意，于是在西方哲学研究上总的来说还是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照着讲”以求忠实，“跟着讲”以为标准，有学者称类似状态为“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对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古老文明来说，特定历史时期的“学徒状态”难以避免而且不无裨益，甚至是其“再青春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站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学者已经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平视国际学术界，在目标设定上，一方面要掌握“斯巴达的武艺”和“雅典的悲剧”，敢于与之比肩，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中，能够凭借深邃而精密的哲学运思、高水平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赢得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领域拔得头筹；另一方面也能够力争超越西方哲学本身的母版，有勇气有能力将西方哲学研究纳入中国自身的哲学研究和创造、以哲学突破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大格局中。在议程规划上，一方面，西方哲学主要领域、流派、人物、话题在国内都有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力量壮大的体现，遵循已有方案和既定议程，也有益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步入前沿；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应当敢于以哲学创造为己任、以解决哲学问题为牵引，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拘一格，自主创新，不以西方哲学范式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模板。在路径选择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面对的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思想传统、经典编纂和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前沿议题，既不必拘泥于其学派之分、教派之争、流派之隔、门派之见，也不必因古今语言、国别宗派和哲学人物而画地为牢、相互攻讦，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变成西方哲学地图的翻版，而应以经典著作和思想脉络为经纬，以核心议题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为主线，以学以致知、洋为中用、批判吸收、转化内化为方向。

总之，在“知学”方面，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经过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清末民初的西潮奔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批判吸收，通过一代代学者的艰苦努力、转化创造，不仅展示出西方哲学优秀文化成果的总体面貌和微观形态，也创造出一大批高质量翻译和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更重要的是，还将西方哲学及其各类分支形态吸收到中国哲学自身的有机构成当中，为中西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通结合，也为西方哲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大格局中转型化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关键条件。

二、会通：以汉语讲、以哲学解

1927年6月2日，频遭家国之变和友人之负的王国维，终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从文化理念之维系与文化命运之兴衰出发探其缘由，词约义丰，别具深度。一方面，“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中华文化处衰落之际，纲纪之说动摇，理念之义沉沦；另一方面，“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无以寄命，苦痛极深，“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以宇宙王权、政治秩序、文化精神乃至意义世界的崩解来解读一部分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这体现出一种“了解之同情”，也是不少学者致力于探究的路径。对曾经浸淫于中西哲学的王国维来说，这种解读的深透之处，恰恰显示出晚年王国维与时代的深深隔阂。从整体上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革命的爆发等一系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思想启蒙、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大趋势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选择的是古老文明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大势，接纳的是科学世界观、民主价值观、民族国家观、历史演进观和文明形态观等新观念和新视角。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这一年，由尚志学会主办、后来成为中国哲学会会刊的《哲学评论》创刊，以研究哲学、介绍西方现代思想为主旨，兼收中国古代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二十年间基本达到与世界前沿同步，与国际水平接轨，极大推动了现代哲学在中国建立的过程。

现代哲学在中国之建立仍然是在旧邦与新命、传统与现代的古今中西交汇点上，致力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精神世界和价值统绪。就本文所关注的从中国出发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中西哲学之会通是具有代表性的取向；而贺麟“沟通中西文化，融会中西哲学”,“批评地创立适合民族生活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和哲学的努力，可以说是这一取向的代表。

贺麟在《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代序）》一文中说：“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世界人类的责任自不待言。并且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

周辅成这样评价贺麟的文化胸怀与哲学理想：“究竟能不能在中西文化与哲学最深邃的地方，找出共同的基础，又讲明白各自特色？能作到这点，我们才能说自有个性，自有族格，我们才可以谈与人并肩而坐，不失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