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 （下） 
作者：张宇  


 

六、如何认识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劳动时间节约作为首要经济规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可是，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又是什么呢？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关系唯物史观逻辑能否自洽、理论是否彻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往的研讨中，人们就此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比如：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科学技术的创新、劳动资料的变革等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就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更为全面的观点是把生产力发展动力作为一个具有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复杂结构系统，其中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生产力诸要素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就是要证明生产力是能够自我发展的。正如平心所提出的，“生产和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殖自己更新的趋向”。如果生产力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内生的动力，怎么可能成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力量，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呢？总之，这里所讨论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指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终动力，或者说是源动力。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自然不能抛开生产的主体、生产的活的源泉即人及其活动。国外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G.A.柯亨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一个个体动机和行为模型，用于证明生产力具有自我发展倾向的原理。该模型包括下述三项“事实性命题”：第一，人，就其特性而言，是有理性的；第二，人的历史境遇是一种匮乏的境遇；第三，人具有的聪明才智及其程度使他能够改进他的处境。

 

柯亨的分析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个人理性和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将发展原理视为个体最大化选择的结果。柯亨这样做，彻底撇开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使生产主体沦为孤零零的个人，这样，难免陷入“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生产行为的分析，则是以劳动为出发点展开的。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人们从事劳动生产，作为人类生理器官延长的工具从而人类的劳动能力逐渐得到改进；在永无间断的劳动实践中，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经验和知识得以不断累积；劳动过程的展开推动了社会合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劳动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劳动能力，同时也生产出了新的人类需要。人类的需要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需要的发展又反过来激励人类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生产的发展和需要的发展就这样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推动着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在任何时点，和人类的物质精神欲望和需要相比，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和手段即生产力总是相对有限的，必然受到自然的、物质的、物理的、技术的限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西方经济学据此提出所谓资源的稀缺性概念，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一道，当作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柯亨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命题，遵循的也是这个思路。但是，这个思路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自然物质和技术物理意义上的稀缺，就像不能否认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寿命是有限的一样，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是一种相对的有限性，是和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需要（求）相比较而言的。西方经济学在把稀缺当作真理的同时，却又苦于“有效需求不足”，苦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一切稀缺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稀缺，特别是劳动时间的稀缺；而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特别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所以所谓的经济理性本质上是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为什么要节约劳动时间？这是因为，人的生命以及他所拥有的脑力和体力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人类还要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满足睡觉吃饭等纯生理需要上,在其余时间内，人们才能从事劳动和生产，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矛盾，即人类只能用有限的时间和力量去生产，以满足他们自己不断扩大增长的需要；节约劳动时间，就是人们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矛盾而作出的所谓理性选择，被马克思称作人类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用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是由这一首要经济规律决定的人类基本的经济行为。正是在劳动时间节约作为人的基本经济行为和首要经济规律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或快或慢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而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变化，只要劳动具有稀缺性，劳动时间节约作为人的基本经济行为和首要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不会消失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不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机制和表现方式也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正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形式。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表现为价值规律。这一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商品的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即等价原则来进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表现为剩余价值规律。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表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基本内涵被斯大林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方式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标识，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新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方式。其实质就是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住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也就把握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七、如何比较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态上的不同表现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呢？“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对应于人们生产使用价值、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从而也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客观化、对象化、外在化的结果——使用价值的质和量，以单位劳动投入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和质量为基本标准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最直观的。但问题在于，不同部门不同产品在使用价值上是不同质、不可比的，不同时期社会产品或社会使用价值的结构也是不同的。比如，如何比较面包、苹果、汽车和电脑的使用价值大小呢？又如何在今天的社会产品结构和30年前的社会产品结构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对两个时期社会总产品使用价值大小作出比较呢？为解决这一比较的理论和技术困难，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者提出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一是劳动生产率。这是反映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基本概念。劳动生产率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数量，或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或者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不过，这个指标没有考虑到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产品结构或部门结构差异。所以要在整体上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仅仅依靠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或结构升级的维度。

 

二是分工密集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质的提高集中体现为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又体现为产品和产业的创新以及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正在走向世界前列的有力证明。我国现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产业体系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过程。

 

三是剩余产品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表现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在劳动时间和必需品的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为了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从而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生产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自然要以物品的使用价值为单位来比较衡量。但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价值是使用价值共通的社会尺度。通过价值形态或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形态来比较衡量使用价值的大小，进而比较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们通常采用的办法。比如，人们通常使用的产品的价值量、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率等价值量的增长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而是复杂的多维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特别是离开了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原理，不仅难以得出正确结论，还往往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劳动生产力和价值的变动是成正比的。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不然，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但是，未必会创造出更多价值。关于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变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三个命题：（1）从单个商品看，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越多，则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则反是。（2）从个别生产者看，劳动生产率与其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个别生产者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产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与部门平均劳动耗费之间的差额越大，生产的使用价值就越多，创造的价值量就越多。（3）从个别部门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商品价值总量无关。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部门的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这三个命题，是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对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变动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的规律性认识。

 

又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技术进步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概念，用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在实际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面临着如何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比较的难题。因为社会生产涉及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不同要素，每一类要素又进一步包含不同的具体类型，彼此难以替代，也很难准确量化。因此，通常是以要素的市场价格代替要素的实际投入进行比较测算，这就难免受到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分配关系、政府监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失真失准。同时，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主要以生产要素静态变量关系为依据，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新部门、新产品、新要素、新型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价格体系剧烈波动、经济结构加速演变、分配格局深刻调整，这就为不同质态下的生产力水平的比较衡量带来了困难。一方面，劳动是生产的主体，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创造唯一活的源泉；另一方面，生产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物质力量，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包括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考察生产力发展水平时，需要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技术指标和价值指标的统一中，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

 

八、如何认识生产力的不同质态，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以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发生革命性变化，使社会生产力区分为不同的质态，进而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区分为不同的形态和时代。

 

生产力革命是怎样发生的？生产力的不同质态是怎样区分的？马克思提出了两个主要标志：一是劳动资料。他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二是生产方式。他提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也就是劳动组织），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般来说，生产资料的性质决定劳动组织的形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并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将这一观点称为“我们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当前，对于生产力革命的阶段划分存在多种说法，如“四次工业革命”“六次科技革命”等。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质态划分的原理，可以确定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过两次大的革命即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形成了两种划时代的生产力质态即个体化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农业革命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消极依赖，创造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个体化小生产，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次革命性飞跃。工业革命使人类摆脱了对人体自然力的限制，创造了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性飞跃。对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客观规律及其革命性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系统深入的分析。目前正在迅猛发展、深入展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第三次革命性飞跃。关于这次革命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作了系统论述：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信息技术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总的来看，第三次生产力革命的核心是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能化是信息化革命的更高阶段，也是现阶段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性技术。从这些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智能化生产力。

 

智能化生产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代的生产力质态，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从历史看，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等劳动资料及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都起到过划时代的作用。在智能化生产中，生产工具的革命也是划时代的。“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工业化时代，发动机产生的动力经由传动机构带动工具机运转，发动机代替了人力，工具机代替了人的肢体，最终，机器的分工代替了人的分工，形成大规模、标准化、快速统一的生产过程。不过，机器只是从局部代替了人，机器的运行仍然离不开人的指令和决策，但人的决策有其固有缺陷，在需要大量运算和全局优化的情况下容易犯错。为此，机器的发展不断将人的知识编码化，使其固化为机器的一部分，以编码化决策代替人的决策，但这种机器又往往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限制了效率的提升。智能化生产工具在机器原来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即智能化的决策系统，其主要功能是搜集和处理有关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数据，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既克服了人脑在感知和处理信息方面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也克服了传统机器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上的不足。智能化生产工具虽然不具备完全自主的感知系统，但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模拟人类智能进行决策，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并使自动化拓展到更多领域，以相对自主的方式进行决策和解决过去人类难以处置的问题，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变革、大提高，最终将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智能化生产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代的生产力质态，还在于生产工具的划时代革命引起生产方式的划时代革命，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历史性变革、整体性跃升，实现社会生产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其中，智能化是新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绿色化是新生产方式的突出表现，融合化是新生产方式的组织形态。当前，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模式彰显出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单位内部，传统的工厂内部那种以集中和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局限性日益明显，并被更加灵活化、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所代替。企业的生产过程基于企业内外的海量数据，生成信息和知识，自动形成生产决策，灵活调整产品数量和种类，更好适应市场需求，传统的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二是在生产单位之间，传统生产组织的边界逐渐被打破，不同组织之间的融合程度明显加强，生产资料的共用现象更加普遍，数据、算力等公共性一般生产条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平台成为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的重要形式，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三是在社会总体层面，智能化的生产资料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社会分工和协作、更大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化利用、更高水平的规模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使社会生产过程各环节紧密连接、协同配合，形成一个灵活、弹性的有机整体，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那么，这一生产关系是什么？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毫无疑问，就现阶段我国的情况来说，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的制度安排，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此之外，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其他什么类型的生产关系。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用历史大时代的视野深入思考和研究，智能化生产力革命的全面深入推进，将会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向什么方向演变？这是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马克思曾经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景作了这样的预测：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这时候，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样一来，“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现在，马克思的这个天才的预见，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论猜测，而日益被智能化革命的迅猛发展的现实所证实。人们已经看到，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个体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资本的全方位的统治和掠夺性监管之下，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一切自由空间正在被无情剥夺，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向“技术封建主义”演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制度性失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等矛盾和弊端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与此同时，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生产社会化极大提高，人的体力和脑力极大解放，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日益充分涌流出来，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智能化革命的矛盾性后果，塞德里克·迪朗以文学的笔触写道：“人类文明正沿着一道山脊走向完全归属于资本的无望时刻……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100多年以前罗莎·卢森堡提出的历史选择题，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现在更加尖锐严肃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必将以炽热的主人翁的精神、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大力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取得更为突出、更为骄人的成就，以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充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