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虹：“ 人类世”和全球环境治理的新视角（下）

对二〇一五年底成功通过的《巴黎协定》，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也质疑其自愿的、“从下至上”由各国设定各自的减排目标，远不如《京都议定书》“从上至下”、统一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更有效率。近年来每次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召开前发布的各种专业研究报告，都显示目前的减排力度与实现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两度之内的目标相距甚远，并竭力呼吁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二〇三〇年前大幅度提高减排目标，否则人类将面临难以预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让全球环境治理的氛围不断“升温”。事实上，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不是无限的，而是“局限”在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限度之内，在对“二战”后整个人类社会中洋溢的极其乐观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收获全球认同。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大会，主题即“环境与发展”，随后通过和施行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冷战”后全球环境治理的观念基石和绿色政治的出发点。不容忽视的是，“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和推进中，专业技术精英的主导色彩越来越浓厚，也成为“人类世”相关讨论中“技术”叙事的部分。

虽然两种叙事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状况以及人类不甘坐以待毙、积极应对未来的雄心，但是从“地层学人类世”的视角，不难发现两种叙事的局限性：仍然没有摆脱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如果把我们自己也放到地球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田园诗”，虽然人类在改变和塑造环境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是“破坏力”，但人类文明仍然只是地球“深度时间”里的一个片段和组成部分，“人类世”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人类从最初的乐园里堕落。

而挽救人类堕落命运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是极富积极意义的理念，但是它对“过去”的解读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破坏了地球的和谐与永恒基础上，并对“未来”抱有浪漫主义幻想，认为依靠人类新的技术、新的政策和治理，可以重新使一切处于稳定状态，再次回到“永恒的和谐”。“生态社会主义”者甚至尖锐地指出，这一版本“人类世”叙事，不仅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而且是“反民主”的，因为只有“技术专家”有发言权，“人民”只剩下服从的“权利”了。

因此，从全球环境治理角度，杰里米·戴维斯这部专著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放下人类控制世界的雄心和主宰未来的傲慢，重建对自然的敬畏。

这意味着不仅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是一个“整体”，一起给星球留下我们共同的“地层”标志物。人类不能从自然中分离，我们每个人也无法从人类中分离。因此，在保护环境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借着给一部分人类“定罪”，让另一部分人类袖手旁观，也不能让一部分人类指手画脚，把自以为是的“一刀切”做法强加给自然，强加给整个人类社会，只有这样才可能展开真正具有实效的全球环境治理行动。

进一步而言，《人类世的诞生》这本书提供的“整合性”视角，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全球环境治理带来启示：

在宏观层面，需要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改革的推进，加快全球已经建立的各个领域环境治理机制的整合，以使投入其中的国际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充分利用。事实上，在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上，就把可再生能源容量和能源效率提高与可再生农业和食品生产、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系统、气候与健康解决方案等不同的领域整合起来，达成了“阿联酋共识”，形成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行动议程，可见国际社会机制“整合”已经在路上了。

在微观层面，更不容忽视的是“正式”国际合作体制之外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作用。近些年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都会公布新增融资规模，例如COP28 宣布新增融资超过八百五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创新型民间融资。如果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环保相关领域，流入例如传统石化燃料领域的资金就会相应减少，那么存在于地下的石化燃料就不会被开采出来并排放到大气中。COP28 公布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基金会贝佐斯地球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参与牵头能源转型加速器的正式启动，旨在打造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碳融资平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融资。近年来很多跨国企业包括中国的跨国公司十分引人注目地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报告”，介绍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减少碳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承担“绿色”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市场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其创新和效率将非常值得期待。

另外，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种民间环保组织爆炸式增长，有些在全球展开行动项目，更多的是在地方层面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行动。例如成立于二〇一二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水”，最初致力于太湖流域的工业污染源监督，为打消属地政府和企业的疑虑，在环保传播理念和行动逻辑方面积极摆脱对抗性思维，注重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对话与合作，努力构建环境治理共同体，取得成效后现已转向全国工业污染源监督。

无论这些民间组织环保行动的规模多么微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状况，而且在生态层面上有机会经过自然界的演化向外扩展和蔓延，在社会层面上特别是通过自媒体的传播、相互学习和模仿，也有机会向外拓展和蔓延。这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无论力量多微薄，我们的行动最终都会在地层学意义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最后自发地编织成全球的环保网络，给这个星球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的环保行动同时也是丰富多彩、各具创意的“地方性”环保行动。因此，“整合”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不仅意味着建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的“集权”，也意味着给予每个地方和每个人自由创新机会的“分权”。我们不应该被强加于一个统一、僵化的环境友好型模式—事实上这样一个“万能”模式也不存在，而是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每个人都有机会为一个更好的明天的地球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只有这样，生态环境保护才能真正有活力和具有“可持续性”。

二〇一九年“人类世工作组”（AWG）投票赞成将人类当前所处的时代划分为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从地层学意义上科学地定义一个新的“人类世”地质年代单位一定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杰里米·戴维斯的《人类世的诞生》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这并不妨碍每个人都立即行动起来，整合资源对“人类世”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全方位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整合资源，共同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