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才：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向度（下） 

3. 创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需要 

早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深刻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大会还明确提出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牵动着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统摄着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对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和新时代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具有“定盘星”的方向性意义。 

从政治伦理角度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建设，是提升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也是创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诉求，对于引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尤其是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深入研究应当遵循的执政价值理念、执政制度伦理、执政组织伦理和执政主体伦理等内在伦理要求和外在制度规范。只有真正解决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道义支撑、制度伦理建构、组织伦理规范、主体伦理提升等问题，才能真正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政府重塑、政治变革和社会整合等奠定坚实的政治伦理基础，才能真正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提供科学的政治伦理方案，才能真正为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和提供实践指南。 

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和理论背景下，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和时代特征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编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研究丛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层面，系统研究了政治伦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基本结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系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核心要义、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传统、西方政治伦理发展轨迹；尤其是深入探讨了中国特色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在联系，提出了科学认识和整体把握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在新时代的重要性。在实践层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理念、执政制度伦理、执政组织伦理和执政主体伦理，科学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基本治国方略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政治伦理和执政伦理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科学路径等。 

笔者还提出了政治伦理和执政伦理研究的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如政治价值、政治正当性、政治伦理基本问题、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政治主体伦理、执政伦理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执政制度伦理、执政组织伦理和执政主体伦理，国家治理理念体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主体体系等；对政治伦理与执政伦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历史正当性、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和程序（法治）正当性，阐发了不少新认识新观点新论断，相信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基础性原创性理论意义。 

四、政治伦理研究的新范式 

政治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学问”。政治伦理作为评判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内核和价值标准，是考量人类社会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要内容。追寻历史，可以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政治伦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等四大方面。它们是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发展的主要维度。 

1. 人类社会政治伦理之“魂” 

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而言，政治价值理念显然不可或缺，它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因为“政治既寻找终结，也寻找目的。在政治实践中，它们的价值被争论，实用性被实验，有效性被检测。同样，努力寻找价值给政治注进了一个目的和基本原理”。可以说，人类社会政治发展首先是从价值认识和价值选择开始的。“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同的政治价值理念，规定着人类政治发展的不同趋向，永远闪烁着绚丽迷人的光芒。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因此，在人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价值理念的选择具有优先地位，“所有的政治实践的开始，是一种把事物看作是它们应该如何的观念”。

一套套政治价值理念系统，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自觉提升而铸就的思想精髓，成为不同时代解析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和“流行话语”，成为政治生活得以运行和持续得到普遍认可的基准与公理。“在政治中，我们总是永不停息地争论是与非，辩论互相替代的政策的优与劣，争辩那些终极目标的明智性，并且衡量可能方法的有效性。一句话，我们置身于对价值的探索之中。政治过程——不仅仅在哲学讨论中才被论及，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也确实发生着——充斥着对理想观念的祈求。人们使他们的政府致力于人的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致力于平等、正义、和平和良好的秩序；致力于根除阶级分化和类似的贵族目标。”

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共同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等政治价值理念，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的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例如，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善与恶两方面不同的人性设定，均要求民主必须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核心价值。在与封建专制政治斗争中形成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发展进步的共同结晶和宝贵财富，具有普世性价值，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绕开“民主”而求得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毛泽东把“民主”看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习近平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是巨大的历史性跃进。

2. 人类社会政治伦理之“绳”

政治制度伦理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范系统。它是保证政治价值理念“正当”存在与付诸实践，并追求可能实现的基本规则体系。道格拉斯·C.诺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曾从功能与结构的角度阐述了制度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是“具有规定和管辖一切特殊物的、普遍物的意义”。在政治学意义上，制度被认为是指一种负责维持政治秩序或改变这种政治秩序的正当制度。

政治制度伦理与政治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价值理念虽然规定了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政治主体的行为指向，但却需要借助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组织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桥梁，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因为“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

法治与法治化，是现代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体现。它要求现代政治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理国家。立宪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伦理体现和组织伦理形式。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组织伦理，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保障。例如，对于斯大林，毛泽东曾说，“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毛泽东认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总结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实践证明，政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如果没有优越的政治制度体制规范，即使有显著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技术创新成就，也难以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在政治价值层面，任何极好和优越的东西，只有经过制度层面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而且只有具有正当性的政治制度体系保障，才能在实践层面得到较好体现。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进步来说，政治制度伦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着力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伦理建设，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是人类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呼唤，也是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呼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3. 人类社会政治伦理之“体”

一般而言，政治组织伦理既是一定的政治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伦理的产物，又是其再生的结构动因和载体。产物、动因与载体三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也就是说，政治组织伦理既受制于一定的既定的政治制度伦理，又体现一定的既定的政治制度伦理。在现代社会，国家和政府是政治的主要组织载体、组织形式和“舞台”，载着政治权力，是有组织的权力系统。作为政治组织，国家、政府具有特定的组织性能，承担着独特的政治组织伦理功能。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加里·沃塞曼（Gary Wasserman）、斯蒂芬·L.埃尔金（Stephen L.Elkin）等政治哲学家，都曾深入研究政府的政治角色、组织功能及其可能。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种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的政治统治力量：“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可以看到，政治组织的性能，既蕴含着政治价值理念，又体现着政治制度伦理的内在要求。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三者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体现的体系和过程。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伦理一经设计了方向，也就确定了政治组织伦理的性质。“应当明确我们的价值取向和最可能产生影响的组织。政治是这一过程的中心，因为它基本上是由价值选择构成的。国家与政府被包括进来，是因为它们是我们价值选择所需要的结构。”因此，政治组织伦理综合地体现着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伦理，诸如民治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效率政府、福祉政府等。

政治组织伦理虽然从构成来说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取向和工具理性，但从运行来说又是一种实质正当性取向和价值理性。“政治是一个共同体面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在互相冲突的价值上进行选择的过程，通常承担此功能的机构是国家，虽然有时由宗教、经济或亲属集团来充当这种角色。政府由政府机构、政府官员和国家借以实现其职能的各种统治方法组成。无论是哪种政治环境或国家类型，也无论是哪种政府形式，它们都面临同样的基本问题，都必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4. 人类社会政治伦理之“形”

政治主体伦理分为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个体伦理。所谓政治组织伦理，是指政党、国家和政府以及社会政治团体等组织及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一切伦理规范和内在伦理要求；所谓政治个体伦理，是指政治家、公职人员和国家公民个人等及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一切伦理规范和内在伦理要求。现代政治主体伦理，就是指政治主体行为必须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公开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它不仅是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组织伦理在实践中的具体展现，而且是衡量整个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发展进步的标尺。

要深入理解政治主体伦理，就要像观看和批评戏剧一样。在戏剧中，人扮演各种角色，人类的政治活动也同样如此。所谓政治主体，意味着所有的政治都包含着主体因素。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和组织，都是政治活动与行为的主体。诸如政治思想家、政治人物、政党、政治集团、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不同时代，公民有着不同的定义。在现代社会，公民是现代国家的主体）。

总的来看，政治价值理念属于价值层面的政治取向，是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指引，是人类政治伦理发展的“灵魂”；政治制度伦理属于制度层面的政治规范，是政治价值理念的规则化和政治组织、政治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是人类政治伦理发展的“准绳”；政治组织伦理属于政治载体层面的规则建构，是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的实践“舞台”，是人类政治伦理发展的“载体”；政治主体伦理属于实践层面的政治表现，既是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组织伦理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整个社会政治伦理发展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政治伦理发展的“形塑”。

结 语

人类生活在由政治支撑着的社会框架中。政治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与实践哲学，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和发展进程中，政治伦理形成了以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为构成要素的基本框架。围绕政治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的正当性进行论证、批判和建构，对人类政治的价值选择、伦理结构及其政治效能进行深入探讨，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导向、规范和价值关怀的重要意义，对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到现代，已经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建设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一方面要积极顺应人类社会政治伦理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从根本上解决执政面对的伦理难题，如执政伦理关系与执政伦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主体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理念、执政制度伦理、执政组织伦理和执政主体伦理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途径，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和提高应对“执政伦理难题”的能力，以及提升国际政治领导力等问题，把自身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