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欢节到革命：马克思哲学的早期发展（下）

作者：刘文旋  

对于这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冲突来说，其实践的场所是新闻业。马克思相信新闻乃是一种“世界性哲学”。然而，尽管如此，尽管对观念的力量怀着强烈的乐观主义，马克思在他的笔记里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启蒙思想的批判概念所具有的主观片面性。如果理性不同于世界并与世界相对立，那么理性自身必然具有某些不足或局限，正如世界本身一样。也就是说，它必然是一种使自身与世界相对立的主观的理性概念。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在黑格尔哲学那样的“总体”哲学之后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马克思为什么把这些紧随总体哲学之后的时刻描述为狂欢节。首先，它们是哲学常规发展进程的周期性中断，正如狂欢节是日常生活的中断一样。其次，像狂欢节一样，它们有一种从权威之下获得解放的意味。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种权威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权威。最后，在转向实践、介入社会世界的过程中，总体哲学不得不支持某一方，而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冲突中某一特定的派别站在一起，戴上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特征的“面具”。正像狂欢节的面具一样，这些批判的、哲学的面具是权威（仍然是哲学权威）的变形的、颠倒的形象。渴望着普遍性的哲学在现实中因此仅仅以某种特殊性的外观出现。这就是总体哲学在这种时刻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的第一个例子是犬儒主义者，在他们身上，哲学表现得像一条狗。“cynic”（犬儒主义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K?on”，意思是“狗”。第一个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被谑称为“K?on”，因为他在市场上当众手淫，以证明一种哲学论点：人的快乐可以通过满足最简单的自然需要而获得。马克思意识到，如果哲学变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的东西，那么哲学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它的绝对普遍性的丧失，因为这种普遍性被降低为一种主观的、因而也是片面的形式。有趣的是，马克思用一种颠狂的神话隐喻方式来表现这一切。他对黑格尔主义作为一种总体哲学转入实践而变得片面的整个描述，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描述，不仅在修辞上是如此，在哲学上也是如此。它展示了一种对包含在体系哲学或者说“总体”哲学的核心观念当中的内在矛盾的浪漫主义的警觉。

在哲学史上，“面具”这个意象更经常地和尼采，而不是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这个意象反复出现，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的开篇处。在那里，这些面具表现为“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在1852年，马克思用“面具”（服装）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历史借用，它显示出了革命想象中的弱点，一种对过去的迷信，一种把“悲剧”转变成“笑剧”的种种“再版”。这已经不再是对哲学的隐喻了。这个时候，马克思相信他已经解决了哲学如何表现世界，也即哲学如何消除哲学普遍性和社会世界特殊性之间的沟壑这一问题，而用不着借助“面具”来进行这件事了。解决的办法就在“无产阶级”身上。也许我们可以想象，无产阶级是否就是哲学的最终面具？

三、无产阶级和哲学的实现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文本。这篇文章写于他迁居巴黎的初期，1843—1844年的秋冬之间。它一方面是对他先前思想的总结，另一方面，它也决定性地超越了他以前写过的数量惊人、但常常充塞着矛盾的所有东西。就此而言，这篇文本可以说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思想发展的关节点。在巴黎，马克思首次与德国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组织发生了联系。他利用自己最近的政治史研究成果（1843年5—10月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把他早期作品中矛盾的各方面融合成一种富有张力的、格言警句式的、先声夺人的整体，虽然其中同样充满了新的矛盾和思想方向的各种可能性。这篇文本比马克思以前的理论写作表现出更强的历史具体性，比如，它极为关注普鲁士作为一个不发达欧洲国家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这也堪称是一篇最具探索性的、思虑深远的、预言性的、甚至是迷狂般的文本。

出人意料的是，这篇《导言》虽然是一篇政治性文本，它却对上述引自《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段落中提出的问题，即哲学怎样才能变成现实，作出了系统的回应。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统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他对自己先前未发表的文本的不断再加工。一个人越是彻底地发掘马克思著作的文本细节，就越是能清楚地发现，马克思总是在与自己不断地对话：他总是回到以前的手稿或笔记，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获得灵感或者查找材料，它本身就是形象、概念和语句以及文本材料的来源。马克思最初的观念是，新闻批判就是“世界哲学”。他后来的想法为他的政治学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但是现在，哲学的实现要求无产阶级的自我废除，通过这种行动，无产阶级解放了自身，同时也把自己当作一个阶级消灭掉了。这种新观念贬斥了根据知识分子式的批判所作出的实践主张。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这种“低于历史水平”因而“低于任何批判”的条件下，“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哲学不能由批判单独实现。马克思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现实“趋向思想”、趋向理性的方面，而理性，按照启蒙运动的传统，仍然被马克思理解为自由的基础。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这些因素。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劳动阶级，而是因为他们是被排除的阶级：这个阶级既没有自己的财产，在当时的德国，他们也没有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用“无产阶级”（proletariat）这个词语称呼社会的最低下阶层，这种用法来源于古罗马。被称为无产者的人也被承认为是罗马市民，但人们认为他们除了繁育后代以外，对国家无所贡献。proletariat这个词就来源于拉丁语proles，意思是后代。这种观念被18世纪中期法国革命前的现代政治学所采用，而马克思则通过他当时对政治史的研究而熟习了它。马克思把这种观念置入了德国当时的情境，并且极大地扩大了传说中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

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亨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

德国惟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在这段来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引文里，马克思为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的被排除者的乌托邦潜能进行辩护，对于这些人来说，无产阶级既是其象征，也是其化身。这种论证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的工人阶级政治的范围：我们可以在女权主义、反殖民主义、黑人民权运动、囚犯人权组织（prisoners’organizations）、本土化运动（indigenous movements）等各式各样的理论和运动里发现它的身影，实际上，它贯穿了20世纪后半期激进左翼运动的始终。所有这些运动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他们被排除在这种或者那种社会承认之外，而每一种这样的“被排除”都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是德国经济和政治的落后使德国无产阶级成了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在描述无产阶级的时候，马克思在“阶级”的现代（经济）概念和“等级”的封建（政治）概念之间来回摇摆，这本身就是德国这种落后状况的表征：在描述德国无产阶级的矛盾处境时，马克思称它既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又是“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它是一个市民社会阶级，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市民社会阶级，因为市民社会超越了经济体系，还包含司法管理（财产法）和经济利益的政治表达，而无产阶级被从这些领域里排除出去了。它是“一个表明一切等级的解体的等级”，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一个等级），却象征着一种普遍的利益（因此意味着等级之分的终结），而这是因为它是排除原则的体现者。

如此一来，德国无产阶级就成了遭受苦难的典型，处于否定状态的普遍人性的化身。对于马克思来说，在1843年的德国，这种状况使得无产阶级成了哲学理性的潜在的物质承担者（或者说“心脏”）。哲学和无产阶级表现为普遍性的对立而又互补的形式：一个是理想的，一个是物质的。正如无产阶级能够为哲学提供物质武器一样，哲学也能够为无产阶级提供关于它自己的普遍性的意识。为了哲学能够现实化，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对自己的历史作用的意识，把自己的消极普遍性（苦难）转化为一种关于人性的新的积极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这种过程叫做“解放”。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描述将被他称为“共产主义”。

根据这里的讨论，此处的哲学和无产阶级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笔记里所表现出来的神话学特点一样，并不缺少寓言色彩。但是，如果马克思在这里所预言的革命是哲学的另一次狂欢节的话，那么，它将是这样一次最后的狂欢：在决定性时刻，它的参与者撕下了所有假面具，通过揭示出潜藏在每一个人后面的共同的人性，而使这场狂欢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