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论政治学原理重构的区域维度（下）

四、历史政治学的区域视野：以钱穆“历史区域”说为起点

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对大一统国家进行解释的作为历史民族区域的民族走廊/多元一体、注重横向关联的超社会和跨体系论说，并非没有先行线索可寻。笔者曾强调在梁启超晚期与钱穆那里发现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除了中华民族论说，梁启超在1924年提出“方志学”的学科名称，距今整整百年，这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学术路标，对于区域维度的意义需要重估。此外，顾颉刚曾称现代史学的沿革地理研究以钱穆和谭其骧贡献最大。在《“建国于大地之上”:钱穆的首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地理学》一文中，我们关注过钱穆的“首都论”，其中涉及大一统国家的区域关系。钱穆的《国史大纲》《政学私言》《中国文化史导论》都曾在不限于历史地理的维度上论述过区域和国家问题。这里想指出的是，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章中提出的“历史区域”说，对此议题具有较大概括意义：“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

钱穆讨论区域和历史地理，特别具有一种文明自觉和比较意识、历史趋势和文化精神的观照意识。他认为人类处于各种地理代表的分别性和天代表的共通性之间的中间通道。人在共通的天下，经过个别性的地，回复或回归共通性的天，这是人类普遍的演进进程和文化大目标。而西方国家的地理区域分别性胜过其共通性，地域限制在其历史中特别重要。中国文明从分别性的地理区域到共通性的历史文化区域，这种回归性则非常强。在《略论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这种区分还被概括为天下社会与地上社会、天下性与国别性的不同。

钱穆使用历史区域这个概念，相对地理区域，强调对于后者的包盖涵容、共通超越。历史区域和地理区域构成钱穆区域论说的两层。中国形成了一个大的历史区域，地域区分在中国历史中的限制性不如西方。中国的历史区域广大，也形成了连续性强的时间长度，文明发展不像西方那样多层断裂、中心不断转移。西方历史的地理区域舞台变化多端，导致其复杂性显露在外面，从地理上看千头万绪，“一见则知其不单纯”。而中国的历史区域作为一个大舞台，外景似乎变动不多，里面的演员和剧本绝不简单。“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同理，西方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彼此起落，容易看得见，而中国史上各地区的相互融合与彼此配合，反倒不容易看得见。

《中国文化史导论》首章就强调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钱穆强调中国文明源起于黄河流域，虞、夏、周三个氏族在黄河支流形成的多个小区域之间密切接触交往，很早就融成一体的文化系统。而商族的文化区域覆盖了辽河、山东河北沿海、长江北岸，也早与周人接触。周代兴起，更覆盖了长江、汉、淮、济、辽等流域。这个古代立国区域是在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大地面”），从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发展为大区域融合，而古文明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是建立在较小的水系流域上面（“小地面”），内部没有形成大的统一国家组织，容易遭受外围异族侵犯，内部发展活力也相对不足。钱穆曾指出，中西国家形态从地理条件上看又可区分为自然单式与人文复式，西方国家更容易受到自然地理区分的限制，中国较能克服和超越内部地理区域的限制。研究中国史，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的地理背景、疆域、首都、国防形势和经济命脉等与地理状况相关的种种都需要充分了解。钱穆特别重视立国形势和规模、立国精神和理想，地理生态以及相配套的文化、政治设施构成其立国理论的重要视野。

西方历史大趋势是从小地面到大地面、从低地温暖向高地寒冷的转动，是地理区域上的轮转动态趋势。这个历史趋势有其激励精神的积极价值。中国在区域趋势上更接近展拓，先从小地面到广大地面再转向狭小地区，从高燥寒冷到温暖低湿，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在展拓中趋向繁华茂盛，立国精神却要常常逆势而追求进取，否则容易萎靡弛怠。

中国历史的伟大在于区域推扩的同时也是历史疆域和文化疆域的推扩，或者说文化精神与历史区域的推扩是高度同一的。更进一步说，中国的精彩之处在于保留各个分别性区域的具体个性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共通的历史文化区域和大传统。“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

中国内部的区域研究大有可为，“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如何研究历史地理》论及中国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传统。《略论中国社会学》还曾提出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四类区域，强调城市山林化的传统价值，并对中外社会进行了有趣的对比。而对于区域间关系、结构在从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这一点上来加以把握，更显出中国国家构成的原理之价值，“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相对于国家本位，中国传统注重身家国天下的连续统，家族乡里与天下代表的两层区域不易限于国家本位，也构成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共同体多重区域互动、国家即天下、政治社会一体的特质。

一统与多统被钱穆视为中西文明的一大根本差异。西方历史大体上保持相互斗争、各自立国，不能很好地融和相协。中国的国家形态则是向心凝结的，钱穆的研究揭示出中国国家形态层层团结、步步拓展的立国动态特征。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他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形态描述为群山山脉“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而西方则是前浪后浪，后浪上来，前浪消失。《中国文化史导论》将中国历史文明发展概括为同体转化，而西方是异体变动，前者偏向于时间和生长的自我绵延，而后者偏向于空间与权力向外伸展。

“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钱穆显然是有感于现代西方文明扩展过程中的帝国主义而反思中国传统的政治立国大义，并从历史区域的层面比较揭示其精神。

钱穆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向心凝结的立国模式，“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这个中央、中心，是在国家构建力量的意义上说的，也包含了区域的维度。“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向心凝结”并不是站在中心外向扩展，而是多元力量共同汇归凝聚。“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中国传统形成的历史区域强调区域融通和族群调和。从区域角度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超稳定或静止，而是变化多端。多与一并不矛盾，越多、越杂，反倒凑成一个“一”。统越大，里面越复杂，融合越多，变化也越多，“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这是钱穆历史区域论的重要启发。

钱穆的历史区域说基于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观察，也蕴涵了对现代中国发展格局的高瞻远瞩。他认为，国家建设取决于对区域优先性的排序，反对将政治中心放在东南，而强调西北、蒙古和西藏构成的中国环占据关键战略意义。我们应认识到中国的四线格局：一线在中国环，二线在北京到西安的长城地带，三线在长江流域，四线在珠江沿海。钱穆提出，中国历史的教训在于以往我们总是向内地发展，而忽视边疆的潜力。只有向新地区发展才能激发想象和创造，从而推动发展。中国永远在大地面上不断播迁获得文化新生，在新地域的转进中不断强大自身。

人类大群体的未来在于是否能够克服层出不穷的地域和民族偏见，在从分别性汇归共通性的文化大理想上达成共识。那将是中国道路的世界化和扩大化。现代西方沉浸于区域偏见从而显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狭隘地域性的区域主义，从黑格尔到斯宾格勒、汤因比莫不如此。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不断衰而复兴可以带给现代世界的珍贵启示线索。

五、作为治体论范畴的区域研究再出发

重构政治学原理需要重视区域维度，这是历史政治学深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能够为历史政治理论做出创新增量，进而为区域和国别研究提供来自政治学的基础原理支撑。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先行探索，在文明和国家比较视野中为我们重识区域维度树立了非常重要的路标。

区域研究学者常常感到相对于政治学追求普遍性社科理论，区域研究最为强调分别性和差异性，在追求普遍性与特殊性两端之间则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按此逻辑，在政治学原理重构中安顿区域维度，无异于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搭建不可能的桥梁。可以追问的是，区域研究是否注定无法摆脱突显差异性的宿命？这背后是否有更为深层的传统力量在潜行支配？

钱穆的历史区域说生发于二战和冷战时期，西方现代文明推动引发的冲突斗争已经将人类世界置于极度不稳定的险境，而中国及其文明世界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困厄。在这种逆境下，透过波谲云诡、纷繁复杂的历史乱象，尚能够深究文明和国家大义与前景，这不但需要赤诚淳厚的仁义情怀，更需要在智识辨析上摆脱俗谛桎梏，穷究根底本源。

人类群体在各自地理生态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实践构建了文明发展的区域范畴。钱穆指出地理区域显示出地理条件的重要限制性，特别突显出人类实践的分别性。在这个层面，他引入中国文明的天地人架构，以天表彰的共通性涵摄分别性，而历史区域就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涵摄和回归或曰汇归。分别性区域千种万类，层出不穷，诸如族群、阶层、宗教和语言，都可构成分别资据，如何将其融合协调，汇归为共通性的历史区域，这成为钱穆解释大一统机制的关键。费孝通所言多元一体的一体，也应在这一点上理解。

在现代启蒙或后现代解构立场看来，这类建构于共通性之天信念假设之上的论说，不啻为一种地方性的、特殊的、未经现代科学祛魅的或者掩饰某个历史集团权力意志的过时言辞。在现代语境下构建秩序理论，是否能够完全切断此类文明论的信念根基，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然而，不容否认，重续或激活文明论信念资源，也是重建的一个可能路径。钱穆相关论述的现代相关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估量，《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似乎是在国史层面民族主义的精神意志中运笔，其内涵维度却绝非民族国家/帝国可限。中国作为多重区域所蕴含的家国天下指向在历史文明中提供了帮助我们反思现代西方秩序视野限制的深厚资源。

钱穆历史区域说背后的天地人架构，一方面出于其承接担当的文明传统理念，我们可以立足文明精神理念做上达路线的论证；另一方面也可以展开即历史实践而寻求理性化解释的实学下行导向：从中西文明社会中的诸多区域出发，来思考其分别汇通的机理，从而理解文明国家差异，展望人类大群体的未来出路。即使采取多元文明的开放立场，同样有待学人们来寻绎出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明在这类区域问题上的秩序理路，加以甄别比较，扬长避短，为人类大群体谋一个可久可大之道，并依据这个实学导向加以落实。

钱穆认为中西之别在于一统和多统，中国文明发展出强大的历史区域涵盖包容了多种地理区域，而西方文明多受制于地理区域，相互斗争，难以融合协同，各自立国，重视空间和权力的扩张冲突。我们知道，现代性得以构建的政治学原理，其实正是建基于后者这种多统斗争的历史政治实践之上，从城邦到帝国到民族国家，莫不如此。钱穆的辨析无异于引导我们超越这种似是而非的“现代常识”，认识到西方文明以外还有人类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资源，来寻求更具建设性的“现代共识”。多元文明及其代表性国家之间围绕区域知识体系展开竞争，这是数百年现代化浪潮、全球化趋势的题中之义，中华文明的现代区域国别学术是在继承悠久传统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开新拓展和构建。

而我们也意识到，在接受现代西方这套所谓的常识过程中，我们不仅把多统斗争树立为常态，同时也对传统进行解构和遮蔽，无视或者轻视我们自身文明的传统精义。大一统国家被置于专制帝国的解释模式中，被解构为各种中心主义的单向同化/征服支配，成为帝国论式的东方版本（无论其具有多少难以被归类的特异征象）。大一统的诸多当代批评者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自我东方化、自我帝国化的积极构建者。西方文明的帝国和民族国家模式，被长期设定为普遍的传统和现代国家形态。像大一统、曼陀罗这些非西方文明的秩序理念，几乎都被帝国化、中心—边缘化。中心/边缘之分是事理常相，而复杂政治共同体的构造是否都服从于中心与边缘的支配与反支配逻辑呢？

历史区域说（包括天下社会说）为重新理解大一统和重新理解帝国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例如，帝国/民族国家、大一统、曼陀罗怎样处理多样复杂的区域关系，历史区域怎样涵盖包容地理区域，区域中的族群、阶层、宗教和语言等各种身份怎样处理其关系，区域关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及其关系（时间化和空间化互动）如何理解，各种特定主题与区域的关系（如朝贡体制、天下体系）有无整体性的政治共同体原理可以覆盖多样化区域，等等。费孝通的民族走廊和多元一体、童恩正的半月形文化带、严文明的多重花瓣、王铭铭的超社会体系、汪晖的跨体系社会和横向时间，都可以放在历史区域说的延长论域中来申发推衍，这些富于洞见的论点为历史区域说的具体化、多向拓展和深化作出了十分重要的推进。王铭铭和汪晖对于民族国家、罗马式主权国家的反思，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区域关系思考，是对普遍秩序原理的重识和修订，与钱穆的历史政治理论是有契合共鸣的。认识横向外内关系对于传统上下关系的优先价值、激活天下和时势理念来重视横向时间中的流动性，这也可以从钱穆文明化合说中的礼治新论发现共通资源。

当然，笔者并非把钱穆的先行论说奉为教条圭臬，而是作为讨论的起点之一。钱穆是先行者，而非探索的终结者。钱穆是在现代语境中提出论说，其论说也有变化发展过程。比如，美国西部边疆学说对其注重西北区域的潜在影响，帝国殖民对其早期解释周代历史的影响，他把蒙古帝国与现代帝国主义等同视之，对元朝、清朝进行强烈历史批判，这些都可以商榷讨论。如研究者反思指出，我们应当继续追问怎样在其所谓“情的融合”逻辑上来理解大一统历史政治机制，历史区域说在历史展开进程中如何印证多元一体的义理。

笔者受到钱穆向心凝结、中心构建等立国模式说的启发，再结合艾森斯塔德的中心—边缘论述，对大一统国家提出了中心统合主义的理论阐释。借鉴但不同于艾森斯塔德的中心构建范畴，中心统合主义激活传统治体论，在中心性价值系统、中心性制度系统和中心性政治主体等三类要素的系统和体系统合意义上来理解大一统秩序的构成机理。体系中心的实质是能够发展出统合性治理模式的中心力量将政治共同体导向一体凝合的立国形态，与中心离散化的帝国形态形成区分。

中心统合主义不是中国/中原/儒家/士大夫/汉族的中心主义支配中国国家建构，需要在历史区域、区域关系层面上加以解析印证。现代理论重述中的治体论应有三个维度，即要素关系、领域关系与认同关系。要素关系即价值、制度与主体之间的秩序关系，领域关系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分类领域之间的关系，认同关系是基于族群、宗教和阶层、地域等认同身份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治体都在这三个维度上有所构建，表现出的具体历史政治模式不同。例如，以宗教或经济或军事来领导统摄领域关系、以族群/宗教身份来塑造认同关系，要素关系的整合是其中关键。中心统合主义的大一统机制揭示出要素关系意义上的系统和体系统合，中心价值、制度系统和主体的构建在多元竞争的开放弹性上形成较强的融合凝结，其导向的一体化立国形态，在领域关系和认同关系上也各有一体化的模式。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及宗教政治化、政治人道化、人道艺术化的层层转化递进机制。

中心统合主义的治体三维度，若要在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模式上印证，需要从区域关系的角度予以更进一步的说明。或者说，区域维度不论是单一区域抑或是区域关系，都构成了大一统国家（也可以是帝国和曼陀罗）的一个基本横切面，需要在要素、领域和认同这三维关系上予以探究，并且处理其地理区域与历史区域的关联，解释历史区域的历史政治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区域范畴可以理解为经由历史积淀而承载共同秩序特质与战略价值的空间化社会政治形态。与其说区域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范畴或一个地理学的空间概念，不如视其为内在于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治体论范畴，注重空间化社会政治形态的历史生成和实践变迁。作为一个治体论范畴，区域研究包含了跨领域、多元认同、礼法宪制等基本议题，在共同体范围上天然地不局限于大一统和天下(或民族国家和帝国、世界体系)的窠臼限制，并蕴涵了历史区域所指向的表彰共通性的生命论义理。比如，我们可以研究西南区域在治体构成上如何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又构成大一统的重要部分、其在地理区域和历史区域上如何递进转化或退化曲折、是否内在又有层次区分。政治学原理重构中的区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覆盖政治思想和制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民族边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历史分析的新知识生成过程，会带来历史政治理论、政治学原理层面的创新生机，带领我们反思分别性困境而获得不断解放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