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论政治学原理重构的区域维度（上）

摘要：政治学原理重构需要注重区域维度，这是历史政治学深入发展的积极方向，能够为历史政治理论提供创新增量，也可为区域和国别研究在学理基础上提供必要保障。政治学原理区域维度的重构，离不开对于人类文明和政治共同体形式的基本反思。就中国研究而言，学界常见的帝国论将古代中国解读为专制主义的中心支配型国家，解释模式包括中心—边缘、中间地带和赞米亚高地等。民族走廊及多元一体、中间圈和超社会体系、跨体系社会等学说，对帝国论虽有借鉴而与此异趣，引导我们结合中国历史实践来理解大一统国家的逻辑。作为帝国论的早期异议者，钱穆的历史区域说可以视为重识区域维度的历史政治学起点。历史区域说内嵌于中外文明和历史精神的深入比较之中，体现出基于大一统的立国思维和礼治新诠，蕴涵了丰富深远的现代智识启示。受此启发，我们可以将区域视为经由历史积淀而承载共同秩序特质与战略价值的空间化社会政治形态，在一种治体论范畴的视野里开展对于区域维度的理论重构。

我们正处在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秩序亟须重构认知地图的新历史阶段。过往四十多年政治学重建下的学科和学术体系，应对世界格局的重新厘定予以反思调适。政治学原理承载着现代文明发展以西方为先导和中心的既有知识和思维结晶，在日益多极化的新时代发展中应当随之调整与重构。

一、政治学原理重构为什么需要区域自觉？

在这个正在充分展开的理论重构中，笔者认为应当对区域维度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给予更多重视。这可以从三个新近学术动向中得到印证。

第一个学术动向是历史政治学的深入开展。历史政治学自2019年提出以来，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之前大家指出历史政治学注重的学术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和政治史。同时，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以及广义的政治社会理论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政治学的旨趣是针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究其时间性因果机制和历史渊源。近些年的国家重大实践问题，例如边疆治理、一国两制、区域合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牵涉的历史和政治层面十分复杂，引发了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历史政治学理应为这些重大问题提供相应的知识和学术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前述学术领域，民族学、边疆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和宗教史等也应纳入历史政治学的基础资源库。历史政治地理学家周振鹤曾指出，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缺乏对政治与历史地理之关联的重视。区域研究当然不仅是历史地理学或空间研究，但亦不能离开这个维度。鉴于史学知识来源的约束，过往的政治学理论在原理层面对这些领域涵摄和体现得远远不够，围绕权力/权威、国家/政体、组织/政党、社会/公民的既有原理体系并没有彰显出基于区域自觉的学术整合视野。

第二个学术动向是历史学领域发展的一个内在需求。我们目前的史学书写系统，在以中原为主干的通史系统与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专门史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融合，往往是各讲各话。这种情况在学理上很大程度源于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与中国大一统国家模式之间的龃龉紧张，而解决这个问题自然涉及如何处理大一统国家内部区域凝成的历史政治逻辑。另外，我们的史学研究精于史料考证，在理论叙事架构、话语权方面相比西方学者略显迟钝滞后。这对于有效提升和凝炼史学研究成果的思想学术价值已经造成了很大掣肘和困境，也亟须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科理论研究予以关注和解纾。

第三个学术动向是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的确立。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外交学和国别史研究，这个新学科强调跨学科、通才和专业结合、再中心化/去中心化，重在对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的世界广大区域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形成周全而深入的把握。这里的区域指向，受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的部分影响，往往是大于国家、超越单一国家框架，关注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内人、物、信息和关系的体系流动。与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区域研究不同，区域国别学强调更为多元的视角，在具体研究中呈现出地方社会指向、文化研究、空间转向和全球史/跨国史取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政治学与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文学是交叉学科所倚重的主要学科。笔者认为，区域需要从区域国别研究的标识性对象析解落实到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围绕区域这一学科概念发展出原理性的学术话语，挖掘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内涵，在其学科原理上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原理的交叉嫁接，同样需要挖掘和树立属于自身的区域原理资源。

二、反思帝国范式：区域研究的政治化与学术化张力

在区域这个方向上开拓地基，需要从对既有知识学术范式的清理和反思开始。对于区域的探讨，不能不廓清不同文明系统中的历史政治共同体形式之同异。有鉴于帝国从本属于欧洲的特殊经验被推定为具有普适解释力的理论范式，笔者近年来围绕大一统和帝国这两种代表性国家形态，在比较视野中提出了一些见解，并进一步将视线聚焦到对区域维度的关切上。比如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边疆治理不仅涉及策略和战略性问题，更需要依靠基础性知识理论的支持和更新，在不同国家形态中思考边疆的性质、功能以及实践发展。

现代中国学术受西方学者依据帝国和民族国家等具体经验扩展出来的普遍理论范式影响，在对国家进行广义比较和对中国做特定处理时，经常用帝国或民族国家对中国的大一统形态进行解释，将中国定位为某种帝国形态，或者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在历史变迁上，人们也会按照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单线进化，来框定中国从传统帝制到共和的演进。

目前帝国范式的解释包括但不限于几种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心—边缘架构下的帝国论，另外还有作为前者变体的中间地带、曼陀罗体系、赞米亚（或译为“佐米亚”）高地说等。这些模式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运用颇受关注，具有较强的理论魅惑力。

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是二战后关于历史官僚制帝国研究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作品，借鉴爱德华·希尔斯的中心—边缘划分理论，对帝国政治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艾森斯塔德提出的理论常见于中国历史的重要著述中，从余英时、许倬云这些老一辈的海外学者，到阎步克、胡鸿等大陆后进，在中国史学界影响不小。爱德华·希尔斯的中心价值系统注重文化—政治精英及其卡里斯马维度的制度化实践。艾森斯塔德张大了中心和边缘的这些秩序指向，注重秩序本体论视野、政治和文化精英群体、精英群体卡里斯马维度的制度化。但在处理帝国的广土众民及区域构成问题时，也常常将中心和边缘划分运用于区域维度。在《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一书中，明克勒趋向于强调边缘的某种自主构建，但在整体架构上仍是基于帝国内部区域和秩序构建的巨大异质性，只是关注重心不一定聚焦中心。

帝国论范式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国家形成的理解。我们熟知的同化论、汉化论/开化论，固然部分源于夷夏之辨等传统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塑造，但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我们是否不自觉地受到了西式国家形态论的牵引，这一点需要我们警醒反思。这些理论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构建与西方的帝国传统、现代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联系起来，趋于把中国历史解释为帝国兴亡史。此类逻辑自民国时期起，就开始出现在关于中国边疆区域的研究中。拉铁摩尔的“贮存地”、巴菲尔德的三边关系互动都折射出一种凸显族群/生态经济斗争对立的帝国论偏好。一些海外学者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化历史解读为当地土著被中原殖民征服的历史。这种观点引发很大争议，需要正本清源。

这种解释路径往往树立基本预设上的理论假想敌，将古代中国国家建构视为多种意义上中心主义的征服支配，比如中国/大中华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儒家中心主义、士大夫精英中心主义等。按照其逻辑，古代中国是在以中原或中土的汉族儒家士大夫为主导的中心主义力量下对四方边缘区域不断加以征服和同化中形成的，在核心区域与各个区域之间是一种征服支配的斗争关系，地方区域的历史被压制乃至被消灭，中心主义将四方边缘同化为单一的同质共同体。

作为一种软化的、调和的或者说更为精致版本的帝国论，中间地带近似于从边缘来反思所谓帝国中心。理查德·怀特通过研究北美大湖区阿尔岗琴印第安人和英、法、美殖民者之间的变革、抗争和妥协，指出由于殖民者力量的局限，双方谁也吃不掉谁，因而出现某种均势，最终双方磨合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的中间区域，按照能够使对方会意的方式展开谈判、妥协和抗争。受此影响，纪若诚、杨斌、沈海梅对西南地区的解释，注重挖掘地方区域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外来者与地方之间的纠缠和妥协。纪若诚以一种拉铁摩尔式的眼光，将边民看作与清帝国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贮藏地，发展出了不同于汉化的历史作用机制，共同构建了清这样一个“复杂的早期现代殖民帝国”。

受此启发，沈海梅明确批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南研究中进一步引入中间地带视角。她批判将边疆区域与中国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传统视野，强调边疆区域与周边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交会联结性质，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诸如洱海区域族群的本地土著个性，力主强化西南与印度文明、缅甸、西藏地区的互动视角，用“拼接法”重构一个区域的历史。这些研究视中间地带为兼具空间方位与过程（族群融合）意义的分析概念，在物质和政治变迁中具有不断的复制生成潜力。

曼陀罗体系以一个更为松散的、源于印度文明化的构造方式对帝国范式提出了补充。学者奥利弗·沃尔特斯(Oliver Wolters)、龙戴维(David G. Atwill)、戴安娜·段(Duan，Diana)运用源出于印度教和佛教的曼陀罗(Mandala)体系以及与前者理论体系相关的星系政体(galactic polity)、分段国家和尼加拉（neagara，nagari）等概念，认为东南亚低地国家在有主体性基础上吸收了印度文明因素，王权得到神权强化而又受到后者限制，注重并系继嗣和统治者超凡魅力，由于缺乏超级大国而导致诸国相对均势，在一个权威中心与一系列自治中心之间产生了重叠王权圈。他们同样强调西南区域处在中国和印度、东南亚几大体系之间的模糊地带，不断向多方寻求建立中心—边缘联系，与中国的一体化因此是脆弱而不稳定的。

赞米亚模式则提供了帝国范式的逃避版本。埃德蒙·R.利奇较早提出的钟摆模式研究了缅甸北部山地克钦人部落的统治模式，指出其在中央集权制的贡萨与无政府主义的贡劳之间动态摇摆，中国西南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叠地带。受此影响，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借用荷兰史学家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首创的描述山地社会的赞比亚模式（Zomia）概念，聚焦海拔三百米以上的东南亚高地社会，强调这一类处于国家边缘的空间社会发展出了逃避统治的艺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不断自我边缘化，拒绝来自平原和谷底政权的国家化，即所谓“国家不上山”。在这种山地社会与平原国家的二元对立下，赞米亚模式形成的水母式社会重在维持无阶序社会形态，或曰破碎社会。斯科特将我国云、贵、川、桂与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北部、东北部这片高地区域都纳入逃避统治的无政府主义持续形成区域，强调了帝国边缘地带的历史生成机制，在中国研究中得到学者重视。如大理佛教社会的研究专家连瑞枝推崇赞米亚高地理论的整合性价值，在其著作中部分回应了斯科特的立论。连瑞枝的《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海外版本《边疆与帝国》），在帝国变迁的视野中理解大理地区在元明以来的国家化过程，在分析过程中同时运用佛教政权的内亚视角以及星系政体、中间地带来重述区域人群与中央政权的复杂互动（如“历史话语权”塑造），凸显地方精英（尤其是土官）文化异质性的他者形象。

现代性数百年也是全球认知和实践的大交流过程，人们不断把各自观察到的、相对熟稔的各种地方经验及其思维拓展其适用边界，如基于美国西部开拓形成的边疆学说被施用于中国情境、大湖区印第安人思维被应用到亚非拉地区。其中，源出于欧美地方经验的一系列概念借由西方国家强大的现代先行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推广，而异质文明的原生认知往往被收编吸附（如曼陀罗体系、大一统国家）。帝国和殖民主义的潮流有起有降，学者也会对政治意识形态生成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追求学术逻辑的相对独立自洽。不可否认的是，基于地方经验及其文明传统的政治和学术之间总是会有复杂的纠缠和互动。帝国范式及其变体模式在我们的研究实践和历史叙述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吸引力，也常常蕴涵和附带政治上的争议性意图。笔者并不完全否定这些理论的学术适用性，而是强调要对这些叙述及其背后的理论边界和文明自负保持清醒认知和警觉。知识积累是有益的，但不加反思地运用这些理论也许会遮蔽真正的问题意识、研究议程和替代性思路。

三、大一统国家研究的区域学思启示

冷战后学界对于欧美地区的区域研究已经展开了反思，批判其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取向。对于帝国范式的中国学术回应早已展开，如何炳棣与罗斯基的争鸣显示出汉化论与新清史的分歧，沈卫荣对于新清史的评论揭示出双重帝国论（大清和中国）的乖张及其论证薄弱环节。此外，有一些相关学术概念对本文关注的区域维度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首先是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族走廊”说。这个提法为其后来更具影响力的“多元一体”说提供了知识铺垫和经验基础。这个说法强调不要局限于单一民族和单一政区的历史社会叙事，而是要关注历史上民族之间长期深密的交往关系，即所谓“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际互动。费孝通初步描述了西北、藏彝、南岭、武陵等几大走廊，将其界定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机制中具备高度流动融合性的历史民族区域，提醒我们不要被后发的现代民族身份与政区格局限制了视野。可以说，民族走廊和差序格局一样都构成了理解多元一体国家形态的重要切入点。

相比中间地带，民族走廊说更切近中国历史长周期的民族演变，其指向的内在机制也比边疆视角更为深厚和开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随着中国内部改革开放的进度加快和与外界交流的格局转移，民族走廊说在近十多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们逐渐从地理、经济生产方式、民族迁徙拓展到更为丰富深入的政治、文化秩序机制以及国内外联结，或注重其国家化层面的秩序内涵，或在中心与边缘的角度上强化对于边缘的重新认知。这个概念整体上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内部各个区域之间的沟通融合以及与四围世界各区域的不同连接，注重中国的内部多样性和对外开放性。学者们纷纷引入中间地带、 “贮存地”、中心/边缘等概念来解释民族走廊，也认识到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以推进澄清。类似概念还有童恩正的半月形文化带，指向从东北经华北、西北、西藏到西南的地带，在纬度高低和地形高低形成互补的一致生态环境下处于农牧之间的多族群交往频繁、形成文化叠加带，尤其在元朝统一连接西南、西部与中原上历史意义重大。

如果说民族走廊说从族群族际关系角度揭示出多元一体国家形态的构成机制，那么严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则溯及考古文化区域，揭示出由花心与多重花瓣组成的古代国家单核心、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传统分层次联系的多层次向心结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等构成内圈，闽台、粤桂、滇、藏、蒙、新疆和东北等文化区构成外圈。这个格局造就了中国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保持多样性的活力而又向心凝聚，保障了中国国家政治和文化的长期超稳定发展，与多元一体说异曲同工。

受到民族走廊说的启发，在反思施坚雅等区域体系论的基础上，王铭铭提出了“中间圈”“超社会体系”等说法。他在内圈/核心区域与外圈/外国之间来思考中间圈的特质，认为中间圈（如中国的西南、西北等“混杂”区域）的治理体现出介于内外之间的中间式权威特征，在历史上所指的区域是有变动的。王铭铭特别注重民族走廊说的社科理论启示价值，并由此出发上升到对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积极反思，强调自罗马以来形成的法权中心主义政体理论和现代西式“一族一国”国家论的地方性质并不自动具有普遍解释力。他更倾向于在超社会体系并接结构的文化间内外关系、文化内部前后/左右/上下关系中来理解中间圈特点，类似边缘、边疆这些区域不是国家统治的终端，而是处于中外不同文明互动之际兼具多方特点的一种中间地带。

从这个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国的国家政治机制，王铭铭关注中心与四方/五方而非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揭示在不追求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统治（“祭司—武士—大众生产者”）的基础上古代国家如何为各种生活形态提供了政体条件，包括了东南亚古代王国的星系政体/中间地带，接近葛兰言所说的“文明联盟”的中国古代一国多族形态，作为超社会体系的帝国文明。王铭铭将社会科学向历史的回归称为“是神圣王权模式下的国族叙事向‘道统’模式下的天下叙事的回归”。大一统重视多元地区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合一，表现在历史心态、过程及形态上，这也是超社会体系之义，需要注重共通性。中国历史的长治久安显示出家国天下纵横交错模式的高超政治智慧，包含了核心圈、外圈和中间圈，不同于现代国族和古罗马式法权帝国。在原理上，超社会体系不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社会由于其处于内部多样性和对外开放性中都具有超社会性。这里还蕴涵了他的一个本体论认定，即世界本原乃是融合，而现代社会科学注重分类和区分导致我们远离了这个本原。王铭铭这方面的探讨将民族走廊等区域论说抬升到了秩序原理修订的层面。

与此近似，汪晖用“跨体系社会”（以及“跨社会体系”）来指称包含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社会网络，强调各体系相互渗透而形成网络，以区别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和多元社会理念。在他看来，“区域”是不同于族群和民族国家的具有混杂、流动和整合特点的范畴，需要辨析其结构性和历史性要素，在时空关系反思中澄清区域本质。在时空维度上，区域的空间多元性很容易结合时间的差异性，二者难以分离。纵向时间观念与区域相关联会产生作为相对自主代理人体系的人格性区域概念，源于多神教的多元时间观念相较于源于一神教的匀质时间观更强化了这种人格性区域概念的差异性，并与现代人熟悉的民族国家观形成斗争。基于对时空多元性的反思，借助中国古典的“时势”概念，汪晖认为横向时间才能真正将空间性的区域概念特质揭示出来。他以一种类似于王铭铭强调横向关系的方式，希望在一神教/多神教纵向时间观、现代民族国家心智以外来安顿各种主体多样活动之间的张力，社会的模糊、流动和重叠等弥散性关系被置于文明理解的中心。作为混杂性、流动性和重叠性的世界概念，区域并非统整性政治主宰下的地方性。在跨体系社会视角里，中国作为一个包容性、统合性文明善于将他者痕迹内化为自身要素并且能保持独特生机，有力展示了区域范畴中依托地理条件的主体实践的互动交融性。

历史学的区域研究同样值得关注。许倬云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体系形成网络的体系网络架构，来分析比较各个区域国家的历史变迁。鲁西奇通过检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施坚雅帝国晚期区域体系说，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五条区域性道路，强调帝国体系内部核心区的多层次性，考察了区域多样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关系。相近论点还见于王德权对核心区域与核心集团的讨论。鲁西奇还在许倬云启发下注重内地的边缘及“边缘的核心”，指出其政治控制方式多元化、经济形态多样化、社会网络的暴力化和边缘群体的活跃、文化的多元。李金铮强调社会经济区域应当注重区域内部自然生态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体联系，不能忽视历史变化与国家影响。他依据华北根据地等此类区域研究指出了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相结合以及注重全球史视野的中共革命史新方向。近似视角也可见于应星、李雷波对现代区域和革命史的研究。

萧凤霞的华南研究提醒人们注意结构化过程中地方行动者与结构的某种共谋性，注意人的能动性悖论，提出了国家内卷化、细胞化等具有历史人类学意味的论点。刘志伟与孙歌关于区域史研究的对话中显示出一种倾向于区域本位的思维，质疑是否有一个可以适用于全部中国区域的中国原理，他认为每个区域的正统和标准千差万别而被整合到了一个大一统框架中，中心—边缘不是静态固定而是高度流动的。类似观察也见于谢晓辉、温春来对西南中国的研究，强调各个区域被整合到大一统的模式不一样，不同边缘主体的经营实践需要被充分理解，边缘在其世界也在构建某种中心性，会有几个不同的中心—边缘世界在重叠交错、互相利用（“共生”“多边互动”）。相对地，王明珂等人的华夏边缘说与斯科特、利奇等人关于赞米亚和缅甸高地的说法（“攀附、逃离和挪用”）都没有穷尽其妙。

葛兆光针对“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东洋主义”亚洲区域等东西方叙述，注重从文史传统重思中国作为一个延续性与变动性皆甚丰赡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历史，强调从西域到东海游移的周边视角理解自近世以来的“文化间的比赛”等多面世界图景。王柯聚焦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历史，提出多重型帝国构造/天下模式、多元型帝国构造/天下模式的解释概念，检讨了现代中国建设中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之间、天下思想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中国政治传统的文化主义对于克服狭隘区域主义有积极价值。周平通过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边疆治理的研究，提出了国家的政治地理空间、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等论述。边疆史地学家李大龙则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概括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特征。袁剑提倡通过跨区域横向思想关系的边疆思想史来构建涵括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间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注重中华民族和国家疆域的“多元间关系”与“连续性时空”。

从上述概览可以看到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首先，对于大一统国家的理解正在逐渐提出新的见解。然而，晚清以来运用专制帝国模式来解释大一统的启蒙范式仍然盘桓在这个问题的内核之中。传统对于大一统的言说和实践在一种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中——某种中心力量在支配性地位上向四围边缘的单方向扩张征服——被固化、静态化为一种先在的解释模型，影响尤其深远。其次，中心—边缘的帝国形态论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中影响巨大，这与前一点紧密联系。汉化论、内地化、国家化范式被视为传统的解释模式自不必论，呼唤反思性和创新性的研究主要强调边缘的相对自主性、中心—边缘的多重性和流动性。而在帝国论范式的温和版本中，作为一种解释理论的“中间地带”也很容易被吸收到大一统国家的边缘区域解释中。最后，以民族走廊为经验支撑的多元一体说、重瓣花朵说等为大一统国家形态提供了具有现代社科指向的新解释，其中既吸引学者从流行的帝国形态论里面援引解释资源，也激发出中间圈、超社会体系、跨体系社会等兼具本土自觉与普遍化解释取向的智识努力，从而为深化区域范畴理解、推进文明比较提供了珍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