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讲自己的哲学（下）
问：虽然我们大体确定了哲学史各个阶段的核心话题和主要的诠释文本，但也有一些游离于核心话题之外的思想。请问我们在研究中应如何看待这种哲学史的“反潮流”？
答：这个看法有一定局限性。比如李卓吾，好像他是反潮流的，但其实李卓吾的思想核心是心，他讲“童心”。李卓吾是心学派，这并不是反潮流，因为李卓吾确实继承了王阳明心学派的思想。他在寺庙讲学、收女弟子，在当时来看那就不得了，你讲学怎么能收女弟子？可他就敢于收女弟子。他的做法好像和当时的社会有点悖离，给人有点反潮流的感觉。但是从思想来看，他属于心学，他的理路就是：“我”的心认为可以那就可以，“我”不受其他的影响；如果说“我”不存在邪心、歪心，就可以收女弟子。这看起来是反潮流，其实不然。当时也有人反对朱熹，但是他们并不是反理学，他们是理学中的心性学派。所以对侯外庐等编的《宋明理学史》，我曾提过意见。我说他们并没有反理学，是理学当中不同的派别。理学中有不同的派别，比如有程朱的理体论；陆象山、王阳明是心体论；从张载到王夫之，是气体论。心体论和气体论不是反理学，只是理学当中的不同派别，不能看作反理学的。
问：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和诠释文本是什么？
答：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是和合学，诠释文本是《国语》，因为《国语》最早提出和合思想。如果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必须有一个同过去不一样、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核心话题。从历史上来看，从先秦到宋明理学，核心话题都不一样。先秦是“道德之意”问题，两汉是“天人相应”问题，魏晋是“有无之辨”问题，唐代是“性情之原”问题，宋明理学是“理气心性”问题。如果核心话题没有改变，就不能算是创新的哲学。所以我说，牟宗三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哲学理论思维已经过时了，应该有个新的核心话题。我认为这就是和合学。和合学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我写了《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等。
三、中国哲学与人工智能
问：在大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的价值？
答：现在的“人”不只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还有克隆人——虽然因为道德考量，克隆人不被允许。其实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克隆人，因为早已经可以克隆羊了。另外还有机器人。所以这个“人”已经不只是我们这样的人类，还有克隆人和机器人。
人究竟是什么？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人是符号的动物，就忽视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新性、智慧性。因此我专门写了《新人学导论》，谈关于人的问题。如果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狗也是符号，因为狗有黄狗、白狗、黑狗，各种各样的狗。再比如这个桌子也是个符号，桌子有方的、圆的、长的、短的，有各种木头做的桌子。所以，如果说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那就把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主体性、创新性、智慧性及其本质都去掉了。因此我在《新人学导论》中把“人”定义为“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因为人同动物不一样，人能够自我创造，动物就不能自我创造。
在大智能时代，人的价值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人的价值不是空的，人的价值依然体现在你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作用上。中国古代人讲“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体现了人的价值。你是道德模范，你的道德体现你的价值。你打仗、建功立业、办企业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这是立功。你写书，这书很有创造性价值，这是立言。在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我指出，学生在学校各方面都带头，评上三好学生，那就是立德了；你做了对学校、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那就是立功了；你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有自己创新的见解，那就是立言了。你真正做到“三不朽”，就能体现你的价值。你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那就是你的价值。
在大智能时代也一样，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也能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破译密码，因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很多的间谍活动，如果你破获了间谍的密码，那你就立功了。我们在抗日战争当中，如果能够破译日军的密码，我们就可以打胜仗了。我们中国的情报人员破译了日本攻打珍珠港的情报，美国不相信，结果日本确实空袭珍珠港了。这个也是立功。所以，人在大智能时代怎么体现人的价值？还是通过立功、立德、立言，真正做到“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
问：在您看来，机器人是否具备道德属性？
答：机器人本身并没有道德属性，它的道德属性是人给予的。沙特阿拉伯赋予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权，索菲亚所享受的公民权利比沙特阿拉伯的女性还多。机器人成为一个公民，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公民，那么就应该遵守公民的伦理道德。该怎么样赋予它伦理道德？这就需要以编码的方式为机器人进行价值引导。机器人的道德不是本有的，需要编辑道德程序然后植入机器人，使它具有道德理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实现脑机结合，让人的脑子和机器人能够相互沟通，人脑和机器人互通接口。要实现这个接口的话，需要读懂脑的语言。我们需要进行道德编码，然后输入机器人，使机器人具有道德理性。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机器人能够杀人。有杀人的机器人，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不杀人？这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程序的编码使它能够分清善恶，这样机器人就能具有道德属性。但这要经历很复杂的过程。
问：您认为可以实现人机共情吗？
答：现在人能作诗，机器人也能作诗。机器人能下围棋，战胜了很多世界著名的棋手。下围棋是需要计算的，因为机器人比人计算快，所以人输给了机器人。人和机器人的共情需要脑科技的发展。没有脑科技发展，人和机器人就不能沟通。这首先需要读懂脑的语言，读懂脑语才能让大脑和机器人联通。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基因工程、芯片植入和脑机融合，以达到融合、共情，实现人机共存、人机共情。
问：为了适应大智能时代的要求，中国哲学该如何进行改变？
答：在大智能时代，万物联通。所以中国哲学也应该做到万物联通。换言之，把每个时期的哲学、每一个哲学家都放在一个大的哲学世界环境里进行考察。这就是万物联通的思考。现在好多研究者只研究一个人，比如他把朱熹研究得很深刻，但是没有贯通朱熹上下左右前后的哲学环境。这样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研究那个人肯定会对其产生出感情。比如我只研究陆九渊，我对陆九渊产生了感情，这样就可能产生主观爱好，对陆九渊的评价会很高。如果不能把研究对象放在大的哲学史环境里，不能把他的上下左右前后联通起来考虑，那么你的研究很可能是不合实际的。所以一定要万物联通，上下左右前后和世界都联通起来研究这个人物。如此一来，对每个人、每个时期的哲学的研究和评价就可能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了。研究中国哲学要有整体性的观念，如果你有偏重，就不可能有整体性的观念。我们应当把研究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之中去思考，甚至于放在世界哲学史视野中去思考。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在大智能时代，我们也应该注重人的生命的存在，我们应该把存在的古人看作有生命的、活的人，而不是看作死的人来研究。这样有个好处，我们可以体会这个人的精神、生命在哪里，可以给我们今后提供借鉴。我们继承古人是在继承什么？其实是古人的精神，而不是继承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可能再现他们的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把古人看作活的人，看作有生命的人，那么我们继承的就是他们生命的精神。如此，中国哲学就将死人变成活人、将僵死的东西变成可以汲取精神的东西，这样中国哲学才有生命，中国哲学史就转化为活的哲学的哲学史，使之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社会性。我们要发掘古人思想的现实精神和未来价值。
四、“自己讲”与“讲自己”
问：中国哲学有没有自身独特的哲学思维？
答：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是多元性、多样性，这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西方哲学思维是单一性的思维，他们追求世界的本原。而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一。要么是水、是火，要么是原子，最后是上帝，上帝创造一切。中国不一样，中国哲学的思维是多元的，中国哲学讲“和实生物”。怎么“和实生物”？《国语·郑语》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金木水火土是五种东西，五行相生相克，合起来生成百物。产生万物的源头是多元的，不是一个本原创造一切。中国哲学认为是五种东西和合起来生成百物，这表明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是多元性、多样性思维。
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源头上说，一个追求世界的本原，本原就是一；一个认为多元和合产生万物。西方一元论的结果是非此即彼，中国多元论则有包容性，什么都可以包容进来。满清入关被中原儒家文化同化了，犹太人到中国来也被中国文化包容同化了。所以，多元性带来包容性，而一元造成对立。西方强调对立、斗争，因为非此即彼，要么你存在，要么我存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就带来了斗争。中国推崇和合、和谐，“和而不同”，不同、有矛盾没有关系，但能和谐、和平。这是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再者，中国的哲学讲究致广大而极高明。它以致广大的视域看待天地万物，从中获取极高明的智慧。西方哲学则是单一论，相对而言就不能吸收各种各样的优秀的东西，这导致唯我独尊，把“我”之外的一切都视为异类。就像上帝一样，你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就是邪恶的。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不听上帝的话，就被逐出伊甸园。当代世界的霸权主义就是为我独尊，认为你们都不对，只有我对。
问：中国哲学在“自己讲”“讲自己”的过程中，是否仍要吸收借鉴外国哲学的话语与思维？
答：中国哲学百年来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照着讲”。冯友兰最初说他就应该照着西方的哲学讲。胡适也是如此，金岳霖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外国人写的一样。因为他们都照着西方讲，胡适照着实用主义讲，冯友兰照着新实在论讲。其次是“接着讲”。冯友兰最初的《中国哲学史》是照着西方讲，到《新理学》的时候就转变为“接着讲”。他说：“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然后是“对着讲”，我们学了前苏联的东西，就把中国哲学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阵营的斗争史，“文革”时期则将其视为儒法斗争史。我有一篇文章《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百年中国哲学的回顾》回顾了中国哲学的历程，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我们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到“对着讲”，再到现在“自己讲”“讲自己”。
“讲自己”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按照中国哲学本有的规律、原理来讲中国哲学。自己讲自己的中国哲学思想，而不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所谓哲学来讲中国哲学思想。这并不是故步自封。“讲自己”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自己所谓的哲学。中国哲学家以自己的哲学为哲学家。“讲自己”就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等的追求。“我”照样要吸收国外一切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因为“自己讲”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思维来吸收外来的东西，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思维来讲西方的东西。这其中有个“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区别。“我注六经”是“我”来注解“六经”，即“我”来注解西方的哲学；而“六经注我”是以“我”为主，让“六经”为“我”所用，也就是把西方的东西看作“我”的参照系，“我”来吸收西方的思想精华。“我注六经”是“照着讲”，“六经注我”是“自己讲”。“自己讲”“讲自己”实际上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法，把西方的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参照系，然后吸收西方哲学、外来哲学等优秀文化。
问：您的研究范围特别广，涉及中国哲学、东亚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和合哲学等很多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下您的学术思想历程吗？
答：我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还是非常明显的。我1980年出版了《周易思想研究》，1981年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等，所以我是先研究一个人、一本书、一段时期的哲学思想。然后随着研究的进展，我就写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先是《新人学导论》，再是《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后来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为什么写《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不分。传统和文化是不是有区别？一般把传统、文化连在一起，但我认为传统和文化是不离不杂的。所以我写《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是想从文化学当中分出一个传统学来。
为什么写《新人学导论》？因为1984年我在德国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个学者，他同意卡西尔的观点，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我就跟他说，如果人是符号动物的话，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就被否定了，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回国之后，我就写了《新人学导论》。
为什么写《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1983年开始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事件。一本权威杂志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评我的《朱熹思想研究》，说我研究朱熹思想不讲唯心唯物，混淆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与德国“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我的《朱熹思想研究》打破了过去宇宙论、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这种几大块的划分，它讲的是概念的内涵、性质及其联通，里头有一章专门讲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这样就被批为不讲唯心唯物。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我去讲学，我就写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这本书旨在说明为什么要讲概念。我专门讲概念的分析，分了六个层次来分析概念（见图1）。《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可以说是我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阐述。
之后，我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就将中国哲学的概念作了全面梳理，并对每一个概念范畴在每个时代的性质作用和影响都作了梳理。这两本书对我自己也很有启发。关于宋明理学那些人的研究，比如陆九渊、王夫之等，我都是按照哲学逻辑结构进行分析解释。后来是201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两大卷一共190万字，我没有将之前讲稿的研究成果汇编起来，而是重新创新地紧扣核心话题、诠释文本、人文语境，全景地勾勒中国哲学思潮的历史发展脉络。

贴主:wangguotong于2025_02_02 1:55:5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