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讲自己的哲学（上）

一、中国哲学元理

问：您近年在学术方面主要从事哪些研究项目？

答：我想主要有两个契机：第一，黑格尔以降的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说：“东方思想必须排除哲学史之外。”像文德尔班，他的《哲学史教程》认为中国哲学“远离了自成完整体系的欧洲哲学的路线，因而本教科书无须着手讨论”。黑格尔认为哲学本来是西方的，甚至说在东方“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为什么黑格尔说东方没有哲学？因为他认为东方人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哲学。我写《中国哲学元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哲学。元理的“元”，就是开始，也是大的意思。中国从一开始就有爱智慧的思想。中国不仅有著名的哲学家，比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也有哲学经典著作，从《周易》到《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很多著作在世界上都受到推崇。比如《周易》，它与《古兰经》《圣经》《奥义书》并称世界四大元典。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从一开始——也就是“元”——就有其哲学思想，即爱智慧的、求真理的一种精神。

再一个契机是，原来我们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后来教育部改为“中国哲学”教研室。我在思考，为什么要把“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改为“中国哲学”教研室？是不是说中国哲学不仅是“史”的问题，还有一个“元理”的问题。中国哲学不仅要讲“史”，而且应该讲它的理论，也就是讲它为什么是哲学的哲学，为什么是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

问：您的中国哲学元理，为何要以《周易》的天、地、人三道为元？

答：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所以如果要讲中国哲学元理的话，就要回到轴心时期去。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期是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期间。也是在那个时期，中国已有了《周易》。我们需要回到哲学的源头去，回到《周易》中去。

《周易·说卦》中有一句话：“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立天、立地、立人，这是天地人三才。天道、地道、人道，都是道。《周易·系辞下》又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和地就是阴和阳，男和女也是阴和阳。天地絪缊，男女构精，万物就化生了。在中国哲学看来，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阴阳和合。所以我就从这里化生出中国哲学的第一个元理：元亨利贞。

问：是的，您在《中国哲学元理》中由此阐述了元亨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能所相资论、不离不杂论、内圣外王论、融突和合论七大元理。对此，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吗？

答：第一个元理是元亨利贞。元即开始、创生；亨为亨通、通达；利者和也，为适宜；贞者正也。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天地万物从开始到生成发展的过程，就像四季一样，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元亨利贞既有天地万物的产生，也有天地万物的保存与使用。从伦理道德角度看，元亨利贞就是仁义礼智四德，所以它是众善之长，众美所会，得其分之和，众事之干。元亨利贞实际上包含了万物的开始、伦理道德的产生以及世界的成长。这是阴阳和合的结果。

第二个元理是体用一源。万物产生以后，就有体和用的问题，即本体和作用、本质与现象、实体与属性融突和合的问题。那么，以什么为本体？以什么为主、什么为次？这就是体和用的问题。中国哲学的体和用就像代数一样，什么东西都能代入体用之中，以体用的框架和性质来规定每一个概念。比如说理气，如果放在体用里头的话，理是体，气是用，就有主有次了。但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显微，就是显著的和不显著的，至著的象和至微的理，至著的用和至微的体。“显微无间”，是即微即著，即体即用，无有间隔。

第三个原理就是理一分殊。天地万物各种各样，从哲学来看，这些东西都归诸一个东西，也即本原。世界本原就是一。那么这个一是什么？就是理。所以要讲理一分殊，理是杂多现象之所以存在的根据。佛教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即“月印万川”。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但是地上的千万条江河中都各有一个月亮，这就是月印万川。这并不是整体与个别的问题，因为天上的月亮是完整的，河里的月亮也是完整的，不是从天上月亮分出的一部分。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理不是被分割在每个事物当中，因为每个事物中“各自有一个理”，所以要“格物穷理”。但“格物”不是体知“理”的唯一方式。王阳明在竹子前冥思苦想了七天竹子的理，最后病倒了也没有“格”出理来。王阳明格竹子的失败，让他反复思考理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他看了很多书，道教的、佛教的都看。直到他被流放到贵州龙场驿，从流放地的千劫万难中突然觉悟，这个理根本就不在外头，就在“我”心当中。心即理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于是王阳明走向和朱熹哲学理论思维正相反的道路。朱熹认为，理在事物当中，是外在的；阳明认为，理是在内在的，是心里头的。这里也有儒释道三家会通的地方，佛教中国化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同中国的心性论相结合。中国的心性论同佛教思想相结合，就产生了禅宗，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玄奘到西天取经之后创立了唯识宗，唯识宗基本是继承印度佛教的宗派，认为我们修行也好、能够成佛也好，佛都是在外面而不在你心中的。但在和中国心性论相结合的禅宗那里，佛就在你心中。你一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这都在你一念之间。

第四个元理是能所相资论。人类在错综复杂的多样多元实践活动中，体悟到自然、天地万物是异在主体人的东西，于是人有了主体性的自觉，天地万物成为主体实践的对象、认识的客体。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有主体和客体，才能有认识问题。能所相资，“能”是主体认识能力，“所”是主体所认识的对象。能与所在实践中互相作用，就形成人的认识。但一些人认为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主体和客体是合一的，如此一来就没有了主客之分，也就没有了认识问题。但中国自先秦以来就讲能所问题，《荀子·天论》讲“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到了王夫之的时候，他就把能所相资元理阐释得很详尽很深入了。所以说中国哲学绝对不是不讲主客之分的，不讲认识问题的。

第五个元理是不离不杂论。事物和事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实际上涉及一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是“不离”，像朱熹讲的理和气是不能相离的，再比如《论语·卫灵公》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和道是不离的。《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之所以贵是有义，所以人和道是不离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伦理道德就不是人了。如《孟子·离娄下》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另一方面，人与道也是“不杂”的，人是人，义还是义。朱熹讲理和气是不离的，因为理一定要挂到气上才能够活动；但是理是理，气是气，这也是不杂的。我们仔细想一想，任何事物之间都是不离不杂的。譬如说人，人不能脱离别人，因为人生活的一切事物都得靠别人来供给，人不可能自己制造一切，需要别人的帮助，这就是不离的；但是人和人也是不杂的，做衣服的人和我们穿衣服的人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事物和事物之间是不离不杂的关系。所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柔就是柔顺，刚就是刚强。中国传统认为女人是柔顺的，男人是刚强的。地道的刚与柔，就像男女一样，男女不能分离，离开了就不能成家了。同时也不杂，男是男，女是女。

第六个元理是内圣外王论。《大学》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圣问题。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外王问题。内圣是人的修养问题，比如心性问题、性命问题。外王关系到人应当怎样做，比如王霸问题。“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实际上就是内圣外王的问题。仁是什么呢？仁是就别人而言的，因为仁就是爱，是爱别人，不光爱你自己。义是对自己的。如何做到义？比如舍身成仁、舍生取义，这针对的是自己，你自己舍弃生命也要追求这个“义”。内圣外王论的问题是，你该怎么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就是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从事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

最后一个元理是融突和合论。如果说内圣外王是修身的中和论，那么融突和合是诚正的明德论。社会、人生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内不断变更。对此，中华民族先圣先贤反思一种普遍的原理，使社会人生通达真善美的大道，即融突和合。为什么叫融突和合呢？在中国哲学看来，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平合作，这都是互相和合。譬如义利紧张。《周易·乾·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利就是义的和，是融合。所以中国的思想都能归结到融突和合。《周礼》云：“以和邦国，以谐万民。”国家内部要和谐，国家之间也要和谐，要“和而不同”。我们国家一直在说“和而不同”的国际治理形式，我们在国际上跟别的国家打交道就主张“和而不同”。

问：您认为，这七大元理是否有着时间或逻辑上的先后顺序？

答：七大元理有先后次序，就是天道、地道、人道。天道有元亨利贞论、体用一源论、理一分殊论和能所相资论。地道是讲柔与刚，所以是不离不杂论。柔就是柔顺，刚就是刚强，就是男女、阴阳。一个柔顺，一个刚强，所以不离不杂。“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即内圣外王论和融突和合论。

问：一方面，天、地、人三元不仅和合生生而有七大元理，另一方面，七大元理又可以分别归入天道、地道、人道之中，感觉这是一个价值融贯、结构浑然的体系。那么，什么是天地人和合生生道体？

答：中国的“道”概念是从古到今源远流长、贯彻联通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每个事情都讲道。为什么讲和合生生之道？因为和也有个本体，和的本体就是和合生生之道。中华民族在千难万劫的忧思中问道、求道、悟道，并在反复实践中得来道的哲学，构成道体理论思维体系和价值体系，它是中华民族的魂和体、根与本，是促进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力量。我认为和合学一直在途中，而不是终结了。西方哲学每构建一个哲学体系都把它完满起来。牟宗三也是一样，他到最后写了一本《圆善论》。“圆善”就是要把整个体系圆起来，也就是圈起来，这样就封闭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封闭了自己的体系，它不是开放的。而我主张和合学一直在途中，我的路一直在走，在路途上还没走到头，是在不断地生生不息。和合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哲学文化来充实、更新自己。所以说和合生生道体，就是生生不息的和合道体。

二、哲学发展史

问：您提到中国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各个思潮、各个范畴之间存在逻辑秩序，请问这种逻辑秩序是如何体现的？

答：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在每个时代的体现是不一样的，但都有其逻辑秩序。如果说中国哲学是一个大的网络，那么概念范畴就是网络上的一个个纽结。打渔的网有很多纽结。我熟悉渔网，因为温州人擅长打渔。我小的时候，祖母在灯下织渔网，我在这个灯下看书，所以我知道渔网是由一个个纽结组成的。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是一个大的网络，每个时代也都有一个网络，也就是核心话题。网络当中都有许多纽结，概念范畴就是网上的纽结，纽结之间是互相联通的。比如先秦时期讲“道德之意”问题。从周公开始就讲德，即“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因为朝代要长命的话，必须得到天的允许、天的保佑。所以君主以德配天，方能江山永固。老子的《道德经》也在道德大网络上，他讲两个点，道与德。孔子也讲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法家的韩非也讲道与德，他的两篇文章《解老》《喻老》即论述道、德。《周易·系辞上》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在先秦道德这个核心话题的网络上，各个哲学家都讲道与德，但他们讲的实质内容不一样，虽然概念用的还是道与德。比如老子讲的道和孔子讲的道、老子讲的德与孔子讲的德之内涵与性质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用道与德的概念。所以，尽管时代不同、核心话题不同，概念内涵也不一样，但它们都是大的网络上的一个个纽结。纽结（概念）之间都有其排列的逻辑秩序，否则就构不成大网络。

问：您指出，每一阶段的哲学史都有其核心话题、诠释文本以及人文语境，对应目前的哲学史研究，有的侧重于义理研究，有的侧重于文本诠释，有的则侧重于思想溯源，那您在哲学史研究中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关系的？

答：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哲学，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讲的。一是核心话题。核心话题是代表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每个时代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并通过反复论辩、梳理盘根错节的生命情结，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它是哲学创新的时代转向。在这个时期，大家都围绕着核心问题进行议论。如果一个时期没有核心话题，就不会出现思潮，也很难出现创新哲学。反过来讲，一个时期的哲学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思潮的结晶。先秦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之意”问题。汉代是“天人相应”问题，董仲舒、王充、司马迁都讲天人问题。魏晋是“有无之辨”问题，何晏、王弼以无为本，讲贵无论，裴頠讲崇有论。隋唐是“性情之原”问题。能不能成佛、成佛的根据是什么？这既是佛性论的深层结构，又是哲学思辨的核心话题。宋明理学是“理气心性”问题，朱熹重理气，而王阳明重心性。当然朱熹也讲心性，但他的重点是讲理气。所以说，每个时期都有个核心话题，大家围绕它来展开讨论而构成时代哲学思潮。

再一个是文本依据。文本是哲学思想言说的符号，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自我的信息桥梁。哲学家必须凭借对一定文本的反思和诠释，才能准确提炼时代的核心话题。先秦的主要文本当然是“五经”。汉代讲天人问题，文本是《公羊春秋》。魏晋玄学所依傍的是“三玄”，也就是《周易》《道德经》《庄子》。隋唐时期是《华严经》《法华经》《楞伽经》。宋明理学是“四书”。此前没有“四书”这个词，《大学》《中庸》原本在《礼记》里面，并不是单独成书的，但是朱熹把它们抽出来加以章句，最后和《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了。所以各个时代，哲学的诠释文本是不一样的。

然后是人文语境。哲学原属爱智的学问，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热爱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历程。因此，中国哲学创新在宏观演替上，就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哲学家研究哲学，有些人解释文本，有些人讲哲学的义理，但是都逃不出每个时期围绕核心问题展开的议论。每个时期必须有其诠释文本，没有诠释文本就没有根据。你如果提出理论，没有文本根据是不行的。现代新儒家，包括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他们的核心话题没有变，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冯友兰的《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的。牟宗三是接着熊十力讲的。冯友兰在1949年后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哲学，但是他的核心话题还是理气问题。牟宗三是讲心性的问题，接着陆王讲。所以他们的核心话题没有变。另外他们所依据的文本也没有变。冯友兰是“四书”，牟宗三也是“四书”，不过他们对“四书”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冯友兰以《论语》《孟子》《大学》为主，牟宗三以《论语》《孟子》《中庸》为主。前者从孔子到《大学》，后者从孟子到《中庸》。他们没有新的核心话题和新的诠释文本，因此他们的哲学很难创新。所以我说新儒家的哲学已经过时了，他们都是“接着讲”而不是自己重新讲、“讲自己”。有些人搞文本诠释，有些人讲义理，或者可以搁置某些问题，或者可以侧重于某一方面，但如果脱离了核心话题，他们的哲学研究其实是不完善的。因为没有把核心话题、诠释文本、人文语境三者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创新性发展，它们是衡量哲学是否创新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