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连续抑或断裂：Revolution概念视角下的科学革命（下）

三、连续还是断裂？——关于科学革命的两种阐释

革命话语中连续与断裂矛盾与转换的讨论延续到了科学场域。伴随着来自多方的争论，科学革命始终是学界热度不减的命题。问题起源于人类认识论的飞跃呼吁着一个切中要害的概念，问题焦点是科学革命是否基于共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而科学革命的两重性阐释基于Revolution的两重性，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1.一方缘起：当革命被引入科学领域

革命概念又是如何被引入到科学领域的？从伯纳德·科恩(I.Bernard Cohen)那里获知：18世纪许多科学家诸如亚莉克希亚·克莱罗(Alexis Claude Clairaut)、让·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及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都曾使用革命形容牛顿或笛卡尔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21]90，158，205伊安·哈金(Ian Hacking)则认为，第一次将革命概念推广到科学的是康德。康德认为有两次思想革命，一是由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学技术转向了希腊的假设—证明模式；二是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22]科学革命始于经验知识与演绎系统的结合。科恩关注到，康德对“哥白尼革命”的使用，意在类比自己对哲学所做的贡献。[21]237-244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时间上看，法国女哲学家艾米丽·夏特莱(émilie du Chatelet)较早将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进行了区分，她认为笛卡尔在科学领域引发的革命比建立伟大的帝国更有用、更令人难忘，人类理性应归功于笛卡尔。[23]

到近现代，科学革命相关讨论的要因无疑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这种讨论的价值甚至超越了论题本身。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是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kles)指出，库恩激进意义上的革命是认识论上的巨大飞跃，而不是某一科学领域的成败。然而，对大多研究者而言，承认科学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承认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8]12原因很简单，从科学实践中看，库恩的科学革命认识论是不可接受的。斯特凡·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和琼·古德菲尔德(June Goodfield)转而批判革命一词的误导性，毕竟在科学的发展中，彻底的革命是不可能的。[24]进而又将问题引向了连续性和断裂性。

2.一个焦点：共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

围绕科学革命的论战形成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是否存在一种新的与传统完全割裂的认识论？如果不存在，那所谓科学革命又意味着什么？

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强调科学革命的认识论价值，科学革命的成果被迅速转化为新的世界观，而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由科学家完成的，倒不如说是由普通人完成的。[25]科学史家阿尔弗雷德·霍尔(Alfred R.Hall)认为，现代科学在许多方面都展现出与过去科学的差异：现代科学在观察和实验方面的标准更严格，它通过处理自然界中的物质实体把精神力量和神秘主义排除在外。[26]正是科学革命区分了被多重证据证实的理论、试探性假设和无根据的推测，呈现合乎逻辑的自然图景。世界图像的数学化、经验与实验方法筑牢了科学革命的根基。[27]科学不仅是理性化的活动，也是实践化的活动。“知道如何做”开始变得同“知道为什么”同样重要，现代世界越来越像弗朗西斯·培根所设想的世界。[28]

认同科学革命的学者通常以共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作为它的特征为之辩护。然而，反对者的批判同样激烈。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驳斥科学革命的存在基础：这仅仅是一本书而已。[29]共性方法论也并没有受到一些科学哲学家的赞同。因为，不论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这样的哲学家，还是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都不能支持方法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统一促进科学共同体进步的简单化描述。[30]共性认识论或方法论面临着和科学共同体同样的诘难。

那么，一个棘手的问题展现在眼前：我们究竟在何种概念和程度下讨论科学革命？弗洛里斯·科恩(Floris Cohen)认为，如果科学革命不是在相对意义上被讨论，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科学革命。[31]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归Revolution概念的两重性，审视科学革命究竟是何种相对意义上的，究竟是如何连续而又断裂的。

3.一种尝试：科学革命的两重性阐释

特别值得注意，上述学者关于科学革命的讨论，大多都使用“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非“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汉语中这两个概念一般都被我们惯用科学革命代指，也使得研究时模糊了二者的差别。作为特指，“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具有指向性，多用于认识论层面，特别是形容认识世界方式的转变。学者的讨论多集中于该蕴含，它更多地强调科学发展进程中的断裂性。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则是泛指，多用于描述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超越，不具有特别指向性。哥白尼的日心说、拉瓦锡发现氧、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经典力学都可以称为a scientific revolution。它既强调理论层面的超越，也暗示了新revolution的可能性，是连续性的科学革命表述。不过两种不同内涵的科学革命并非绝对割裂的。

Revolution的两重性阐释——连续性和断裂性，为科学革命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然而，库恩在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时，疏于对革命两重性的考察，忽视了其拉丁原意中的连续性，单纯从革命的现代政治意义窥视科学发展，进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以及理解上的含糊不清。“科学革命”与科学革命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侧重。

一方面，“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催生了新知识的生产方式，更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也造就了促进、记录、传播这些知识的制度，涉及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它的发生彰显了自17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巨大转变，涵盖诸多特征：科学家成为一种职业，由科学家组成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团体。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提倡的自然的数学化，不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上的转变，也引发了世界观的深刻变化。[32]数学图式、实验方法等新的方法使得科学摆脱了蒙昧主义，“科学革命”使科学完成了建制化。

另一方面，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描绘了新知识的成长方式。一项科学发现或理论，即使被判定为革命性的，也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传统，新理论是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是相对意义上的，其中又包含更新的潜力。旧理论或部分或全部被取代。原本期望旧理论最终可以解决的开放性问题不再被期待，被视为旧理论的不足。新理论的一些核心思想、概念有时会因证据不足而被拒斥，可最终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新理论只是在某一类现象里取代了旧理论的，但旧理论可能仍在发挥作用。

四、结语

革命概念的滥用使得我们赋予了科学革命太多想象空间。从革命两重性的角度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科学革命”是结构性的、正在进行的、断裂的变革，造成了知识生产方式上的断裂。旧的知识生产方式不再适用，人们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上建立了新的世界观，而新的世界观又具有持续性，可能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都占据主导。科学革命是“命运之轮”意义上的、不可抗拒的、连续的动势，反映了知识成长方式上的连续。一方面，新旧知识的角力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新知识在旧知识的场域中成长起来，具有因果上的连续性。

科学的革命就像一个滚滚向前的车轮。历史的周期并非周而复始的单纯循环，它更像是一个螺旋，在不同的阶段以有别于过去的新形式复现，毕竟历史从来不重演其自身。[33]当然，革命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必然阶段，科学的革命也不是知识的历史性前提。只有在历史过程，亦即在知识的历史性过程中，科学革命本身才存在；并且只有在这个过程被认识到是一个思想着的且将继续思想下去的过程时，科学革命才真正富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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