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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核心智慧的现代更新(上)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4-04-01 3:30 已读 2943 次 1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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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核心智慧的现代更新——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上)

作者简介


钟君,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的“中”“合”“仁”“公”“和”“革”“礼”等核心智慧,并实现其现代更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经由“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由此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涵育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文明陷阱提供了深邃的思想智慧和强大的文明支撑。


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的文明成就。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制度、理念和路径普遍化,宣称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将“现代化”演绎成“西方化”的代名词。事实上,西方现代化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已深坠于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极度膨胀、社会两极分化与阶层固化、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冲突掠夺不断等文明陷阱之中。西方现代化的文明陷阱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秉持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迷失了“现代性”的本质,“物”的逻辑主宰了“人”的逻辑,人的本真存在不断被“异化”,现代化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致力于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包括社会、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西方现代化文明陷阱的跨越、西方现代化文明“颠倒”的“校正”、西方现代化文明“遮蔽”的“解蔽”,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开辟了新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2023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跨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陷阱,原因在于其既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的“中”“合”“仁”“公”“和”“革”“礼”等核心智慧,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其现代更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更加充分地贯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涵育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文明陷阱提供深邃的思想智慧和强大的文明支撑。


允执厥中、中庸之道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辩证思维,集中表现为允执厥中、守中致和的中庸智慧。中庸智慧具有动态把握矛盾“两端”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矛盾双方动态平衡的朴素辩证法理论优势,但因为强调偏向通过道德心性修养来把握“中”,所以有时也存在流于主观玄想或简单机械的实践缺陷。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激活了传统中庸智慧的辩证思维方法,克服了其实践上的主观性、庸俗化等弊病,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中庸是“极高明”的智慧,“在中”“时中”与“中和”是其基本内容。其中,精髓在于“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在“两端”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时刻把握一个无过无不及、恰当合理的“度”,始终保持矛盾双方的动态平衡,从而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叶适集》,第732页),“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张载集》,第9页),“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二程集》,第1268页),“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第2435页),“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二程集》,第123页)。也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与其相对待的事物,即使一个事物自身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端”,“两端”各自发展不平衡,容易使人只注意到事物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因此不能只看一面而不看另一面,也不能简单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而要根据矛盾双方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中”适“度”的态度,使矛盾双方保持和谐而非陷入你死我活、无休止的敌对斗争中。“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朱熹,第19页)“中”普遍地存在于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限度或状态,而是跟随事物的运动变化而不断地运动变化。这就需要在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具体地、动态地把握“中”,不能主观臆测、固滞不通。


然而,传统的中庸思想如果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例如,没有将把握“中”的方法落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动态实践,而是诉诸“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同上)的道德心性修养,导致其理论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造成了一种实践歧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只有道德修养深厚的高明君子才能真正做到“时中”,普通人则很容易按照自己预想的固定标准,用一种片面、孤立、静止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千变万化的事物,从而流于“无忌惮”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导致机械化、简单化的折衷主义、好人主义、圆滑主义、功利主义,进而走向中庸的对立面。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庸智慧被庸俗化,甚至被污名化的原因所在。


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习近平,2019年)认识矛盾,就是要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立足于矛盾的普遍、客观存在,看到事物矛盾运动的发展形式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解决矛盾,就是要运用矛盾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激活了传统中庸智慧中辩证思维的矛盾意识和实践理性。具体而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疏通“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具体的、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做到真正的中庸,而不是依靠抽象的、主观的道德心性修养来把捉“虚幻”的中庸,由此实现中庸之道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中国式现代化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践行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既看到14亿多人的吃饭、就业、养老等难题和挑战,又看到14亿多人背后的充足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实现人口压力与人力资源优势的辩证统一;既坚持做大“蛋糕”,又进一步分好“蛋糕”,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统一;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统一;既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既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和谐统一,由此走出了一条跳出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物性剥夺人性、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人类剥夺自然、少数国家剥夺多数国家等文明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可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庸智慧,注重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对立统一与动态平衡,被激活的中庸智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厚的文明底蕴。


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尊重自然的文化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84页),集中表现为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具有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片面遵从自然、消极顺应天意的实践缺陷。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激活了传统生态智慧,克服了其在实践上可能存在的“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偏颇一面,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以天为则,就是以天地万物的规律为法则,效法天地万物。“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唐尧之所以被历代尊为“圣王”、中华文明始祖,是因为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为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上天无言,默默运转。人为天地代言,从上天的四时不堕揭示出诚实守信之德,从上天的生育万物揭示出仁慈博爱之心。人之所以能够揭示上天之德,是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孙希旦,第612页),人心即天心,天心即人心,天人本是合一的。人的一切动作思虑,都关乎天地万物的生长发展,因而不能不小心敬畏。为此,人既要以与天德相契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不做外物的奴隶,也要敬畏上天、效法自然,“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郭齐勇),不能将自身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主宰天地万物,不能肆无忌惮地消耗自然、改造自然、破坏自然,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迷思。


但是,传统的“天”不仅指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还包含人格神(上帝)之天、天命之天,这在理论上可能会导致人格神之天、天命之天对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的消解,使人们在实践中缺乏主观能动性,消极地顺应天意,认为人力无法改变命运,进而陷入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宿命论。“天”的这种理论内涵的浑沦、不确定性,致使传统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观念还存在着把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单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缺陷,在实践上可能产生片面奴从自然、听天由命的弊病。

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从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和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方面,人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存、生活;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实践使人所依靠的自然界发生改变,自然界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是基于实践的人与自然耦合的有机整体,不仅人不能脱离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也离不开人,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言之,对自然界无止境的攫取和破坏就是在不断掏空人类自身,而对自然界的片面遵从和顺应又只会把人降低为自然界的奴隶,使其丧失主体性、能动性,因此人与自然应和谐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既存在人遵从自然、顺应自然的关系,又存在人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应自身需要的关系。只有在不断推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处理好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激活了传统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克服了传统天人关系思想中存在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消极顺应自然的片面性,赋予以天为则、天人合一新的文化生命,实现了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追求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与保护自然以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的和谐统一,坚持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之路,开辟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破坏自然、牺牲环境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现代更新


中华文明拥有突出的道德人文精神,“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第284页),集中表现为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具有张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倡导君子风骨,促进人格健全和完善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过分强调内在精神世界和注重以阶级差等来施予爱的缺点。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激活了传统人本智慧中的健全人格、以民为本等优秀文化基因,纠正了其偏重精神世界、“爱有差等”等理论缺点,实现了其生命更新,使之转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现代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指人内心的德性、一种关于“爱”的品质,强调成己和成人(成物)、自爱和爱人(利物)相统一。在传统儒家看来,“仁者,人也”(《中庸》),这个“人”既包含自己也含括他人。从人自身来讲,仁者自爱。仁普遍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每个人都拥有完满自足的仁德,因而应努力成仁,健全人格,实现本真的自我。这就要求人克制外在的物质欲望,役物而不被物役,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作为目的,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自尊自爱,提升自己、成就自己。从人自身之外来说,仁者爱人(利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的完成,不仅要追求“立己”“达己”,挺立自己本来的完善人格、实现自己本真的健全自我,还要在此基础上“能近取譬”、推己及人而“立人”“达人”,亦即从觉悟自己本有仁爱恻隐之心而建立起富有仁德的自我人格开始,不断地将内心的仁德推扩到对待他人(物)方面,关爱他人、帮助他人、仁民爱物。由此,就形成了一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第92页)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人要以仁为本,学以成人,成就一个内心富有仁德的人格健全的“本我”。


但是,“仁”的本质与阶级差等,又决定了传统仁爱观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传统儒家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将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归结于道德精神而非物质生产活动,偏向于把人视为纯粹精神性的存在而侧重于人在道德精神上的自爱和爱人。这固然有助于精神世界的建构,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而不易被物役,不为物所累,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但也存在片面强调精神世界的单向性,容易使人陷入道德严格主义的自我压抑与社会焦虑中。此外,传统儒家注重人在血缘上的亲疏之别,基于“亲亲”而“尊尊”,强调立足于阶级差等来实施爱,这容易陷入一种狭隘的境地,在实践上或导向对个人与家庭的“小爱”,或导向对统治阶级的“大爱”,人民成了抽象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决定着其他一切活动,人类历史首先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与其他参与历史创造的人们相比,是历史的原初动力,也是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根本力量。人民由现实的人组成,现实的人既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也追求文化艺术等精神生活。人民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幸福感受程度,决定着民心的向背,从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马克思主义将人放在中心位置,把人的物质生活追求与精神世界建构有机统一起来,把人内心的爱推扩到对全人类的爱并付诸具体的社会实践,真正凸显了人的主体性、目的性。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激活了传统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具体而言,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解答了“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以人在物质生产实践面前的平等性克服了传统仁者爱人观念中爱有差等的狭隘性,同时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统一性高度,纠正了传统人本智慧偏重于内在精神世界建构的单向性,将“人”还原为追求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实现了传统人本智慧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化。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传统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本智慧更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更显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赓续传统仁民爱物的精神根脉,以民心为最大的政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一条克服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阶层固化、价值观迷失、“单向度的人”等文明陷阱的现代化新路。


贴主:wangguotong于2024_04_01 3:32:1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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