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行者计划（3）

作者：东方明

1949年7月底，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兵临城下，“国防部保密局”福州站的头头脑脑匆匆滑脚，临走时对奉命留守的大小特务作了训话，每人发了三十枚银洋，军衔各升一级。张根福其实不是特务编制，但这时是多一个算一个，也被叫去接受训话，当场被吸收为“国防部保密局”正式人员，还给了个少尉军衔，也拿到了三十枚大洋。张根福还没把这笔钱送回家里，福州就解放了。他成为俘虏时，怀里还揣着那纸少尉军官的委任状。这就是铁证如山了，于是就蹲了大牢。

1954年2月22日，张根福释放回到张家庄。他服刑这几年，家里全靠老婆支撑着，现在他回家了，阿彩就问他今后作何打算。张根福说我不会种田，只会杀猪，要么去找份杀猪的活儿做做。可是，杀猪的活儿找不着。张根福只好考虑改行，盘算了一阵，决定做小贩挑着担子穿街走巷卖海鲜干货。黄斛靠海，海鲜便宜，捕捞季节买些进来，制作晒干后出售，是能赚到钱钞的。阿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示赞同。这样，张根福就备了副担子，配了盘秤、干荷叶、细绳子等必要的物件，干起了小贩营生。

本来，像张根福这样的特务角色刑释后是要管制起来、不得自由活动的。但是，张根福的家族在张家庄是大姓，占了全庄五分之四的成员，而张根福有兄弟七人，在庄里势力甚强，而且其余六人都是贫下中农，根子正，有的还担任着业余职务。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如1962年后那么紧，当地自然没人会跟他过不去，所以他要做小贩自食其力也就随他去了。不过，黄斛派出所倒是给张根福挂上了号的，分管民警老白找他谈过话，规定每半月必须去所里一趟，当面汇报这半月的活动情况，还给他做了记录。不过，这样做了几个月后，老白还有其他活儿压在肩上，可能感到力不从心，渐渐张根福不去了老白也不找，于是这事儿就没了。这样，张根福就处于失控状态。

那么，这个失控的主儿跟“9·19”案是否有关系呢？张根福摇头，另一间屋里的张阿彩也矢口否认。主持讯问的老明喝道：“废话少说，你说没做什么，没来由的忽然把担子挑到七八里之外的土地庙那边去做买卖，还跟戴癞痢他们打架争抢地盘，这话怎么说？”

张根福倒很从容，语气淡淡地回答说原是他一人挑着担子在外面叫卖的，最近生意不咋样，他有点儿着急，家里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还欠着哩。那天，正犯愁时，忽然想到了军干休养所这边的土地庙，寻思那里既然集中着六七个小贩卖水果、海鲜干货，那说明肯定是有商机的，我何不到那里去摆上几天试试看。他当然知道这是抢地盘，可是要把生意做得好些，看来也只有这样做了。但担心自己一个人过去万一发生争吵动起手来吃亏，寻思这当儿农田活儿有空闲，就把老婆也叫上吧。这样，就有了夫妻两人一起出摊的一幕。张根福不想跟人家争吵，更别说动手了，于是就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过去先向戴癞痢几个散了烟，让对方不好意思赶他，就这样摆了摊头。

“那么，为什么说好摆三天，第四天还要去呢？第五天去了为什么就离开了呢？”

张根福苦笑道：“说三天那是一个借口，我想只要开了个头，他们收了我的烟就不好意思赶我离开了。我卖的干货一部分是自家下海捞的，一部分是向乡亲们买的，晒干过程都是我们夫妇自己动手，成本既低，也新鲜干净，不像其他小贩是向人家批的，经过了几道周转，进货价就高了，他们的卖价就高了些，而且质量也没有我的货好，所以，顾客都来买我的货，这就得罪了他们。那天，他们想动手把我赶走，我们也就只好跟人家打架了，而且是我们夫妻俩占了上风。人家是地头蛇，派个人回村里叫一声，立马就会有一帮人抄家伙冲出来，到那时只怕要逃也没机会了，我能不离开吗？”

关于阿彩采摘蘑菇，张根福也有解释：就那么一副担子，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卖的，阿彩说她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去采蘑菇，晒干了也可以卖钱，所以她就去了。张根福说到这里，没等老明发问，就主动说起了她在采蘑菇时还遇到了军干休养所的人做成了一笔买卖。侦查员又追问张根福打架离开后那几天的行踪，他一一作了说明，听下来倒是没有破绽。

那边屋里，对阿彩的讯问所获的结果跟这边相同。

讯问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多了。专案组决定先把这对夫妇关押起来，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得一一查摸，还要请痕迹鉴定人员对两人的鞋印与现场河边泥地上拓下的石膏印模进行比对。这时，黄斛派出所林所长打来电话，说经对张根福和阿彩的娘家补锅匠苗老三家进行搜查，未发现赃物及其他值得怀疑的物品。

当天和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对张根福、阿彩夫妇所交代的活动情况进行缜密的调查，没有发现疑点。而经痕迹技术员鉴定，现场所留脚印与两人脚印不同。这样，张根福、阿彩的涉案疑点就初步排除了。这对夫妇被释放，但规定暂时不准离开居住地张家庄，责成黄斛派出所负责监控。民警老白于是就搬了铺盖行李住到了张家庄，物色了两个治安积极分子当助手，三人对张根福夫妇进行监控，这里按下不提。

五、触角伸向油漆匠

9月23日晚上，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议，对基本排除张根福涉案后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分析研究：既然敌特分子把作案目标定在施九德身上，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施九德的身份，以及他到军干休养所来短期休养的？

副组长老明对军方联络员辛子煦说：“这种事情不适宜在电话里说来说去的，是否请你辛苦一趟，即刻去休养所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辛子煦说：“当然没问题，部队派我来协助专案组就是为了随时跟部队方面沟通嘛。”于是，就由侦查员郭树旗、曹求耿两人陪同辛子煦驱车前往军干休养所。

三人快去快回，很快就返回市局，带来的情况是：据了解，案子发生时，军干休养所里正在休养的陆海空军官中，除了施九德之外，还有另外两名情报军官，是与施九德同一天进所的。那两人也是团级军官，不过不像施九德那样仅有级别而无实职，都是有实际职务的军官。他们具有与施九德相似的特征，喜欢独自待着，喜欢去外面转悠，其中一个有几天还曾去小河边垂钓，钓到一些鱼虾拿回来送给了休养所的司机。

这就清楚了，施九德的情报军官身份并非从军干休养所内部泄露出去的。因为如果是休养所内部泄露出去的话，另外两名情报军官的情况肯定同时也会被泄露出去。对敌特分子来说，一样要绑架一个对象，那当然会选择有级别也有职务的。那么，敌特分子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施九德的情况的？这个问题，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是无法获得结果的，只有去找施九德本人当面了解。于是，专案组决定前往部队向施九德当面进行调查。

次日，雷辰阳、老明带着侦查员裴殊，由辛子煦陪同着前往黄斛镇外的施九德所在部队机关所在地，先和保卫处赵处长见面，介绍了情况后，征询对方的意见。赵处长是山西人，当年红军东渡黄河时以放羊娃的身份参加了队伍，在部队干过多年侦察工作，抗战胜利后改做保卫工作，外形一看就是个机灵人物。当下，他只稍稍眨了眨眼睛，就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边部队机关驻地也有像施九德同志那样身份的情报军官，有的还是分管外勤的，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比施九德更容易跟踪和下手，可是并没有出现险情。所以，敌特分子对施九德情况的获取渠道并非部队内部，而是外部。也就是说，对方只知道施九德是一个情报军官，所以，就一直盯着这个目标。可是，由于施九德在部队从事的是内部工作，平时极少外出，所以只好等到他去军干休养所休养时下手。

雷辰阳等人赞同赵处长的分析，于是就去跟施九德见面，当面调查相关情况。施九德听侦查员介绍了案情后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是纳闷。这样吧，你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你们心里对应该怎样调查肯定已有主意，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一一回答就是了。”

专案组要了解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施九德是否外出过，去了哪里，是否遇到过异样情况。施九德想了想说：“由于我的工作岗位，我没有出差任务。我的家属也在部队，都住在部队家属院里，所以我很少外出。即使是星期天，也经常由于工作忙而泡在办公室里。”他一边说着，一边拆开一盒香烟给众人分发，见雷辰阳等人一脸的失望，便笑了笑道：“很少外出也不等于一步不出部队机关，和家属一起去镇上走走，买点儿东西回来也是有的。另外，上个月——8月上旬，我去过一趟‘103工程’工地。不过，回忆下来，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异样情况。”

侦查员一听见用代号命名的工程，顿时注意，便请施九德说说情况。施九德说：“‘103工程’是一个由地方油库改建的战备油库，日前刚投入使用。8月上旬，我奉命去那里是工作需要，当时该工程还没竣工，代号叫‘103工程’。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开了一辆小吉普，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就返回了，中间也没去过其他地方。”

施九德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说着，也没征求雷辰阳等人的意见，随手抄起内部电话，向接线员报出了一个号码，接通后只说了一句：“小薛吗？小殷在不在？你们两个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小薛、小殷就是施九德所说的那两个和他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下属军官，两人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内，接到电话立刻赶来。施九德向他们介绍了雷辰阳等人后，说要打个电话就出去了，其实是故意回避，以便侦查员可以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薛、殷两人了解情况。

当下，雷辰阳向小薛两人了解了8月上旬与施九德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事情，开口先向两人说明：你们叙述这事时不必言及你们那次前往该工程工地的使命内容，那是部队的军事秘密，这点请切记。这样，两人你一句他一语互相补充着说的内容就很是精简，跟施九德所说的情形完全一致。侦查员追问当时从离开部队到返回的过程中，是否发现过可疑情况或者可疑对象。那二位想了想，都摇头说“没有”。

这样，对于施九德的调查也就到此为止了。专案组讨论了这次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反复分析下来，认为敌特分子对于施九德的注意应该与他8月上旬前往“103工程”工地有关。那么，往下调查的触角就应该伸向“103工程”了。

侦查员郭树旗、裴殊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前往“103工程”工地调查。那是一个战备油库，日前刚投入使用。油库指挥长就是当初进行改建工程时负责的部队后勤军官，少校军衔，姓应，脸上有些许麻子，辛子煦与其熟识，称其“应麻子”。这样，双方谈话就方便多了。侦查员要向应麻子了解的是施九德、小薛、小殷三人那次前来油库公干时，当时在场的有些什么人。应麻子说：“你们幸亏碰上我，心细，这个油库验收后，没把施工时的资料销毁掉，现在还有据可查。”说着，就让人把已经封存了的那几箱子资料搬来。

应麻子是个管理型人才，性格又谨慎，所以不管分管哪个摊子，都要求下属做到每天把经手的事情记录下来，月底整理成册，交到他手里。这是一种超前了几十年的管理手段，如今对此有一个名称叫“做台账”，是企业评级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当下，侦查员找出了施九德三人去油库公干那天(应麻子自己做的记录中显示是8月6日，还有具体时间：上午九点十六分到十点五十三分)油库工程施工范围内在场人员的台账记录。当时油库的土木金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油漆施工。那天是星期天，油漆工休息，只留下两人保养工具。除了这两人，留在工地上的还有应麻子这个大管家(因接到通知说施九德他们要去，所以他就放弃了休息)、两个检验质量的工程师、一个绘图技术员和两个炊事员，此外，还有在工地外担任警卫的那两个班的战士。不过，警卫人员是不进工地的。

侦查员说在外围警卫的部队战士不必调查，只要求应麻子逐个介绍除其本人之外的另外几人的情况。应麻子说工程师、技术员都是穿军装的技术军官，只有那两个油漆工是老百姓。侦查员说那就说说那两个油漆工的情况吧。应麻子的工作还真细致。油漆工的情况眼前这些台账里是没有的，以当时部队方面的保密要求，像这种由地方油库改建战备油库的工程，虽然是以代号相称的，但是保密等级是最低的，所以对从地方上来的施工人员也没有政审要求，只要是建筑单位派来的就是了。但是，应麻子心思甚细，他在地方施工人员进场后，就往自己头上扣了顶安全帽，穿一身油腻腻的帆布工作服，俨然一个监理人员样地在工地上晃荡，跟工人闲聊，不经意间就问出了对方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在一个专用本子上。现在，这个本子被他找了出来，翻了翻，报出了那两个油漆工的基本情况——

一个名叫陈富大，福州市区人，四十二岁，家住仓山区仓后街观风巷，解放前是福州“大达兴家具店”的油漆匠，1952年福州市组建国营红星建筑公司时被招聘为该公司油漆工，工作至今。另一个名叫尤品仙，福州郊区黄斛乡人，三十三岁，住黄斛镇外巧姑桥畔，乡村油漆匠，红星建筑公司临时工。

侦查员对黄斛乡的那个尤品仙产生了兴趣，问：“这个姓尤的油漆匠是几时进红星公司干活的？”

应麻子抱歉地摇头，他不是人事干部，了解和记录上面那些基本情况已经很不错了，不可能要求他提供更详尽的内容。于是，侦查员就决定去一趟红星建筑公司，把那两个油漆工人的情况都了解一下。

红星建筑公司的人事干部提供的情况是：陈富大是福州市里有点儿名气的油漆匠，为人一向老实本分，他还是烈属，抗美援朝伊始他就响应国家号召，送十八岁的儿子参加了志愿军。其子不久就战死在朝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另一个油漆工尤品仙的情况，人事干部却不甚了了，因为根据规定，人事部门不必掌握临时工的政治面貌什么的，只知道这人是一年前经本公司工程师史春晖的介绍进入公司当临时工的。

专案组认为尤品仙似有疑点，于是决定对其进行外围调查。先去找那个把尤品仙介绍进红星公司的史春晖。可是，史春晖在日前奉派前往海南岛出差了，过四五天才能返回。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专案组派人赶往海南岛的话，一来一去也得四五天，这就没有必要了。于是就决定绕开这个工程师，直接去黄斛查摸。

侦查员裴殊、曹求耿查下来的结果并未显示出尤品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尤品仙出身中农家庭，一直到现在全家还是农业户口。他从小就学手艺，跟的师傅姓周，是一个走村串乡的油漆匠。十七岁那年，尤品仙结婚后自立门户，带着漆匠家什四处转悠着揽活挣钱养家糊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去年，才进入红星公司当临时工。那个介绍人史春晖，是尤品仙师傅周某的女婿。侦查员向派出所和村干部了解尤品仙的日常表现，都说没有发现这人参加过什么政党团体、反动会道门，也从来不跟别人发生争吵。一句话，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下，这人都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老百姓。

可是，专案组那几个资深侦查员研究下来，可能是凭直觉总觉得这人身上似有情况，所以还是不能就这样放过他。雷辰阳和老明两人商量下来，派人向红星公司方面了解牛永健被害的9月20日那天尤品仙是否出勤了。所获结果是：9月20日正常出勤了，可是之前一个多月上班不正常，每周都要请两三天病假。于是，专案组决定传唤尤品仙。

这天，根据红星公司提供的出勤、派工情况，尤品仙应该在郊外一处工地上班，可是当侦查员王佩聪、曹求耿赶到工地时，工人刚刚下班，尤品仙已经离开工地回家去了。这种事情当然不能隔夜，侦查员于是又赶到黄斛。可是，家里人却说尤品仙没有回来。侦查员悄悄向尤品仙回家必经之地的小巷口那家烟纸杂货小店的老板打听，也说没有看到尤品仙回家。两人商量后，留下一人就地守候，另一人去派出所借用电话机向雷辰阳汇报情况。雷辰阳让他们原地守候，待目标出现后立刻拘捕。

可是，王佩聪、曹求耿两人守了一夜，尤品仙却始终没有出现!

六、发现了赃物

次日清晨，王佩聪、曹求耿正商量着要去派出所给专案组打电话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如何进行时，巧姑桥上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指着河面大叫“死人”。两人站立的位置离桥也就不过十来米距离，于是过去查看。只见河面上漂着一具尸体，脸部朝下，还缠着一些水草，一时难辨男女。正好有一条渔船过来，用绳子套住了尸体让岸边人们拉到桥畔滩涂上。刚翻了个身，立马就有几个人同时发出惊呼——他们认出死者竟是油漆匠尤品仙!

专案组接报即通知法医一起出动赶到黄斛，尤品仙的尸体被放在门板上扛到派出所。这时，王佩聪、曹求耿两人已经与派出所林所长跟死者家属进行过谈话了。尤品仙的父亲、妹妹、妻子都认为死者是晚上回家时失足落水溺亡的。林所长听了却是摇头，说尤品仙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会游水啊，游得还不错，海里漂半天都没问题，难道小小一条巧姑河就淹得死他？家属说林所长您可能不知道，尤品仙他喝酒厉害啊，经常喝得不省人事，有年冬天醉倒在镇西头那座破庙前，给狗咬了脚还没醒。狗以为是尸体，咬实了要把他拖到旁边沟里去啃食，这才把他痛醒了。他的左脚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痕哩。

雷辰阳一行赶到后，听林所长说了谈话情况。雷辰阳说我们把法医请过来了，尤品仙死于什么原因，法医解剖后就清楚了。于是，就由派出所林所长出面跟家属说明警方需要查明尤品仙的死因，以判定是意外落水身亡还是他杀，要求家属签字。解放初期，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对于解剖尸体普遍心存畏惧。死者家属初时不肯，后来经过做工作，并请红星建筑公司出面表示愿意承担丧葬费，这才勉强同意。

法医验尸的结果是：死者生前饮入过足以使他醉得迷糊的高度白酒，直接死因是溺水，生前未受到过外力伤害。因此，不排除在饮酒过量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行走踉跄失足落水而溺亡的可能。

法医这个结论是在事先并不知晓尤品仙已被专案组列为怀疑对象正要对其实施传讯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专案组方面对该结论自然不能爽快接受。一直在旁边看着法医进行解剖的雷辰阳、老明听了法医宣布的结论后，没有说什么，可是，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对法医检验到的另一个情况产生了兴趣。这个情况是：死者生前最后一餐的下酒菜是清一色的素菜，从胃内尚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可以分辨出这些素菜是两样蔬菜和两三样豆制品。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国家对于副食品供应虽未控制，但老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钞票，所以购买能力有限。按说在这种形势下喝酒以素菜作为下酒菜应该算是正常的，雷、明两人为何对此现象反倒产生了兴趣呢？这是因为：黄斛这边是闵江入海口地区，海产品很多。不说街头干鲜货到处都有出售，就是由于经济拮据买不起，只要拿了网具、钓钩甚至空着双手到海边走一趟，俯身而得的小海产品也足够吃一顿老酒了。以油漆匠为业吃惯了百家饭的尤品仙怎么会吃一顿全素的酒席呢？

对于专案组来说，既然昨天就已经盯上了尤品仙，就是没有眼下这个“全素现象”，他们也要查清尤品仙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哪里吃的、和谁一起吃的，现在有了“全素”这个反常迹象，那就更要追查下去了。当下，专案组就在黄斛派出所举行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专门讨论了“全素”现象，决定立刻分头向死者尤品仙的家属、亲友、单位调查他生前跟什么人有密切交往，然后再从这部分密切交往的人里筛出昨晚一起喝酒的人来。众侦查员相信，查到昨晚与死者一起喝酒的人，大体上也就可以查摸到破案的线索了。

于是，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别访查了尤品仙生前的亲朋好友和同行、同事。当天晚上，众人在黄斛派出所碰头，汇总了各自调查到的情况。尤品仙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因此他交往的人虽多，但真正谈得来能够作为朋友长期交往的对象却很少，而这部分很少的朋友中值得他经常牵挂、提及的更是属于凤毛麟角了。因此，当大家发现有一个名字曾被尤品仙在家人、朋友、同事面前多次提起的现象时，不由得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兴趣。

这个名字叫“靖然”，这是个法名，因为这人是个和尚。性格内向的尤品仙怎么会与一个和尚交上朋友？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专案组的注意了。而专案组的好几个侦查员注意到这个在尤品仙的交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靖然和尚后，随即又对尤品仙最后一顿晚餐的“全素现象”产生了联想：只有和尚才吃全素啊，莫非尤品仙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靖然和尚那里吃的？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查摸一下，看这个靖然和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