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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域黑 | 宋朝年间为什么都歧视福建人

送交者: 都是可怜人间[★★★Mia&Levin★★★] 于 2020-11-24 3:10 已读 112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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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视,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中国更不例外。


而福建,更是一个一直在地域食物链底端的省份,更悲催的是,对福建人的歧视不是现在才有,在古代,尤其是宋朝,对福建的地域歧视达到了顶峰。


这是为什么呢?我淳朴善良的大福建人民到底得罪谁了?


传统上对南方人的歧视

虽然在很早,孟子便称楚人为“南蛮蝎舌之人”,而南人也常常称北人为“侉子”,但“南北之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


宋朝年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闽蜀同风,腹中有虫。闽”指的是福建,“蜀”指的是四川。


这个“虫”指的就是这两个地区的蛮族。


宋人经常使用“闽蜀”这两个字暗中讽刺当时朝堂里的闽人与蜀人,这两个字其实承载了汉族文明对于上古时代这两块蛮族土地的歧视心理。


而“闽蜀同风”这个词语的形成,其实就源于宋朝士大夫口中,他们总喜欢将中原士大夫,与闽地、蜀地的士大夫做比较。

北宋最有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晚年归隐江宁钟山,读书著作,不问政事。


每每在山路上独行,自言自语,手在空中反复画写着“福建子”三字。


据说是指福建(莆田)人吕惠卿,恨为惠卿所陷害,又悔为惠卿所误。


王安石虚空写字这一幕,可以说是大宋朝期间,中原士大夫对南方人特别是福建人存在敌意的偏见之缩影。


整个宋朝,总有各种关于福建人不坦荡,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故事在坊间流行。


“福建子”不是王安石的独创,是整个宋朝,外省人对福建人的蔑称。

为什么中原的士大夫认为福建人阴险狡诈呢?


这和宋朝立国以来的道德习惯、文化传统有关。


据北宋末年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记载:“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宋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


就这样出身陕西籍的一代名相寇准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 甚至在状元人选的最后确定时期竭力主张将南方籍的考生更易为山东平度人的考生,硬是把状元争给了山东人。


还逢人就得意洋洋地吹嘘:“我又为中原争了一个状元!”


超级地域黑的还有司马光就是砸缸的那个。他认为:南方人狡猾又大胆轻率,拉帮结派,喜欢出风头,他们当政,风气就每况愈下!


他和王安石争议,批评老王:心术似福州人!直接把福建人定义为坏心眼。

司马光

为南方人争得第一个宰相的是江西人王钦若,他被北方人王旦、寇准等人压制了很久,王旦眼看挡不住钦若上升的路,拿出了太祖皇帝的遗训:南方人不得出任大宋的宰相!又把钦若拦了十年。


最终王钦若是当了宰相, 但他又十分不争气又是个奸相,更加毁南方人声誉


就这样福建人的上进之路更难。

开闽第一进士是唐朝的薛令之,终唐一世,进士屈指可数。


因为当时的福建,就是穷乡僻壤,文化的荒原。北方中原厚重的文化传承,对这门里一条虫就很看不上眼,闽越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嘛!


这个就如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一样,你们那个地方,还生吃牛肉吧?


两宋福建经济文化的崛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朝初年,江南经济大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


福建也在其中崛起。


一者是北方时有战争,闽中百来年不见刀兵,普通老百姓出生到白头没见过打仗,人口稳定增长。


长期社会安定,环境允许,有条件办学兴学。


二者福建经济大发展,许多指标都位列全面前茅,比如银矿产量居全国第一。


盐、茶、海上贸易都是福建的强项,加上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等措施,福建迅速富裕,也有能力加强教育事业的投入。

因此两宋300多年时间,福建出了进士5900多人,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冠。并且出了十九位状元!


这是福建历史上最牛的时节,之前比不上中原,明清比不上浙江江苏。


进士成倍成倍地出现,进入仕途,就形成闽人这一势力范围。


与传统的洛党、川党等等相抗衡,有了一席之地,有了话语权,自然就引起争斗。


越到中后期,北方士子越是全面败退。宋神宗元丰年间,北方进士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这让原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集团非常难堪,非常恼火。


司马光提出:科考要按每个省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保证北方士子入围。


江西人欧阳修反对:科考本来就是“糊卷”,只有评完卷子,才知道是哪里人。


这才是唯才是举的正确方式!


王安石支持欧阳修,他当政时,就全国统一考;但司马光后来当政,就采取分省考试,确保北方士子占一席之地。


南北双方的斗争,早就在暗地里进行中。到了王安石变法,全面爆发。


新旧党派的斗争



王安石变法,新党基本都是南方人。


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这批福建人,是主力军,全是重量级人物,推动着改革,


也就与代表旧党的北方士大夫: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之间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党之争。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新党舒亶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


最终苏轼逃过一难,下放黄州为团练副使。


元佑元年(1086),神宗去世,十岁的儿子继位,是为哲宗,由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新党全面被贬,凡是新党赞成的,旧党就反对。


其领袖人物蔡确的遭遇,就是党争愈演愈烈的写照。


蔡确被罢相,贬至安州,游车盖亭,写了十首绝句。


被旧党抓住辫子,攻击蔡确的诗中讽刺高太后有武则天的野心,对新党开展全面性的清算。


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


史称“车盖亭诗案”。一路贬,最后贬到新州这号称“人间地狱”,最为边远的地方。


最后新旧党争已经到了不论主张对不对,只要是对方做的事,我方一定要全面搞跨他的地步。


数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又全面恢复新法,再启用新党。


这些年新党人士受的委屈,遭的罪,让他们的反扑更加不留情。


新党主力军福建人,就与旧党主力北方人结下了再也解不开的仇。


终宋一世,福建人成了第一地域黑的对象。

当然也有人讲公道话。


南宋时朝廷打算派人到四川任总指挥,宋高宗问宰相王淮谁去?


老王举荐福建人留正。


高宗随口就说:“这不是福建人吗?”


王淮说:“选用人才,应该包揽天下四海。福建人不只有章惇、吕惠卿,也有曾公亮,苏颂、蔡襄嘛!江浙人才好的多,不也有丁谓、王钦若吗?”


这才是正道嘛!


哪儿没有坏蛋,哪儿没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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