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二十五岁登基的弘历将“乾隆”二字作为年号，可知早年雄心辽阔的宏大志远。因乾字，代表宇宙充满了无穷力量；隆字，往往被形容成伟大、繁荣。

此时他的青春期的躁动已经全部退去，稳重、成熟和精力充沛成了他人生不断走向高峰的力量。因此与精神充沛相伴随的是高效率运转，大清这个庞大的航船在乾隆的掌舵之下，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乾隆早年画像

乾隆早期画像由于他的早年和中年非常勤政，所以政绩方面确实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突破，这一点和他的父亲雍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透过大清红墙的秘密，我们可以专门从乾隆选人用人角度来剖析一下彼时的选人用人方法，泛黄的历史倒也充满了有趣、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甚至让人觉得那些看似僵化的记载，突然的让人对那段历史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官。人是感性动物，从这一点上，乾隆也不能例外，甚至他将这一感性用在了选人用人方面上来，依稀透过那些评语让人觉得他笔端流淌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温度，或许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能会逐渐理解人性，理解乾隆。

乾隆对他的父亲雍正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大抵是儿子总不觉得老子了不起的这一传统心理，但是他独独对于父亲雍正在选拔官吏用了独到的方法上非常钦佩。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每于引见时必执笔标记，详视熟察”，这一选人办法，乾隆非常重视：“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乃皇考世宗宪皇帝留意人才，以便随时录用，实属法良意美，所当永远遵守。” 这可能是乾隆最为佩服其父雍正留下的选人家法，并且罕见的予以定调要“永远遵守”。

乾隆登极的第三年，他就非常迫切的下令给各部向他推荐官员，并且非常明确地要求：“有出身不明者，按例参劾。其有品行端谨，或才具优长，所素知者，即据实举出，交部随时登记。”他很重视官吏履历情况，因为无论哪个朝代，凡是有能力的官员大多都是从基层历练出来的，对于这样的基层官员，他会在引见后的简历中写下批语“注于履历之下，恭候简用。”这样的时候，这些官员基本都能得到提拔。一时之间，大清的官僚队伍如沐春风，每个被仕途所祖的暗淡前程的人似乎都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选拔官吏方式方法时，乾隆延续了乃父选官的大体方法，主要还是以亲自面试为主，结合自己的所谓面相术和以往评判人的经验评价官员，并随手批注在被引见官员的“履历片”上，相当于组织档案上的“备忘录”。

比如在认真端详了一位江西官员后，乾隆写下这样描述的批语：“身材瘦，健康，有武将风”，陕西人宋攀隆：“老实人，汉仗，去得”。当看到叫周琬时还说他有点可怜：“瘦长，人可怜见的，中平，好，汉仗”这些在《清高宗实录》里都能查到，甚至连书写的风格与雍正都一般无二。如果雍正有知，却也会感慨，这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在许多引见官员中，年轻的乾隆毫不吝啬笔墨和自己的文学修养的词汇都用出来，比如看一些官员长相不满意就写下：“碎相貌卑微、小材料”。有时看不准，他就在其点评的字眼中，多见“似”或“似好”在语气上有不确定的成分存在，这些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在给庞大的官僚队伍面试时，显然更多的是“以貌取人”。

在选拔武官时，乾隆更在意对方的身高和体重，以此来判断他们能否经得起在作战时的体能。比如在看了一个叫韩良乡的武官后，觉得非常不错，但是由于不托底，只好这样批注：“总兵中不多见的，在谭行义何勉之间，将来可用提督，须慢些更好。”这就是比较严谨和慎重观察再做决定的意思。

还有一个叫查郎阿的人在面试时，乾隆接见后给出：“中上，人有福像，识字”，这一模糊的评价。有的被乾隆看过后，觉得面相不好，人样子也不好，便草率下结论说：“中平，无甚出息，只可参将而已。”因此这样的批语很可能导致官员的仕途从此戛然而止，日后的翻身概率也非常的小。

有时乾隆也要将当朝已经被重用人物将面试对方进行类比，比如在接见了一个姓钱的官员时这样说：“貌似富德傅魁之间，人似有为，爽快，若不用巧，大有出息，再看。”这种举棋不定的判断基本也为这位官员的仕途留下许多不确定性，但总体来看还是印象不错的。

乾隆十三年（1748），大小金川开战，乾隆加大了武官的亲自选拔，这年的十月，他召见了陕西守备后写下并不满意的评语：“出力，好人，平常，像回子巴得明，人鬼些，小材料，不识字，中下。”凡是被乾隆评价为“中下”的官员后来的仕途很难再度起飞。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一书中记载，在以貌取官后，乾隆随着经验积累，逐渐也转向到内在要求，这个时候更多要以识不识字，或是文化程度高低来选拔人才，比如“少识字、中上”和“人平常、相貌好，识字，看下文书”、“糊涂人，胆量似好，不识字，中下”等等评语。

乾隆对当时对能够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印象很好，这些官员在被引见时候会说少数民族语言都是加分项，对此他这样批示:“此人似可，满洲话尚好”。

乾隆早年性情温和，收获许多“宽仁”的美名，对于王爷们推荐的官吏，即使看了不满意，一般也都留有情面，加以使用。比如在看了补授陕西略阳营守备时说：“麻子，人甚平常，怡亲王说好，似夯出力之人，中中。”以此可见，乾隆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兼顾一下周围人的意见的。

还有一种官员被引见后，乾隆看了虽然觉得可以，但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会将他特殊记下，以免此后再被重用。比如在看了张良弼后，在评语中这样写道：“中平，人去的，将来副将可用，亦止可到将而已“

乾隆自小是宫廷长大，所以对于皇家礼仪非常注重，因为有些官员不懂礼数，乾隆看了非常反感，在看了甘肃后营守备后很不满意，“中平糊涂，不晓事，引见时低着头，全不懂” 这样的批语让此人彻底划伤仕途终止符号。

乾隆以貌取官有时自己也会发现这种短板局限，比如之前引见的几个副将很满意，觉得他“人明白，去得，很少识字，中等人。”可是过了几年再度引见时，竟觉得非常不满意地批示道：“粗夯无能，竟不满意，引见时未细看，错了。”这种敢于自己推翻自己之前的判断，确实也说明了乾隆当年是有自我纠错的勇气的。

如同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基本上隔几年就要出现几次，比如在看一个叫杜恺的人，一开始对他的评价和印象非常之好：“着是好的，将来可望成人，亦可升用，上中”，可是在一年后，再次召见时，乾隆完全颠覆否定了自己当初评价：“人假些，喋喋利口而已，看来无甚出息，向日看错了”。

总体看来，从引见以来，乾隆的眼里很少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才，这或许和乾隆天生的尊己卑人的优越感有关，同时也折射出了大清人才匮乏的一种现象，或许为日后出现和珅一样的人物埋下了伏笔。

不容质疑的是乾隆早中期非常勤政，由于他的勤政速度很快，官僚系统跟有些根不上其节奏。有一次乾隆发现，应召在乾清门们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袛候稍久而以劳苦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归”。他非常震怒斥责说：“我日理万机，不敢半点放松，而大臣却不思国务，悠游闲适……诸臣思之，当愧于心也。”《乾隆实录》这可能是乾隆对于“躺平”或者要“摆烂”官员的第一次表态。有鉴于此，乾隆决定要加大对官吏考核力度，把那些混日子的官吏进行清退。

乾隆十年（1745）这年被劾为不谨、罢软、才力不及、浮躁、年老、有疾者共180人，其中不谨官员43人，罢软17人，才力不及35人，浮躁官13人，年老官40人，有疾者32人全部进行清退，堪称大清时期官员能力 “能上能下”的一次试水。

不光如此，乾隆早期在整治吏治上也颇为铁腕，这一时期的乾隆尤其对贪官的惩办十分严厉。乾隆二年（1737年）陕西学政喀尔钦在布政使萨哈谅的支持下，贿卖2文武生员一案被揭发。乾隆听到奏报后十分震惊，他说：“登基以来，理解群臣，增加俸禄和养廉银，以为天下臣工，一定对此感激并更加努力，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干出这等龌龊的事来。”

紧接着乾隆感叹道：“朕做梦都没想到”并下结论说：“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此后的几年里，乾隆又接连处理了一批被揭发的高级官吏，总督、巡抚屡屡涉案。面对日益增多的贪污案件，乾隆认为，这是因为废除完赃减等条例，这项条例已经不能遏制官场不正之风，相反给了他们大肆侵贪的保温箱：“年来侵贪渐多”并明确规定“一犯侵贪，即入实情，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