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毛主席画像的绘制情况。
第二天开国大典，毛主席的画像就要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
当时负责绘制毛主席画像的画家是周令钊，他是北平艺专的一位教师，以“构思快、动手快”而著称，可以说当时也是全国上下最顶级的画家之一。
聂荣臻在高6米的毛主席画像前注视了良久，整体感觉非常满意，当面夸赞了周令钊的画作。
最后他将目光定格在了毛主席画作的衣领处，当时主席画作的“风纪扣”是敞开的。在他看来第二天是开国大典比较庄重，风纪扣还是扣上比较合适，显得庄重。
周令钊深表赞同，于是动手开始修改。等全部修改完成已经到了晚上，他和妻子陈若菊整整忙活了大半个月，两人回到家倒头就睡了。
谁知深夜，一阵急匆匆地敲门声将周令钊夫妇惊醒了。
原来，在处理完所有的事务后，周公为了万无一失，专程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广场时，发现毛主席画像下方的一行字出了问题。
                        
                        
                        
                            
毛主席画像“数个版本”
针对当时毛主席画像下方的一行字到底是什么内容，在现行的出版物上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有的版本说是，“毛泽东”3个黑体字；有的版本说是，“人民的胜利”五个大字；还有的版本说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电视讲坛讲述《开国大典》时说是“毛泽东同志”五个字。
为此，文史君在翻阅了很多资料及当时的摄影照片，经过多重比对，最终确定当时周令钊画作的下方是“人民的胜利”五个字。
文献记载，开国大典前夕，当时天安门城楼檐下共挂有8只宫灯，8面红旗，油画毛主席画像悬挂在天安门石桥的正中央。
远远的看，“人民的胜利”五个字根本看不清楚或看不见；走近看时，这五个字又影响全局的美观性。正因为如此，当时周公建议将文字涂掉。
周令钊又忙活了一晚上，赶在黎明之前，终于完成了修改画作。1949年10月1日，当太阳冉冉升起，身着中山装的毛主席画像崭新地呈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15:00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当如潮的人群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悬挂的毛主席画像时，无不激动的热泪盈眶。

其实理论上来讲，周令钊的这版毛主席画像，只能称作第三版。
此前，1949年2月12日庆祝北京和平解放大会，和1949年7月7日庆祝抗战胜利12周年，天安门城楼上曾两次悬挂过毛主席的画像。
第四版毛主席画像，是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以一张毛主席的免冠半侧像为摹本绘制而成的，于1950年5月1日劳动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
接着，第五版、第六版，乃至后来的第七、第八、第九版毛主席画像，基本都是以新华社发表的毛主席正脸标准像为摹本绘制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9年之前，除了在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画像外，每逢五一、十一或重大节日，还会在天安门广场北端的东西两侧竖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
另外，也是从1967年开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才开始天天悬挂，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就是，每年的国庆节前后，都会换一幅全新的毛主席画像。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天安门管理处组织人员根据上级要求，才撤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基座。
然而，也就在那个时候，针对毛主席画像，也有人提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他们认为80年代中国已进入到了新时代，迎接着新气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也应当有所改变。

毛主席画像过多久？
针对以上荒唐的、不和谐的声音，当时邓公虽没有正面予以答复，但是他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曾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法拉奇是一位意大利女记者、作家，出生于1930年6月29日，出生地为佛罗伦萨。
1950年，法拉奇成为《晚邮报》的驻外记者。1967年后，她作为《欧洲人》周刊的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的动乱等一举成名。
上世纪80年代，法拉奇来到中国特意采访了邓公。当时中国处于全新的转折时期，全国上下一派欣欣向荣，就连大街上毛主席的标语和画像都少了很多。
针对此，法拉奇曾问过邓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会保留多久”？
邓公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七个字：“永远要保留下去！”
接着，邓公补充道：“过去到处挂毛主席像，那是不严肃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贡献不能抹杀。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他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并对此进行深刻缅怀与纪念。”

邓公的观点很鲜明，那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会一直挂下去。
其实，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毛主席的伟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如今的盛世。
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他是独一无二的，亦是全国人民永远铭记的“世纪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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