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的高级战犯（文官厅级以上，武官少将以上）开始大规模向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集中。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蒋军“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也是从重庆转送到北京，他一进功德林，“学习小组长”、原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丢还沈醉递上的香烟，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我们重新交朋友！（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在军统的时候，董益三能管沈醉叫一声“叔逸兄”都是高攀，现在以领导口气说话，并表示过去的“交情”一笔勾销，沈醉未免有些奇怪：“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


原“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第八兵团司令官汤尧冷笑：“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

恍然大悟的沈醉才知道功德林不比他在重庆呆过的白公馆和松林坡看守所，在那里都是“老熟人”，而在这里，他却是个新“同学（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互称同学）”，有时候是要放低身段的。

沈醉不愧是军统局总务处出身，他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四个惹不起，连桂系罗盘将军张淦（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也被他们整得没脾气。

“四个惹不起”的人名和故事，笔者前一段时间写过，那是三个军长和一个司令，摸清底细后，沈醉对他们不太忌惮，还有些轻蔑，尤其是他特赦后沈醉“故地重游”，那四个“惹不起”还在里边呆着呢：“1964年秋天，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个人应北京战犯管理所领导的邀请，去那里向仍在学习改造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去东南和西北几个省参观学习的心得体会时，我才弄清楚，原来如此！过去我是这里的阶下囚，这次是这里的座上客，身份不同，自然可随便问东问西了。”

杜聿明和宋希濂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沈醉是1960年第二批特赦，特赦之后都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了专员，也算级别不低的领导，那四个“惹不起”在他们面前，可是一点都嚣张不起来了。

在沈醉看来，那四个人“顶多是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还算不上真正的厉害角色，他和杜聿明等人绝不会去招惹的，是另外三位同学，这三位同学，一个太老，一个太犟，还有一个太聪明，那四个“惹不起”跟这三人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老的那位军衔也最高，估计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他就是1886年出生的王陵基，此人绰号王灵官，是功德林里唯一的“上将”：“他是清末举人，由清政府送去日本学军事，读过日本陆军小学和士官学校，日语很流利，中文基础更深，并向皇帝老子磕过头，自认为见多识广。杜聿明和这位被俘的唯一上将经常一起干点轻活。杜爱开玩笑，而王则肝火旺盛。”

王陵基逮谁怼谁，谁也不敢跟他较真，生怕一个不小心把他气坏，这个责任还真负不起。


王陵基这位老牌川军军阀的资格相当老，连刘湘也是他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时的学生。虽然刘湘后来当了王陵基的上级，但对他仍很恭维，总是满口“王老师”，从不叫他的职务名称，王陵基看着这些“年轻同学”，总是摇头叹息“一代不如一代”，别人也只好笑而不言。

王陵基资格老、年纪大、军衔高、门生故吏遍天下，所以那四个“惹不起”见了他都绕着走，杜聿明和沈醉，则跟王陵基结成了“忘年交”：杜聿明替王陵基刮胡子，沈醉替王陵基理发，三个人相处得很融洽。

与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以原名出现的王陵基不同，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则是以倔强著称，这位身材高大的特殊任务，不去惹别人，别人也不惹他，连杜聿明也主动送烟给他，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十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


文强在军统时期就已正式授衔中将，跟郑介民、唐纵平级，比戴笠和毛人凤军衔还高（戴是正授少将，职务军衔中将），徐远举也算他的后生晚辈——虽然文强之比徐远举大七岁，但徐远举能从上校晋升少将，也是接了文强“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的班才水涨船高的。

文强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这里少说为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文强的父亲是同盟会老会员和重要资助者，跟程潜和老蒋的关系都不错，这就是老蒋不在意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而多次召见并重用他的主要原因，文强不想继续在东北当特务，跟“世叔”程潜说了一句，就调到长沙当了“绥署”中将办公室主任，程潜还许诺给他一个军长的位置。

文强要是一直留在程潜身边，肯定也会参加湖南起义，但是在徐州的杜聿明不信任自己的参谋长舒适存，费了好大力气，才通过老蒋把文强调来当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杜聿明给文强送烟，估计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念观兄”——文强字念观，杜聿明和戴笠都称文强为“念观兄”，沈醉似乎还没那个资格。


文强的特点就是倔强嘴硬不服输，其实以他在淮海战场解救并护送出被捕的七位武工队员之功，他是可以早一些特赦的，杜聿明之所以第一批特赦，也是文强替他作证免去了两宗罪。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杜聿明曾因为两条罪而特赦遇阻，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文强向他们讲清了这件事的原委：“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十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们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归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辣椒水嘛。”

调查的人都知道文强虽然很倔强，但是却不会说假话，后来审查组还真找到了那七个获救的武工队员，杜聿明特赦后专门感谢文强：“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1975年特赦后当选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而且是全票当选，无论是杜聿明、黄维还是沈醉董益三，都事事听文强的。


跟倔强的文强相比，王耀武则聪明许多，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只有王耀武的棉鞋有鞋带，穿圆口鞋的同学都很羡慕，那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王耀武不但鞋子与其他同学不同，他还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沈醉等人总是找机会到王耀武的办公室去抽烟。

王耀武之所以有此待遇，是因为他的“级别”比各小组长还高：“管理所的领导指定他当了学习委员。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

王耀武从小战士口中套出转运方向，那件事也真发生过。但那次不是转运到报警，而是从三野“解放军官训练团”往济南转运，他从解放军理发员口中得知要往济南转运，他马上做好搬家准备，并把这消息告诉了一些熟人，然后这消息就传开了：“这一下可把训练团的领导吓坏了，因为把这一千多名俘虏军官长途转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事前是绝对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从那次以后，王耀武变得越发谨慎，也从来不发半句牢骚，于是他“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只有像董益三那样四个“惹不起”一样的同学“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杜聿明和沈醉跟王耀武关系很好，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那些动心思的也都徒劳：“尽管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去反映，领导上还是信任他，没有半点撤换他的意思。有个别急于想取而代之的人，竟当面去质问管理所的领导，得到的答复也很使他们失望。”

谁想取代王耀武，沈醉没有明说，但是大家也能猜得到，后来他们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又成了同事，那一篇也该揭过，咱们也没必要深究了。

谁想坐王耀武的位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杜聿明和沈醉绝不去惹的这三个同学身上，都又值得我们注意的显著特点，读者诸君看了这三位的突出特点，可能也有话要说：除了王陵基、文强、王耀武，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有哪些人是徐远举、周养浩那样的特务不敢惹的？您如何评价文强的倔强和王耀武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