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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多看看书，看看刘盆子传。”这是毛主席生前告诫王洪文的话，王洪文听后点头不已，拍着胸脯保证道：“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看的。”

但王洪文究竟有没有听从毛主席的告诫，读《刘盆子传》，这就不得而知了。

人们唯一知道的是，在1975年及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王洪文变得十分不“老实”，做出了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大部分是由他的秘书廖祖康回答的。

那么，王洪文究竟做了什么事迹呢？


从工农兵到副主席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们一批批奔赴战场，时年15岁的王洪文也奔赴战场，此时的王洪文还是一个有志青年，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作战十分勇猛，有一次，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太阳穴。

只差一点，王洪文就成了“独眼狼”，但运气似乎还眷顾着此时的王洪文，战争结束后，王洪文由于战功不错，被安排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了一名光荣的工人。

在工厂的王洪文干起活来还算踏踏实实，而由于王洪文长相还算不错，时常有媒人来拜访，王洪文挑挑拣拣，最终相中了崔根娣。

崔根娣也是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员工，为人勤劳，长相清秀，厂里的工人都说他们两个是男才女配，天生一对，他们相识不久就坠入了热恋之中，然后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那时的王洪文也许没有想到，崔根娣用一生维持了他们之间的婚姻。

而更让王洪文始料未及的是，一场大风暴的到来，将他推上了漩涡中心，站在了中国政坛的中心之中，成了万人之上的人物。


那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各地区都涌现了一大批所谓的“造反派”，他们热衷于斗争“老干部”，指责一些官员“堕落腐败”的现象，王洪文也不甘寂寞，趁机在上海国棉工厂响应号召，组织起工人“造反”，揭露一些工厂的“党委”，并得到了一些工人的响应，最后竟然弄出偌大的阵仗。

这次事件让王洪文尝到了甜头，他随后又组织起数千的工人，在上海开始了“夺权”行动，还一手引导了“一月风暴”事件。

而王洪文的这些作为却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彼时的毛主席一直苦于接班人的人选，熟读历史的毛主席深知接班人的重要性，他曾说过：“有很多事都是从上层开始的，上层变了颜色，整个国家搞不好都要变动......”


也因此，毛主席十分重视接班人的人选，而当毛主席看到王洪文是农村出身，还当过兵，现在又是一名工人，这种“红色”的背景，让毛主席感了兴趣，他开始关注王洪文的所作所为。

得知王洪文勇于“造反”时，毛主席十分欣赏，加上当时毛主席一直考虑“老中青”三结合，王洪文的年龄可以算是“青”，这对于平衡国内政坛十分有利。

因此，王洪文趁着东风，一路扶摇直上，而913事件的发生，更是让毛主席的身子一落千丈，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更为忧心忡忡，毛主席十分担心在他走后，国内会变了颜色，王洪文的背景，让毛主席以为，这个工农兵出身的人会为工农谋福利。


1973年8月，中央召开的十大会议上，王洪文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此时的王洪文仅仅38岁。

38岁的中央副主席，可谓是举世罕有，但这种升迁过快的速度，也使得王洪文“德不匹位”，当时有很多老革命宴请王洪文，如叶剑英元帅、许世友将军，但其实很多人心中并不服气，觉得王洪文没有这个资格当选为副主席。

王洪文主政以后，也急于做出一些成绩，此前1970年，中央批准了“运十项目”，而研究所也设在了上海一带，这也是王洪文的“根据地”。


王洪文深知，如果“运十”成了，可以为自己的政绩添一笔，于是，他想尽办法想要蹭一下这个“项目”。

可王洪文的努力终是徒劳的，官做的越来越大，王洪文也愈来愈“奢侈”了，根据相关资料，王洪文在成为国家副主席后，其工资还是从原先的单位发放的，每月月薪达68元。

68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但这根本不足以支撑王洪文那愈来愈“贪得无厌”的生活，那时节，王洪文经常买酒喝，而他最喜欢的酒要数茅台。


彼时的茅台酒虽然价格没有现在贵，但也不便宜，王洪文为了一解“口馋”，便将主意放到了人民大会堂中。

当时的人民大会堂经常举办宴会，也因此准备了大量的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有的刚开封，来宾们没有喝完，秉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这些残酒都会被工作人员整理起来，兑在一起，重新包装，以两元的价格便宜出售给工作人员，算是一种福利。

王洪文得知后，便要求相关部门给他留下一批茅台，让他以两元的价格购买这些茅台酒，他的这番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嘲笑，说他没出息。


还有一些人指责王洪文的这种行为，说他这样做，等于占据了一个名额，损害了工作人员的利益，可王洪文依旧我行我素，除了喝酒，王洪文还十分喜欢打猎、钓鱼。

在王洪文高升以后，他的老家人也想“讨好”他，得知王洪文的亲人还住着破烂的屋子，当地的公社干部自告奋勇的帮助王洪文的家人翻新屋子。

但王洪文的母亲王杨氏却死活不同意，在她看来，今天你们因为王洪文的声势为我家盖房子，可万一要是王洪文犯了错误，倒下了，你们又会如何？


果不其然，在王洪文被捕后，为了与“四人帮”划清界限，这房子又被当地干部推倒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七十年代，王洪文愈发的骄纵起来，他时常指责一些“老干部”，还与张春桥等人走的很近，人们称之为“四人帮”。

毛主席看到王洪文这个样子，也时常告诫他：“你要多读书，读读刘盆子传。”


所谓的“刘盆子传”是后汉书中的一部名篇，刘盆子是帝王后代，但小时候落寞过，当过放牛娃，后来恰逢农民起义，为了有一个“名分”，许多起义军都会找来一些“汉室宗亲”，其中就包括刘盆子，他在15岁那年，通过抓阄的方式被推选为皇帝，可刘盆子的资历十分浅薄，不能服众，没过多久，便向刘秀“投降”了。

但毛主席的告诫似乎被王洪文当成了耳边风，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深意，依旧我行我素，这也给他招来了苦果。

1975年，王洪文大肆批评一些“老干部”，就连邓小平也被王洪文抨击了，王洪文此举，惹怒了很多人，可王洪文似乎没有预料到这些，他的行事十分偏激，在1976年王洪文还多次回到上海，与亲信密谋。


在1976年4月5日，大批群众围聚在天安门，进行悼念周总理的仪式，并抨击“四人帮”，王洪文得知后，参与了镇压活动，据说造成了暴力事件，但根据吴德后来的口述：“这次事件没有死过一个人......”

可王洪文却借着这次事件，将矛头对准了邓小平，说这起事件根本不是群众自发，是有“黑司令”在背后策划的，至于那个“黑司令”是谁，在王洪文看来，就是邓小平同志。

天可怜见，群众明明是自发的悼念周总理，却被王洪文颠倒黑白。


根据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所言，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王洪文愈发的偏激，他的一些拥护者也十分的“偏执”，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事业是为了无产阶级根本的利益，因此，丝毫没有忏悔之心。

到了1976年10月5日，王洪文似乎预料到了什么，他对秘书廖祖康说道：“在我的老家有一句话‘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坐牢了，请你告诉我的妻子崔根娣，让她带着我的儿子回老家，我要与她离婚，你去管理处借500元，交给她......”

也许是一语成谶，到了第二天，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元帅等人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由，让王洪文到怀仁堂开会，随后一举拿下王洪文。


在被捕前，王洪文还进行了一番垂死挣扎，他怒吼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随即扑向叶剑英元帅，好在被警卫拦住了。

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也相继落马，让一些人痛恨不已的“四人帮”落下了帷幕，人们也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在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国内经济建设工作，过去蒙受“冤屈”的老同志也纷纷被中央平反，相应的，一些“投机分子”也纷纷落网。


据说，有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四人帮”份子，聚集在上海，准备凭借民兵打一场“内战”，还叫嚣：“过去巴黎可以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我们也可以打出中国的巴黎公社。”

这些死硬的“四人帮份子”，还是不肯乖乖投降，但他们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在结束这段动乱之后，中国步入了新的章程。

虽然王洪文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党中央并未过于追究他的家人，王洪文的原配崔根娣坚持不肯与王洪文离婚，还将王洪文的子女抚养长大。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远去，但其中的警示值得我们注意，凡是和人民作对的，从来没有好下场，即便一时得意，也终究会迎来审判，而历史的意义便在于，它不是以一年一月为单位的，一些事迹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会因为环境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