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的经济实力，但换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东亚的生育率如此低？

除了我国之外，众所周知，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发达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

截止2024年，韩国的生育率为0.75，日本为1.20，而我国的生育率也在1左右，这些数字都远低于经合组织2022年平均水平1.5。

虽然全球有许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但在东亚，不论经济好坏，这里的出生率都因为其严重的程度和特殊原因而令人格外关注。

除了城市化、个人主义和经济压力的趋势之外，东亚还有多个结构性的因素交织，最终导致了东亚不同于全球的生育率挑战。


首先，就日本韩国以及我国而言，这三个经济体都拥有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

在韩国，有86%的小学生在上私立补习班。在日本，根据日本儿童研究网数据显示，日本小学生上补习班的平均比例也高达30%，到六年级时这一比例甚至还会上升到43%。

巨大的教育压力也直接影响着家庭决策。

补习班文化的盛行直接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减少了家庭之间的相处时间，孩子因为学业任务沉重，童年被学业填满，失去发展社交关系的关键机会。

而对父母而言，这种高度竞争的体系之下，他们抚养孩子所预期的财务成本，也成为生娃的重要阻碍。

哪怕是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一次考试，一次机会，因为学习的重要性决定着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也导致父母愈发重视孩子的教育投入，最终导致生育二胎以上，成了父母时间和经济上难以逾越的高山。

造成整个东亚生育率低下的背后，是教育的高度竞争带来的僵化。

韩国学生为了避免在个人记录上留下转学经历，甚至会选择不转学，而是重新参加入学考试。日本则使用“学历洗牌”一词，来形容那些出身普通大学、后来进入精英研究生院的毕业生。

导致生育率低下的，除了孩子面临的高度竞争教育体系之外，还有性别平等方面的挑战。

这一点对女性而言，尤其严重。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所有经合组织中是最严重的，达到29.3%，哪怕是日本这一数字也高达22%。

由于职场中女性面临的工作时间不灵活以及歧视问题，也深远影响着女性的生育选择。

职场对女性的歧视有多严重呢？

以韩国日本为例，在这两个国家，大约有一半的女性在生育后不再重返职场，而哪怕是回归职场的女性，也只能够转向兼职一类的工作。

这种家庭内的严重不平衡，也让女性对结婚产生了理性上的抵触。在韩国，性别对立是最明显的，甚至还出现了韩国女性的“四不”潮流。

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对性别的对立、职场中对生育的歧视等等，共同塑造了东亚有别全球其他地方的生育困境。


最近几年，还有一些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

“条件文化”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什么是“条件文化”？所谓条件，就是人们像商品一样被按照外貌、身高、财富、学历和就业情况来评判。这种文化毫无疑问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组建家庭的意愿。

如果严格按照外貌、身高、财富和学历就业来评判，那么只有接近于“完美”的人，才会拥有组建家庭的欲望。

而一个社会里，符合完美的人，到底又有多少呢？

互联网的传播叙事，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今天年轻人对“条件”文化的追捧。

所谓外貌正常，就是要长得帅气，最好是像明星；而身高，指的就是男性要高于180以上，女性要高于160以上，而财富和学历，则是财富越多越好，学历本科起步越高越好。

年轻人被条件所裹挟，却也忽略了社会因素。

不管是在日韩还是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事实上都不超过170和160，至于财富方面，日韩人均GDP三万美元，但人工成本也异常高昂。

我国人均GDP一万多美元，但大量的人月收入在5000至8000。

至于外貌，这更是上天所决定的，个人只能够接受，亦或是通过“人工矫正”来改变。

这些条件汇总在一起，共同加剧了人们对生育乃至组建家庭的焦虑。

“条件文化”的盛行，只能将责任归咎于年轻人自己吗？

当然不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三观的标准，可能才是更为正确的引导走向。

就像东亚更喜欢二次元萝莉文化，欧美更看重成熟魅力一样，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也决定了今天年轻人不同的价值观。


在提到年轻人生育率低下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各种扶持刺激，例如发钱、做好育儿相关的配套措施等等。

但这些措施最终需要什么？最终需要的是整个社会资源的倾斜。

而这，就是今天整个东亚生育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老龄化的占比不断提高。

老龄化看起来和生育率低下没什么关系，但随着整个东亚的老龄化不断扩大发展，老年人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占主导力量，那么相对应的，年轻人的能量就会降低。

这会带来一个结果：随着社会老龄化，政策将会越来越多地优先考虑老年人，而非支持年轻家庭。

我们假定社会每年的总资源不变，那么随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么资源的倾斜到底是应该刺激年轻人生育呢？还是照顾老年人养老呢？

这不是一个可以兼顾的问题，而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问题。

资源向一方倾斜，另一方获得的资源势必就会减少。在过去这不是一个问题，但随着老龄化的增长，这必然会带来一个难两全的抉择。

在日本和韩国，65岁及以上人群已经占到劳动人口的20%，日本的老年抚养比预计到2050年还将达到可怕的79%，这一人口结构的转变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老年人越多，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就越多。

在每年社会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年轻人能够获得的生育支持，自然也就会越少。

最终，我们需要的还是结构性的变革。教育要能够培育人而不是摧毁人；职场要把为人父母视为生活的常态，而不是职业发展的负担；文化规范应该重视人的潜力，而不是外貌和学历。

至于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也应该在代际之间努力实现利益平衡，而不是过多倾斜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整个东亚今天所面临的生育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挑战，更是对家庭生活结构的深刻控诉，东亚的未来，并不取决于年轻人如何选择，而在于社会是否愿意创造一个生育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