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啄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奇怪的旅客 1980年暮春的一个下午。天津火车站。 南来北往的旅客，扶老携幼，拎包扛箱，在检票处和候车室进进出出，给这个北方著名的一级大站制造着喧哗。 2时14分，从郑州开来的416次直快列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天津车站。数以百计的旅客涌出通往广场的出口，一部分去市内；一部分人走向售票处的签票窗口，他们签过票后走进候车室，准备分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走进候车室的中转旅客中，有一个穿着毫不显眼的妇女，她身材较高，肩膀很宽，却并不胖，一副十分健壮的样子，上身穿一件半新旧的女式藏青春秋衫，下穿旧的黑色细灯芯绒裤子，足蹬解放鞋，头发蓬松，却很干净，细细观之，既无灰尘亦无头皮屑；她双手上举，托住肩上的一口不大不小的藤条箱。这口箱子看上去显得沉甸甸的，但是它的主人却似乎并不觉得吃力，步履轻松地走着，行至候车室右侧角落的长条椅前，女旅客并不要人帮忙，一呵腰便把箱子从肩上卸下来，轻轻地放在椅子上。 这一幕，恰恰被正在候车室里进行例行巡查的车站派出所便衣警察忻俊义看在眼里。忻俊义是个吃了8年公安饭的老警察，抓扒手的本领闻名整个市局，多年的实践使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纵是如此，此时他也仅仅对这个青年女旅客产生一种“刮目相看”的想法，暗忖对方很有一把力气，不愧是乡下的庄稼人。 那个女旅客把藤条箱放在椅子上后，便在旁边坐下，掏出签过的车票凑到面前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放进另一个衣兜，尔后歪转身子，背脊靠在藤箱上，微闭双目养起神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原先还算空敞的候车室由于接连放进了两批去南方的候车旅客，而显得拥挤起来，一排排长条椅都坐满了人，挤不上的只好坐在放在地上的包裹或者箱子上。一个腆着个大肚子的青年孕妇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同伴带着的铺盖上。走道上不时有人经过，免不了磕磕碰碰。每磕碰一次，那孕妇的身子便摇晃一次，以致不得不伸出双手，捧住自己的腹部，以防跌倒。那副情景，使周围的人看了心悬，却没一个让出自己的座位。 这时，忻俊义正好经过，见状上去询问：“这位女同志，你坐哪次车？” “俺去齐齐哈尔。” 去齐齐哈尔的列车要到晚上9点多才发车，忻俊义寻思着给这孕妇找个位置安置下来，否则保不准会出事的。他转脸四顾，目光在一排排长条椅上扫溜，最后停留在右侧角落里。那边，先前给他留下过印象的那位女旅客正倚靠在那口藤条箱上打瞌睡。整个候车室，忻俊义目光所及处，只有她把行李放在椅子上，占着一个人的位置．该叫她腾出来， 忻俊义冲孕妇点点头：“你跟我来，我给你找个位置坐下来。” 忻俊义带着孕妇来到右侧角落，在女旅客前面停了下来：“同志！” 女旅客只管闭着眼睛打瞌睡。 “同志！”忻俊义提高了嗓音。 对方仍然不动，也不睁一下眼睛。 忻俊义想只有推一下了，但对方是女性，男女大防，触动一下万一对方耍泼，纠缠起来就不好了。这火车站乃东西南北要冲之地，什么样的人没有？忻俊义在这里待了多年，啥样的人都碰到过。吃过亏的人，遇事不得不多费些心思。他望着女旅客倚靠着的那口藤条箱，灵机一动：我不动她而动这箱子，不怕她不醒。 忻俊义这个主意不错，他的手刚碰到藤条箱，便如在女旅客身上推一下一样，对方马上作出反应；身子一直，挺坐起米，右手闪电似地伸出，紧紧抓住箱子的拎襻；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戒意十足地盯着站在面前的便衣警察。 忻俊义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实际上就已经发现了可疑迹象——对方的那只手，又大又硬，皮肤粗糙，全然不似女性之手。但也看在眼里，却未想一想，只是想给孕妇女安排座位，当下点点头道：“请你把箱子放地下，让这位怀孕妇女坐一会。” 女旅客眼睛里的戒意消失了，代之的是不屑的神色，那内容不难读懂：我先占的位置，让出来？没门！ 这种不讲道理的角色，忻俊义见得多哩，知道如何对付。他稍稍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通常，这应当是有用的。但这天他没穿警服，对方把他当成寻常百姓，或者是孕妇的什么亲戚，根本不理睬，盯着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竟把脸扭转一边去了！ 忻俊义终于恼火了，也幸亏恼火，若他还是耐着性子“和风细雨”，一起特大盗窃案的发现乃至侦破就失之交臂了，一名犯下严重罪行的“飞贼”或许就永远得以逍遥法外。忻俊义一怒之下，伸出手去拎藤条箱，想把箱子放到地下。箱子的拎襻很长，大约有6寸左右，他和女旅客各抓一头中间还有宽裕。忻俊义抓住了便往地下拖，他是侦察兵出身，转业当警察后还三天两头练练哑铃、拉力器，手上劲力应该说是有一点的，原以为一拖就能把藤条箱拖到地下，哪知藤条葙就象被绳子拴住了似的，连拖几下竟然纹丝不动！ 忻俊义暗自吃惊，目光射向对方那是抓在拎襻上的手。就在这时，对方的另一只手突然一巴掌向忻俊义脸上撩来。忻俊义也算是个“会家子”，脑袋急往旁边一歪避让。但是，那一巴掌还是在他耳朵上扫了一下，一阵疼痛！ “他妈的！”忻俊义骂了一声，低喝一声“我是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一手往衣兜里伸，想亮出证件镇住对方。但对方一巴掌扫出之后，已经闪电似地扫过来，他只好举手去挡。手一举一伸，不知怎地碰着对方的头发，一下子掉落下来！ “啊！”周围旅客一齐惊呼起来，原来那是个假发套，那“女旅客”是个留有半寸头发的男子！ 男扮女装，又是这副蛮不讲理的架式，十有八九是歹徒。忻俊义也顾不得掏摸证件了，大喝一声扑过去想揪住这个嫌疑分子，那家伙身子往旁边一歪（从他动手开始，坐在他旁边的旅客早已吓得站起来了）让过，身子一挺急站起来，双脚一提齐离地面。竟倒退着窜到椅子上，金鸡独立，飞起一脚踢向忻俊义。 忻俊义连忙闪避，对方跳上椅背，只一跃，便跳过走道，落在另一排长条椅的椅背上，惊得那边坐着的旅客大呼小唤，纷纷避开。那家伙溜溜转动眼珠子，急速扫视候车室，一个转身欲向通往车站广场的那扇门逃窜。他还没迈开步子，突然见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听见候车室里的喧哗声从外面奔进来，于是改变主意，踩着椅背、椅子、来不及逃开的旅客的肩膀、放在走道里的行李，飞快地朝进站台的检票处逃去。 “追！”忻俊义大叫—声，和两个前来增援的战友抄近路朝站台奔去。 忻俊义三人奔进站台时，那家伙已经逃到第三站台。他们一边吆喝着“站住”，一边拨腿急追。那家伙逃到第五站台，被一列装着货物的列车挡住了道。这时，第六站台正在装货物的一群工人听见叫声，也一齐叫起来，同时在站台上散开准备拦截。那家伙见势不妙，急奔几步，抬脚往那列停着的货车的车厢壁上一蹬一窜，竟跃上了车顶！ 忻俊义见了一怔：这人当过兵还是怎么回事？身手竟是如此轻捷，就这么一蹬就上到车顶了！不过这样也好，这小子已经处于两面夹捕之中，他逃不掉了。 站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在货车顶上疾奔，两侧站台上，一边是三个警察，一边是十几个工人，在地下紧追。停着的这列货车有18节，那家伙是从第6节跳上去的，上到车顶便往车尾方向奔。两则站台上，众人紧追不舍，看看奔到末一节车厢了，忻俊义料想他必定往下跳，马上抢先一步跃到路轨中间，想来个“以静制动”。却不料他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往车头方向奔去。 众人随即调头紧追，追到车头，那家伙又是一个转身…… 如斯追了三个来回，站台上的追捕者十有八九已经气喘吁吁，车顶上那家伙却仍若无其事，来回疾跑。忻俊义看看情势似乎不对，正好这时叉来了十来名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于是让大家散开站下，将货车围住。他又招呼另一个警察，准备双双攀上车顶去捉拿。 就在这时，从北京方向开来一列货车，从第四站台和第五站台空着的铁道上“轰隆隆”地驶过。那家伙眼睛一亮，嘴里叫了声什么，从车顶上一跃而下，跳过一个工作人员的头顶，落在站台中间。说时迟，那时快，马上有四五个人急扑过去，想按住他。但那家伙双脚一沾地便如踩着弹簧似地重新跃起，连弹几下，眨眼间就“飞”上了疾驶而过的货车。 众人见之又惊又怒，一个警察马上奔进站台边的值班亭，向站外的扳道房发信号让拦截货车。列车停下了，但“飞”上去的那位早已不见影踪！ 忻俊义几人返回车站派出所，打开那口藤条箱，不禁大吃一惊：里面装着满满一箱钞票！ 二、追查底细 警方当场清点，钞票是一式的拾元票面人民币，一百张一叠，用牛皮纸条紧紧扎着，纸条上还盖有银行点钞员的名章。点检下来，一共是一百扎，正好十万元！ 十万元钱在1980年是怎样一个数额？只要看一下当时工薪阶层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1981年，属于国家8类地区的上海市的一个工龄5年左右的青年工人，每月的工资加奖金不超过50元；天津市的警龄超过20年的老公安，其中有的是派出所长、指导员、月收入也不过60元上下。以这两十数字相比，就可以知道十万元是怎样一个数额了。也就是这一年，苏州市青年女工杜芸芸，将自己合法继承的十万元遗产上交给国家，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直到15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也还记得她，因为，十万元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乃是一个天文数字！ 车站派出所初步认定，这十万元钱是那个“飞”上火车逃跑的家伙非法所获的不义之财，否则他决不会扔下箱子拚命进窜了。从他那非同一般的身手看来，这一箱子钞票多半是他盗窃而获得。因此，有可能这是一起特大盗窃案的一名主犯。派出所于是立即拨通了天津市公安局的电话，报告了情况。市局下令：立即将藤条箱送来。 一箱子钞票送到市公安局后，刑事侦察处几位领导都来看了，又详细听取了当事人忻俊义的情况汇报，一致认为这是一起特别重大案件。但是否可以立案，一时却无法决定。因为还不清楚这笔巨款是那个逃跑的家伙用何种犯罪方式所得，尤其不清楚案发地。根据公安部规定，只有案发地的公安机关方能立案侦查；如果这十万元钱的案发地不在天津，天津警方就不能立案，而要转给当地警方立案侦查。因此，刑侦处领导决定指派侦察四科副科长黄益良负责调查这笔巨款的案发地。 黄益良是一位中年刑警，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干过，七十年代中期调到公安战线。他接受任务后，先察看了藤条箱和里面的巨款，又阅读了车站派出所关于发现巨款情况的书面纪录，认为一般说来，涉及如此数额的案件，不管是盗窃、抢劫或者诈骗，案发地公安机关都会通报全国各省市公安局的。因此，第一步尽可从公安局内部的《情况通报》、《协查通知》中查。与此同时，以市局名义责成本市各区、县分局各自调查本辖区是否发生了未曾被发现的巨款刑案。 黄益良从刑侦处档案室调来了近两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发来的《情况通报》、《协查通知》，堆了满满一桌子，叫来两名刑警，三十人开始翻阅。第一步先把已将案件查清而盖有“注销”字样印章的文件剔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将剔剩的文件逐份查阅。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天再搭上半个夜班，结果是一无所获，一直到上周为止，全国没有一个公安局通报过当地发过十万元或者超过这个数额的特大刑案的。这时，本市各分局的报告也上来了，千篇一律的否定。 黄益良随即走第二步：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厅（局）发出传真或电报，询问近日是否发生了十万元或者更大数额巨款的刑事案件的。3小时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9个省、市警方首先回电，答称均无此类案件发生；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浙江、福建、青海等6个省厅也复电告知无此类案件发生；7小时后，最后一个省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回电了：本区查无此案！ “怪事！各地都没发生巨款刑案，那这是怎么回事？”侦察四科的刑警小董大为失望。 另一位刑警小夏说：“黄科长，会不会这是那家伙赢来的赌资？这，公安局当然是不会接到报案的。”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笔‘帐’呢？” “让我们仔细议一议吧。” 几个人议下来的结果，认为寻找这笔巨款出处的唯一线索是牛皮纸封条上的银行点钞员的名章，通过图章所显示的姓名可查明这笔巨款是从哪家银行提出来的，知道地方后再查下去就容易些了。 次日，黄益良和小董带了一扎钞票坐火车去了北京，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要求鉴定这钞票是从哪家银行里提出来的。一位金融专家接待他们，他看了钞票，问清十万元全是号码各异的旧票，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是新票，那就好查了，我们总行从造币厂往各地银行调拨现钞时，都将号码留档的。” 从钞票号码查，黄益庭本来就不抱希望，他寄希望于名章：“是否可以从封条的名章上面查一查？” “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全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客户都可以提取现钞，这三家银行设在下面的分行、支行以及储蓄所，全国加起来一共有2万多家。总行发函至各省分行，分行再下达到支行、储蓄所，如此一个圈子兜下来，至少要两个月才有结果，你们等得及吗？” 这，黄益良倒是不曾料想到的。两个月后才查到“钞票从哪家银行提取”这一步，进度实在太慢了。如果那个逃走的家伙即是盗窃这十万元巨款的犯罪分子，这两个月中他无疑又要犯下新的罪行。不过，既然来总行走一趟了，看来还是要让他们查一查，于是，他把那张封条留了下来，告辞而去。 黄益良两人返回天津，寻思这样还不行，得另外寻找线索。他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许久不得要领。这时，处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让四科把那笔巨款送往局办公室暂时封存。接电话的刑警小夏问道；“箱子要进去吗？” 电话里说；“光送钞票不送箱子。” 小夏对黄益良一说，黄益良把钥匙递给他，让和小董一起把箱子抬往局办室，点清封存。一会儿，夏、董两人去而复归，把藤条箱放在屋角。黄益良无意识地走过去，提开箱盖，发现箱子底下垫着防潮用的塑料纸，随手揭起来一看，下面还有一层牛皮纸和塑料纸。牛皮纸是用几张小的以浆糊粘贴而拼的，他提起来，意外发现其中一张的背面育一个模糊的邮戳和剪去一半的挂号标签。猛然，一阵欣喜象电流似地掠过黄益良的全身，因为激动，他的声音都有些变调： “好！线索有了？” 强光灯下，高倍放大镜对着那枚模糊不清的邮戳照了又照，几双眼睛紧紧盯着，分辨了无数次，终于认定邮戳上的字是：“河南汝南胡家沟1979年11月29日14时”。这是一枚盖在邮件背面的落地戳，由此可以推断：藤条箱的主人和河南省汝南县有可能相关。 黄益良当即决定：赶往汝南县调查！ 次日，黄益良和小夏、小董一起离开天津，坐火车前往位于河南省南部的汝南县。到了汝南县邮电局，保卫科一位副科长听了他们的来意，察看了带去的那张牛皮纸，说可能这是寄印刷品的包装纸，具体收件人究竟是准，住在哪里，还需要去胡家沟邮电所去查。 当下，那值副科长陪同黄益良两人前往胡家沟。那是一个小镇，全镇有7000多人口，镇上的服务行业设施还算齐全，百货商店、饭店、饮食店、布店、理发店、旅馆、浴室、粮店、油酱店、烟纸店一应齐全，此外还有小学、卫生院、邮电所、供销社和十几家小型工厂、作坊。邮电所很小，平时只有一个人应付营业，连主任、投递员、电话总机接线员一共六个人。三名投递员都下乡了，为了查清天津警察带去的问题，邮电所关门停止营业，营业员和主任一齐上。 由于牛皮纸上的挂号标签已被剪去一半，已经无法知晓该邮件的号码，便只好从日期上着手查，他们从满是灰尘的阁楼上翻出去年的登记册，查明11月29日上午（处理时盖了下午的邮戳）到的挂号邮件中有三件是印刷品，收件人分另别是张胜奇，刘敏华和余勘。这三人都是本镇的，余勘是镇粮管所主任，张胜奇是小学教员。邮电所主任当即打电话过去询问，两人记起5时收到的是外地寄来的书籍，一个是一本，一个是两本，包装纸自然早已扔了。 黄益良分析说：“从我们带来的这张牛皮纸的大小以及上面的折痕来看，所包裹的印刷品肯定不止一二本书，因此，看来收件人是姓刘的那位。” 正好这时当时那位投送邮件的投递员回来了。主任唤来一问，他马上说：“记得！那是我当投递员三年以来所投递的最大的一件印刷品，邮袋里装不下，只好放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掉下来了好几次，收件人是供销社的刘敏华。” 黄、董两人大喜，随即赶往供销社，一问之下却是大出意外：刘敏华已于两个多月前调回原籍地广州市了！ 供销社接待人员向刑警介绍了刘敏华的情况：刘系广州人氏，出身资本家家庭，其父刘汉国是一位拥有七家商店、三家工厂、一家医院产业的大资本家。刘敏华1956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广州工作。次年“大鸣大放”时因措词激烈而被定划右派分子，戴上了“帽子”，滚出办公室，专干杂务活儿。他对此不服，到处申诉，申得各路头头脑脑一见他的名字就头痛，于是找个借口把他调往河南郑州，在省商业厅当一名小科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敏华大挨批斗，大吃苦头，临末被下放汝南县。汝南县商业局又把他发往胡家沟供销社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刘敏华马上开始写申诉信，广州、郑州、北京乱寄乱投，还三次赴京告状。他一连申诉了三年，苦无结果，焦忿相织，竟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患病后一个月，即1980年元月，他终于被平反，二月下旬，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刘敏华被调回广州。目前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黄益良，小董无功而返，郁郁寡欢地回到天津。向刑侦处领导一汇报．一位领导说：“这是一条线索。你们去广州走一趟，找到刘敏华，一查到底！” 这样做，黄益良不是没有考虑过，但讨厌的刘敏华是个精坤病患者．说出的话不能作为证据，法律上不予承认。他如此一说，那位领导笑道：“你纯是书呆子，精神病人说的话不能作为证据，但有时也许就是一件很好的线索嘛！” 黄益良茅塞顿开，当下便决定去广州找刘敏华调查。但这趟差根本用不到出了，当天下午，河南省公安厅打来电话，通报了一个情况——刘敏华的胞妹刘敏英昨天从广州赶往郑州，向河南省公安厅报案：其兄刘敏华的十万元遗产款在其离开河南前不翼而飞！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当即作出决定：黄益良不去广州，改赴郑州，把那口藤条箱带去。 黄益良匆匆赶到郑州，总算弄清了情况；刘敏华的父亲刘汉国在“文革”初期，被抄了家，存款也冻结。直到1974年才被落实了政策，发还抄家物资，存款解冻。1977年5月，刘汉国一病不起．临终前留下遗嘱：所遗财产分给在大陆的5个子女。刘汉国病逝后，刘敏华请假赴老家奔丧。办完丧事后，根据遗嘱分得一张十万元的存折，他从其胞妹刘敏英处拿了一口藤条箱，在刘敏英和外甥周斌的陪同下，前往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芙蓉路分理处领出现金102342元（其中2342是利息），装进箱子，次日携带该笔巨款返回河南。 这次刘敏华平反返回广州后，即被送往精神病医院，带回的行李锁在其父留给他的住房里。三天前。刘敏华病愈出院，刘敏英帮他整理房间，清点行李时发现那十万元巨款已经不在了！ 刘敏英当即向广州警方报案。警方迅即进行调查，从刘敏华处问明巨款放在藤条箱内，但据接站的刘敏英等亲属及刘敏华原单位的汽车司机说，当时均未见过藤条箱；送刘敏华返粤的胡家沟供销社两位同志也说离开胡家沟时未见藤条箱。广州警方由此断定巨款失窃是在河南省境内，根据有关规定，失主应当向河南警方报案。因此，刘敏英心急火燎赶到郑州，向河南省公安厅报案。 黄益良和河南警方交换了意见，决定先请刘敏英辨认藤条箱。刘敏英一见箱子，还未打开，马上认出正是她家的那口，她随口说了几个特征，开箱一看，果然符合。 河南省公安厅更将黄益良提供的牛皮纸封条上的名章传真给广州市公安局，经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芙蓉路分理处查询，证实确是该处工作人员的名章。至此，已经可以认定天津车站派出所所缴获的巨款即是刘敏华的那笔遗产。 河南、天津警方交换意见后，决定根据公安部立案规定，这起巨款盗窃案由河南警方立案侦查，天津警方将所有材料均移交给河南同行。 三、一团迷雾 河南省公安厅当即下令组成一支有省厅刑侦处、驻马店地区公安局及汝南县公安局所抽调的七名刑警参加的专案侦查组，由驻马店地区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段建勋、汝南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顺克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1980年5月15日，专案侦查组开进汝南县胡家沟镇，正式开始侦查巨款失窃案。 刑警先和供销社取得联系，去察看了刘敏华在胡家沟时的住处。胡家沟烘销社位于镇子北侧的一幢深宅大院里，这幢建筑物解放前是当地一家大地主的祠堂，解放后这个大地主因民愤极大而被镇压，财产没收充公，祠堂被后来成立的供销社征用。刘敏华1968年从郑州下放到胡家沟后，一直住在供销社大院后面的小偏院里。这个小偏院约有百余平方米面积，靠正院院墙一边有一排青石块砌成的平房，一共有7间，6间大的是供销社的仓库，一间小的是刘敏华的寝室。刘敏华在这间10多平方米的石屋里独身居住了整整12个年头，黑头发住成了白头发，正常人住成了“神经病”。 刑警让供销社陪同的同志打开自刘敏华走后一直空关着的小屋，进去一看，这屋子仅前面一扇门一扇窗，其余三面都是石壁。屋前是一个十来米宽的院子，院墙高达三米，上面还缠着铁丝网和荆棘，即使使用梯子也无法翻越。偏院和正院之间唯一的通道是两扇2米宽的大门。据供销社同志介绍，这门是终年不关的，供销社的夜间警卫措施是关闭外面两扇嵌满圆头铁钉的厚木门和轮流值班的守夜人。 供销社方面向刑警介绍，刘敏华作为右派分子下放到胡家沟，初时由于运动频繁，曾被作为“活靶子”与当地的地、富、反、坏、走资派一起受过批斗；把他安置在这个偏院里，也是有“严加看管”的意思。后来运动少了，也无人过问他。他的劳动是打扫院子，因无人管束，所以扫不扫也不知道。实际上，自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属于供销社最自由的人了。 察看过小石屋之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后，得出结论：刘敏华从广州把巨款带回胡家沟后，取出了2342元零头，将十万元整数放在其居住的石屋里。此举出于何种动机？不得而知。但一般说来和本案并无关系。箱底铺着盖有1979年11月29日邮戳的邮件包装纸，说明至少到11月29日为止，这笔款子还在他身边，他还整理过。从1977年5月到1979年11月这两年半里，这笔巨款一直在小石屋里放着。如果失窃，罪犯肯定是有目的而来，也就是说是知晓刘敏华有这么一笔巨款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刘敏华曾经向他人提起过自己拥有这么一笔巨款。 刘敏华向谁提起过巨款之事？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就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至于作案方式，也许不一定是盗窃，也有可能是诈骗或者当面公然抢劫。刘敏华在1979年12月患上了精神病，如果罪犯是在他患病后作的案，那么后两种作案方式并非没有可能。因此，专案组认为有必要派员专赴广州，和刘敏华当面交谈一次。 专案组副组长陈顺克和刑警吴奇去了广州，根据刘敏英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刘敏华。刘敏华的轻度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只是也许由于药物反应的缘故．神情看上去有些忧郁，但他的思维已经恢复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清晰。他向刑警叙述了有关十万元巨款曲情况—— 1977年5月，刘敏华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带着父亲分给他的遗产款返回汝南县胡家沟。当时，他还是“右派分子”，政治气氛也甚浓，考虑下来，显然不适宣将这么一笔巨款存进银行。于是，他把其中的2342元取出来，放在枕头下面，用作进省城、赴北京申诉的经费，十万元整数仍放在藤条箱里，将箱子锁后放在床底下的搁板上。因为这十万元全是旧钞票，刘敏华担心会生霉虫蛀，所以每隔一个月就翻动了次。1979年12月初的一次翻动时，他把牛皮纸、塑料纸垫衬在箱底，甩眦防潮。 刘敏华知道“财不露眼”的古训，所以在1977年5月返胡家沟到1979年12月发病这段时间里，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这一情况。但是，1979年12月发病后到1980年2月离开胡家沟时，他是否向人吐露过巨款秘密，那就说不准了。在这段时司里，他有时处于意识失控状态，记忆也变得模糊，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泄露了巨款秘密，也记不起向谁说过什么话。 胡家沟供销社的两位为刘敏华送行的同志已经作证说刘离开胡家沟时没见带上藤条箱。据此初步可以认定，巨款失窃（或者被骗、劫）的时间是在刘敏华离开胡家沟前。但刘敏华已经记不得是否向人泄露过巨款秘密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刑警要求刘敏华回忆一下，自1977年5月返回胡家沟后，和那些人有过交往。 刘敏华经过仔细回忆．向刑警提供了7个人，说都是他的好朋友，平时随时可以去他的石屋，一起喝酒吃饭，无话不谈。这7人是：沈阿大、郁耀辉、赵鸿镜、张松山、胡福民、胡清平、胡家诗。 四、三个嫌疑人 陈顺克、吴奇返回胡家沟时，留在那里的专案组其他成员已经对藤条箱失窃（暂且算作“失窃”）的时间进行了慎密的调查，并取得了线索。 刘敏华离开胡家沟前，因他患了精神病，便由供销社帮他料理育关事宜。主要是处理东西，借用公家的还给公家，找出借条当众销毁；属于刘私人的东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征求刘本人意见后，或送人、或变卖、或丢弃；此外，还派人去县城火车站办理车票。车票原定是2月24日的，已经跟站长讲定，但后来不知怎的变卦了，火车站给换了三张2月26日的。由于事先是准备24日动身的，所以行李在2月23日已经打好了。 供销社主任亲自帮刘敏华打行李，据他以及当时一起打行李的另外两人回忆，打行李时藤条箱还在，上面扣着一把“永固”小铁锁，主任拎了一下，沉甸甸的，估计里面装的是书籍，还对另外两位说了句笑话：“到底是知识分子，生了神经病还留着这么些书。”供销社会计是个有心人，在刘敏华的行李结扎定当后，特地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要带走的行李。刑警抄了下来。行李一共有6件：木箱1口、藤条箱1口、纸版箱2口、大旅行包1个、挎包1个。 刑警又找了2月26日刘敏华动身时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供销社临时工老牛。据老牛回忆，木箱、纸版箱、旅行包、拎包是有的。但未见藤条箱。这和奉命陪送刘敏华返广州的两位同志的陈述是吻合的。 由此可见，藤条箱失窃时间是2月23日下午打完行李后至2月26日上午刘敏华动身的大约60小时时间内。 这段时间内，刘敏华未曾离开过供销社大院。而来他那间后屋的人也只有供销杜主任、胡家沟镇公安特派员等廖廖几个，都是奉公而为。刘敏华的熟人、朋友不多，都在23日之前分别来告别过了。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决定对刘敏华提提供的7名好友进行初步调查。 三天后，调整材料汇总到专案组组长，驻马店地置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段建勋面前—— 沈阿大，51岁，汝南县人，系胡家沟小学的炊事员兼看门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沈阿大被查出历史当过国民党汝南县“反共自卫团”的伙夫，于是，以“特务嫌疑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双重身份被送往镇“群众专政队”隔离，成为“群专队”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对象”。他被“专政”三天后，第二个“专政对象”刘敏华也来了。他们关在一个囚室，同吃同住，同批斗游街，一起度过了83天终生难忘的苦难日夜。从“群专队”放出来后，沈阿大的问题不久就有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仍干他的炊事员、看门人；刘敏华的右派问题未能解决，回供销社监督劳动。沈阿大很重友情，自此隔三差五来供销社看望刘敏华，时不时带些吃食让刘补养。久而久之，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郁耀辉，42岁，郑州人氏，原是郑州市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1957年因“鸣放”而定划为右派分子，留校监督劳动。“文革”初期，即被扫地出门，回其妻工作地胡家沟就地改造，在胡家沟粮管所当杂务工，他和刘敏华的结识，也始于“群专队”，由于两人都来自郑州，又都是“右派分子”，所以私下很谈得来。郁耀辉惧内，其妻又是此地出了名的“母大虫”，杂货店营业员，标准的小市民，因嫌丈夫政治上出了问题，三天两头大发雌威，弄得郁耀辉经常逃出家门，无处存身，就到刘敏华的石屋来住上几天。 赵鸿镜，河南项城人，32岁，毕业于郑州医专，分在胡家沟卫生院工作。他也是刘敏华所居石屋的常客，他和刘的交往是“互得其利”，刘敏华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经常患病，不是伤风咳嗽，就是皮肤病发作，抑或血压高、心脏早搏。他虽是右派分子，却享受公费医疗，赵鸿镜就时常给他开些好药，赵鸿镜对医术很钻，从地区卫生局的同学处借来了一些英文版医学专著，边翻词典边阅读；词典不能解决的，就向精通英语的刘敏华请教。 张松山25岁，驻马店市人，他是下乡知识青年，就在胡家沟镇外的镇口大队插队；其父据说也是右派分子，所以他对刘敏华怀有很深的同情心。每年农忙时节，供销社抽人下乡支农，刘敏华自不能免。但刘每次下乡都受到张松山的照顾，不是帮其干活，就是留刘吃饭。刘敏华讲究的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每次张松山上镇办事，他总留住了吃饭、喝酒，有时还留宿。两人虽然相差十几岁，却交往得很好。 胡福民，48岁，胡家沟镇西大队下中农，他是刘敏华的救命恩人。刘敏华1968年下放伊始，批斗频频，受尽折磨。为了寻求解脱，他想到了自尽。一天清晨，刘敏华悄悄捱出镇子，来到镇西大队，在一口深潭边默坐良久，下决心走绝路，遂学着当年屈原的样子，怀抱石头，跳进水里。他前脚刚“走”，胡福民后脚正巧赶来挑水，见有人跳潭，马上下水搭救。难能可贵的是，胡福民救上了刘敏华后，知道他是“阶级敌人”，却未声张，悄悄领往自己家中，让刘换上干衣服，留其吃饭，并予“开导”，终于使刘打消了自杀念头。此后，刘敏华逢年过节必去胡家奔访，胡福民上镇子，也常携些时鲜蔬果送去。两人已经结交了12年，关系甚密。 胡清平，45岁，胡家沟镇西大队中农，他是近几年中去刘敏华石屋最频繁的人。刘敏华初来胡家沟，吃在供销社食堂，大约从1971年开始，因嫌食堂饭菜质量差，又不卫生，所以自己开伙。自己开伙需要自己上街买菜，而胡清平是当地莳弄蔬菜的好手，隔三差五有时鲜蔬菜上街叫卖。刘敏华看中了他的货色，经常等在镇口候买。久而久之，两人成了朋友，胡清平干脆每天进货上门。 胡家诗，27岁，胡家沟镇大队回乡知青。他和刘敏华的结识始于汝南县城。一次刘敏华进城办事，在饭店吃饭时与两个当地痞子发生争执。痞子本想掏刘的钱包，不料下手时被刘察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公然行抢．双方一吵起来，痞子马上动手，按住了刘敏华想抢钱包。这时，恰巧胡家诗也进饭店吃饭，刘敏华是胡家沟的“名人”，一度天天鸣锣游街，他是见过面的，当下“路见不平，拨刀相助”。胡家诗会武术，两个痞子自然不是对手．一交手就吃亏，只好逃之夭夭。刘敏华自然感谢胡家诗，两人一谈又是一个镇的，于是成了朋友。此后，胡家诗常去供销社大院，在刘敏华处喝酒、过夜。刘敏华去北京申诉时，他还帮刘看过家。 专案组经过讨论，初步认定案犯就在这7人之中，段建勋下令对这7人进行秘密调查，然后根据所获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嫌疑人。 这项调查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调查结果是7人之中的4人可阻排除嫌疑，这4人是：郁耀辉、赵鸿镜、张松山和胡福民。 郁耀辉自1980年春节前半月就已离开胡家沟，为其“右派”问题而奔波申诉，至今未曾回来过。 赵鸿镜倒是在胡家沟，但他2月23日、24日在驻马店地区卫生局参加业务会议；2月25日下午刚返胡家沟，又去乡下出诊，晚上回来后恰遇副镇长曹金虎患急性胆囊炎，一直折腾到26日清晨。他赶去和刘敏华告别时已是上午8时多，在场还有其他人，自然不存在盗窃巨款的可能。 张松山2月23日上午因腹痛而赴县城，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当晚即开刀，至3月26日才出院。 胡福民2月19日干活时右脚扭伤，不能行走，一直到3月中旬才下床，他显然也不可能去供销社作案。 剩下的三人即沈阿大、胡清平、胡家诗，在2月24日至2月26日这段时间里，都去过刘敏华的石屋，而且据调查都有作案时间。于是，这三人被定为“嫌疑人”，专案组决定对他们进行重点调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