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域诗丛：细究起来的话，有家属给我跪下过，我也给患者跪下过。

跪我们的往往是不能接受糟糕结果的家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性，心源性猝死，从停车场推来急诊，发现的护士一路跪在车上心肺复苏，保安推过来的。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我们接手以后无缝心肺复苏插管推抢救药，陪同的家属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细声细气地嚎啕大哭，沟通起来很困难。我喊保安过来，陪她去挂个号。她扒拉开保安噗通给我跪下磕头说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公，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患者的妻子而不是女儿。忙碌会让人的感受变得相当粗粝，现在回想起来多少过于冷漠，我边抽下一组药边大声打断她：“我现在没有时间扶你起来，你现在去找你老公身份证号，找出来去门口挂号，缴费取药回来把药给我，然后打电话通知其他家属。你听明白没有？” 她继续呜呜呜求求你救救他，我对她喊：“挂号！缴费！通知他父母！让你干什么就快去！” 一把把她薅起来推给保安，这个女生几乎是被保安架过去的。等手续办完药也没取就回来接着哭，那个时候心肺复苏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没有什么意义了。她这个状况医生也无法沟通，说什么都是咣咣磕头，完全不同意放弃抢救。最终在一片混乱中其他家人赶到，这场混乱而漫长的抢救才得以结束。

我给患者跪下的情况更多些。前年年初急诊爆满，病房暂停收诊阳性患者，过道里堆满了行军床，三十多张床位的抢救室塞进来八十多个患者，会诊医生来了都没地坐，诊台电脑桌下面还并排躺着俩患者呢。那种行军床高度也就 20 厘米，门口小贩卖它的价格随着医院爆满程度波动在 50 到 200 块。留置针的穿刺和静脉采血都可以蹲着完成，但动脉血气就很容易被一点颤抖影响穿刺的成功率。尤其是波动微弱的动脉，往往摸得准的时候腿已经蹲麻了，再加上我阳后肺炎那三个月一直咳得很厉害，所以我常常摸着摸着调整个姿势噗通跪坐下消毒穿刺。那个时候还穿隔离衣，垫一下也不会太脏。我自己没觉得有什么其他意味，直到有一次我采血的时候家属正在冲我嚷嚷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床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很机械地边准备用物边重复一些 “抱歉我们需要按挂号顺序和病情紧急程度操作是的必须要床轮椅没办法插管或心肺复苏” 的解释，直到我跪坐下采血的时候，正在滔滔不绝控诉我们的患者家属突然发出了一声奇怪的，类似于突然被捏住脖子的大鹅一般的怪声，然后他们两个如同被一键静音般沉默了。我拔针的时候才抽空古怪地看了他们一眼，家属讪讪和我说：“谢谢啊，真不好意思。”

类似的情况发生得多了，我才发现人心是比疾病更复杂的东西。人们对于被安慰、被理解、被尊重的需求 —— 尽管是以一种非常扭曲的方式呈现 —— 但甚至超过于救治疾病本身。这到底是谁的错呢？是我们的科普不够？但是健康教育多么难以覆盖群体，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是我们的耐心不足？但对于身心健康都被超负荷的工作压榨到了极点的医护人员，很多时候实在做不到更多了。是我们的医疗体系和法律保障有问题吧？但在医患比护患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是不是这已经是妥协后的最好结果了呢？

于是牺牲的永远是最弱的一环。自刎的规培医生，下跪的新人护士。他们被看见，又被忘记。没有什么真正被改变。我的困惑太重了。以前我想要改变，如今我选择逃离。没有自上而下的、看见临床工作者困境的改革与保障，逃离这个行业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在改变到来之前，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尽可能多一点的共情和理解，无论是作为患者，还是作为医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