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这样的民国将军，他是国民党将领的第一人，一生无党无派，却是袁世凯手下的一等参议，民国政府的陆军上将，但却从未领兵上阵杀敌，后人对他的定义是军事理论家，不知道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对他的讽刺。


所谓“纸上谈兵出高论，抗战未了身先卒”，说的就是蒋百里。民国大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痛点，有的为名所误，有的为情所困，有的为识所囿，有的为嗜所坏，而蒋百里就是“为才所累”。

蒋百里早年间曾留学日本，是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的榜首，在无数日本学生的面前，蒋百里拿走了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留学日本时，蒋百里就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且中国东南沿海地势低平，易守难攻，一旦与日军交战，势必将落入日军之手。

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多年研究心血汇总出了著名的《国防论》，提出中国国防应该以洛阳、襄阳和衡阳为根据地，同时倡导瑞士的民兵制度，藏兵于民，发挥中国战略纵深长，人口众多的特点，“拖”跨敌人。蒋百里的理论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论持久战。《国防论》也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


然而，一生研究抗日的蒋百里，却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

1913年，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因为当时对中国军界和政界的绝望，蒋百里曾掏枪自杀，用手枪向自己心脏左边的位置开了一枪，许多人认为蒋百里必死无疑了。蒋百里自杀的消息，让袁世凯大为震惊，随即请当时的日本公使馆派出最好外科医生抢救。经过治疗，蒋百里竟然奇迹生还，但需要长期静养，由日本护士佐藤屋登负责看护蒋百里。

当时，蒋百里觉得了无生趣，只想一死了之。还不会说中国话的佐藤屋登就用日语不断宽慰蒋百里，告诉他自杀是最容易和简单的办法，但是这是一种逃避。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报效国家。这番话让蒋百里开始注意到这个日本姑娘，也打消了轻生的念头。经过多日的护理，蒋百里恢复了健康，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位日本姑娘。


1913年10月，蒋百里来到北京休养，袁世凯任命蒋百里为军事处一等参议，直接对总统负责。蒋百里惊喜地发现，在北京护理他的依然是佐藤屋登。经过蒋百里不断的努力，佐藤屋登终于敞开了心扉，说服了父母，同意她嫁给一个中国人。

1914年，二人结为夫妻，此时蒋百里32岁，佐藤屋登24岁。此事轰动一时，婚后蒋百里为佐藤屋登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左梅”，因蒋百里酷爱梅花。从此之后，这位日本妻子就陪伴了蒋百里的一生。佐藤屋登为蒋百里养育了5个女儿，但她却从来不教孩子们说日本话，因为她已经嫁给了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媳妇，自己也学会了说汉语，所以一家人平常说话都是用汉语交谈。

1938年，蒋百里病逝，引起社会上的大争论，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左梅。蒋百里的好友冯玉祥更是气愤不已，因为左梅曾对蒋百里的抗日理论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冯玉祥因此怀疑蒋百里是被左梅害死的。


左梅对丈夫的死以及自己被诬陷感到伤心不已，但她很快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国人的信任。她带着五个女儿走上街头为抗日募捐，还亲自前往抗日前线治疗中国受伤士兵。身为一个日本人，左梅为何这么做？晚年的左梅夫人回忆，因为她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斗是正义的。

佐藤屋登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本女性之一。

不得不提的是，左梅和蒋百里的五个女儿，除了大女儿夭折外，其他都是才华出众的才女，尤其是三女儿。

三女儿从小喜欢音乐，长大后就到西方学习，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女音乐家。后来她跟随丈夫回国，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她的名字叫蒋英，丈夫是钱学森。


左梅夫人虽是日本人，却选择嫁给了中国人，并将孩子培养成爱国之人，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

其实，语言是教育的一种方式，人类往往会通过语言来找到归属感。如果用钱学森的眼光去看，科学也有自己的“语言”，它就是数学。老一辈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贡献报效国家，采用的语言就是一个个的数学公式和周密的计算。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掌握了数学，就拥有了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这是比任何赞美祖国的语言更伟大的话语。

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学好数学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现在的孩子很难对数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在电子产品泛滥的情况下。而且，如果硬逼着孩子学数学，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好的数学读物就成为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