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忠臣不事二主”，死节之士比比皆是，在死节这点上，五代时的冯道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臣子。

冯道一生在唐、晋、汉、周四朝为臣，侍奉了近十个皇帝，位居将相高位二十余年，屡经丧君亡国。按照传统的忠君伦理，他早就该尽臣子之节，或随先帝殉节，或退隐老死，可他反而毫不在意，心安理得地接受着一个个新君递过来的橄榄枝，甚至在晚年还洋洋自得地写下《长乐老自序》，历数其曾经服务过的君王、获得过的各种官职荣誉以及其家人妻子所得到的恩赐。

因此，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骂他是“无廉耻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他“乃奸臣之尤”。

然而，当我们跳出忠君思维的苑囿来看冯道时，就会发现，上述诸般谴责实在是腐儒之见、不公之极。事实上，冯道无论是个人品行还是道德文章，乃至政绩事功，都颇有可观之处。史书上称其“少纯厚，好学善属文”，“惟以披诵吟讽为事”，即便是“大雪拥户，凝尘满席”，也能安然处之。冯道在家“丁父忧”时，赶上年景不好，便用自己的俸禄赈济乡里，自己却住茅棚，地方官有所馈赠，他也一概不受。

唐明宗时，冯道一改过去选拔人才只重门第的弊病，“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遇到丰年，朝廷无事，冯道便劝告明宗“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甚至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冯道还注意文化建设，和同僚一起雕版印刷了不少儒家经书，流传天下。

晋少帝时，契丹攻入汴京，契丹主曾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史称“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当时，契丹掳掠了大批中土士女，冯道只要遇到，就出钱赎买，再设法帮助他们和家人团聚。可以说，生逢乱世的冯道，是竭尽所能，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

不管冯道自己有没有清醒地认识，他是中国古代难得的不以忠君为最高原则而以苍生社稷为最高价值的大臣之一，这与他所属的那个非常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五代十国只有短短的54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朝代的更替决定于武力和实力，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造就了成王败寇的残酷事实。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路豪杰，本来就大多是从阴谋与暴力中杀出重围的枭雄，是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高下之分的。

因此，真正有担当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死守着腐朽的忠君思想，做亡国之君的殉葬品。像冯道这样，利用“职务之便”，尽可能地为老百姓、为后人多做点好事，实在也是一种最优的选择。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二十多年做高官，而称之为不倒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