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李：您前面说，江青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超乎陈伯达、康生的特殊地位，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阎：可以。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叫作“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咱们先听听“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怎么说的。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数）”，“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整理者按：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整理者按：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
“曾任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整理者按：《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59页）
穆欣还进一步解释说：“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整理者按：同上书第368～369页）
郑：你们工作人员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阎：也是这样的。但就我所知，中央文革小组刚成立的时候，陈伯达说话还管事，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也比较尊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界线，就是1966年8月陈伯达生病住院前后的变化。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之后，陈伯达便大权旁落，江青便大权独揽，尤其是陈伯达回到文革小组后，更是每况愈下，我们清楚地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她毕恭毕敬。
郑：您能具体说说江青在文革小组中的“专政”吗？
阎：我还是先说说主要当事人的反映吧。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整理者按：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王力在他回忆录中曾记述江青逼陈伯达和她打倒陶铸以及她骂陈伯达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1月8日毛泽东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陈伯达说，那一天，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整理者按：《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郑：您本人见过江青训斥陈伯达吗？
阎：见过。一次，在十一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或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长叹一声：“唉……”
“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
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造反派立即行动，要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抄了家。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李：除了江青，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对陈伯达尊重吗？
阎：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不能不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不说什么，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或者说请求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一天，陈伯达夫人刘叔晏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我说：“叔晏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
我有点犯难，但还是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江青看完电影从十七楼走回十一楼。她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趁她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真怕碰到刘叔晏……
毛泽东给江青改文章
李：您前面说，作为秘书，您从来没有帮江青起草过文章和讲话。那么，都是她自己写么？这方面，主席会给她什么帮助么？
阎：写都是她自己，主席帮她改过。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最突出的有三次：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编者注）；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编者注）；三是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简称《立新功》——编者注）。江青这些讲话和文章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不仅规范了文字，提升了思想政治内容，更主要的是扩大了影响，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声誉。
李：毛泽东是怎样修改的，请具体说说。
阎：我看到他对这么一些方面做了修改：
一是，凡江青说到“毛主席领导”的地方，都加上“党中央”；凡江青说“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
《纪要》讲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纪要》讲到“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纪要》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讲话》讲“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立新功》讲“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毛泽东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郑：看来毛并不希望人们把他和共产党割裂，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割裂。
阎：是这样的，但这里也包含着毛主席不同意对他过分的宣扬。所以下面我要介绍第二方面：
凡是江青宣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分的地方，毛泽东都改得低一些或者删掉。
《纪要》说，《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纪要》还说，“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峰”。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
在《立新功》中，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应是事实，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删去。
第三方面是：江青讲事情和问题不准确或分寸不当的地方，毛泽东均做了适当的修改。
《立新功》原稿中讲到广州市文化革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将其中“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
《立新功》原稿上讲“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是”。
还有，原稿上讲到“文革”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都是”改为“大量的是”。
李：毛泽东把江青极端的言辞，改得富于分寸感，但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实质并未改变；就像文革初期，毛还是赞扬推崇江青，但他绝不用溢美之词，还要求江青懂得自敛。
阎：正是这样。所以下面我要讲第四方面：
凡是吹捧江青过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泽东也都做了必要的纠正。
《纪要》讲到在座谈过程中，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就把后面一句删去了；《纪要》发表时又把删去的这句改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讲话》讲到“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些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删去了“我提出的”四个字，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后面，又加上了“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十四个字。
《讲话》讲到“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毛泽东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立新功》中，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这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李：您刚才讲的四方面，都属于毛对江的文章和讲话不当之处的删改，有没有属于发挥和增补方面的？
阎：有。我举一个例子：
江青的《立新功》，是1967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5日，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毛主席为其讲话批改，信上说：
“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
毛主席完全满足了江青的要求，两次给她批改。对江青说的“缺引证，不够典”，毛主席特别地加了一段理论性十分强的话。这就是《为人民立新功》中那些排黑体的将近200字的话。这段话加在江青讲完《触说赵太后》故事的后面，全文为：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这些话，大大提升了江青这篇讲话的理论性和历史感，使它成了标志着文革一个阶段的一篇重要讲话。
郑：刚才我们议论了毛泽东对三篇重要著述的修改。《纪要》不好说就是江青个人的著述，应该说是一个集体的著述，最多也只能说是江青主持下编写出来的。我还听说毛泽东对《纪要》修改过三遍，原来的标题是《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时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阎：是这样的。添加这六个字，非同小可，是借林彪的权威来提升江青的影响力。虽然有人说林彪并不情愿。可以说，《纪要》是江青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同时，《纪要》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纪要》的构思、整理和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的步骤。所以突显林彪的大名，把他和江青绑在一起，是毛主席的用心，表明毛泽东要倚重林彪，拉他一起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李：在毛泽东修改江青的文章中，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阎：就是毛泽东为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一处的修改。在《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有一个地方说道“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
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AvPNWQi5/O59zo94JLnnOA==”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1967年4月）看到这里我被震惊了，心里长时间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那还了得——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或至少是平起平坐了吗？！
毛泽东和江青是
“政治夫妻”
郑：在我的印象中，您很早就提出毛江“政治夫妻”的概念，您是怎么想的？
阎：其实，江青早就自我表白过，说她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但是，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夫妻”的内涵，还是有很大歧义的。有一些纪实作品，强调说江青找毛泽东，是看重他的地位，是要靠着毛泽东向上爬，“夫贵妻荣”；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夫妻感情冷漠，由于江青身体的原因，他们早就没有夫妻生活，等等，以此来理解“政治夫妻”关系。当然理解允许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认为，所谓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特别就其晚年，其主要和基本含义，应该是他们在政治上相依为命。
郑：江青是否有虚荣心？不好说否。但当年对“革命领袖”的爱慕乃至崇拜的，恐怕也不乏其人；至于江毛男女之好，究竟二人谁更主动，或是一见钟情，似也可稽考。江青好像说是毛主动追求她的。不过，这些和“政治夫妻”有多大关系呢？我认为，您用“政治上相依为命”来诠释“政治夫妻”是很贴切的。
阎：文革前，江青在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对俞平伯等学者《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与毛心心相印，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在政治思想、政治情感上，颇多一致。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她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很生动、很细腻的叙述：“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整理者按：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000年1月第二次印刷，第320页）
李：所以以往一些文章或文学作品显然夸大了毛江之间的距离，甚至把他们描写得水火不容，“背道而驰”。您说的这些，说明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江青，而且在政治上培养提携江青。
阎：可以说是这样的。我翻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49年到1976年，共13册。我看到，建国后毛泽东经常批一些文件、一些国内外材料，让江青看，让江青研究；而江青也不断送一些材料给毛泽东看；不论毛泽东批给江青看和研究的，还是江青送给毛泽东看的，其内容都是富有政治性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注意在政治思想上指导和培养江青。我还看到，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颇为自得地谈到，她“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在这里说到她是主席的“哨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们“政治夫妻”的关系。
李：恐怕在文革中江青的表现，更能说明她和毛泽东的“政治夫妻”的关系。她是深受信任、倚赖、重用的，举国无出其右者。
阎：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只经历了“文革”初期，我看到，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被授予重要职务，并奉毛泽东之命，斩关夺隘，冲锋陷阵。这里我试举几件事情。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第一把火，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的。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李：从毛泽东这段叙述中，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
阎：大概是这样吧。
二、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一些“黑话”，包括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非议。
三、1967年“七·二○武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于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部署，当然也是产生了严重后果的战略思想和部署。毛泽东也是首先把它告诉江青，通过江青向全党、全国贯彻。
李：在您与江青近距离接触中，您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个人关系怎么样？
阎：在文革中，毛泽东住中南海游泳池，江青从1966年7月20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主要住钓鱼台十一楼。那时，只要下午不开会，或没有什么活动，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泽东，而我从没听说过毛泽东拒绝她去。至于毛泽东对江青有所厌恶，不让江青去见他，甚至还有警卫人员敢于挡驾，江青也无可奈何，那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江青则不折不扣地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刻有江青的痕迹和印记。
李：后来毛泽东确实也表现出对江青的不满，甚至不让江青去看他，前后这种变化，您是怎么看？
阎：我觉得这是恨铁不成钢，绝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江青的放弃。据我看，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特别是想发动文革的时候，包括文革初期，很可能有让江青接他班的打算，也就是想让江青成为“武则天”，但时间不久发现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大概在1973年，李讷和她妈妈江青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这是不是反映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试想，这话除了毛泽东和李讷，其他人，包括毛远新，谁敢说出口？！所以，在九一三事件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摔死了，其后，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让江青当接班人，但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要打倒过江青的意思。可能照他看来，江青做接班人未必合适，但无疑还是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坚决的人。毛泽东和江青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命根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革中，毛泽东自己可以和江青怄气，可以让她难看；但别人，包括林彪、邓小平在内，谁胆敢与江青作对，毛泽东都不会容忍，都会视为是冲着他来的。
一九六七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
李：阎老师，您能不能谈谈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
阎：我可以谈谈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的情况。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头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支持。毛泽东穿军装，主要的意思应在于显示他的军队统帅身份。建国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由于他身材高大，他要穿军装，就要穿特制的，一时上哪里找？正好8341部队有个警卫干部身高体胖，把他的一套新军装拿来，虽然有些紧，总算凑合了。以后有好多人写信，说为什么不给领袖准备一套合体的军装？！毛泽东穿军装反响非常，穿军装在文革中成为时尚。有军籍的人，没有军籍的人，从总理起，许多人都穿起了军装；当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不论做记者的，还是外出办事的，都穿军装，人人以穿军装为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
李：送给江青和你们军装究竟是林彪的主意，还是叶群的主意？
阎：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做的事情。叶群用意很明显，就是讨好江青，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我1967年到江青身边，还有人领我到军需处的仓库根据我身体尺寸补发了一套军装。我没有当过兵，不懂军队礼节，穿上军装既觉得光荣又感到别扭，走过中南海、钓鱼台的门口，站岗的战士两腿一并举手敬礼，吓我一跳，不知道怎么应付。
文革后我曾问过汪东兴：“林彪是否也送军装给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汪断然说：“没，只送给你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不仅送了陆军军装，后来还送了空军军装和海军军装。”
郑：我看当时江青出头露面时，也总是穿着军装。
阎：江青表现得很有军队“情结”，她不仅煞有介事地穿着军装出头露面，而且把她视为体己的“样板戏团”北京京剧团也纳入军队编制，演员都穿上了军装。这样一来，弄得很多剧团纷纷要求参军，也想穿上军装。江青在1967年11月9日和12日召集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当时全国人民有多少人穿军装，我没有统计过，但它也像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样，成了文革中的一道重要风景线。
郑：请接着说您所见的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
阎：1967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横排本的《毛泽东选集》。书刚出来，叶群就急急忙忙拿来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并说：“这是林副主席送的！”林彪在送给江青的那一套上签了名，送给工作人员的没签名。当着江青的面，我代表工作人员真诚地向叶群表示：请叶群同志转达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感谢，我们一定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学好林副主席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的书，努力做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的工作。叶群说：林副主席送给你们毛主席的书也是这个意思。并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接到林彪送的书，的确很高兴，觉得很光荣。我恭恭敬敬地在这套《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道：这是林副主席惠赠的书，一定要好好学习。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我想，这次送书虽然也用了林彪的名义，恐怕也是叶群的主意。
李：这套书现在还在吗？
阎：书还在，但是，1968年1月，我遭江青诬陷被投入秦城监狱时，狱卒一定要我把这扉页撕掉，我还很心疼呢。
李：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看过江青吗？
阎：看过，还可能不止一次，我说的是1967年这一年。但我印象深的，是1967年春天的那一次。林彪来了坐在会议室里，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一般不喝水。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字）。江青说：“这几幅送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究竟还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我觉得，在文革初期，叶群是这样做的，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亲历和感受。
李：您能举些例子吗？
阎：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鹦鹉学舌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云云。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文革中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很多，还不断有“样板戏”的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某某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我就反问她：“您去不去？”叶群总是回答：“江青同志去我就去！”我都会如实地把情况告诉她。如果我不知道情况，我会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这可以看出叶群对江青的讨好。
我还记得一件事，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客人都要来了，叶群看江青没来非要走，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设法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洋洋得意地跟工作人员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这件事情很典型，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叶群对江青态度的心理。
李：林彪和叶群除上面说的送军服、送《毛选》外，还送别的东西给江青吗？
阎：送的，主要是叶群。当时毛主席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西瓜。那一次我对林立果印象很好。他二十多岁，小我七八岁，坐在我办公室里，显得很老实。话不多，问他一句，说一句。后来，即九一三事件后，我在秦城监狱里，看到批林彪的文章，说林立果是什么“超天才”，干了这样或那样的坏事，我很感慨，觉得：“人真是不可貌相！”还有一次江青让我到毛家湾给林彪送一个什么文件，在我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回音时，叶群拿出五六支圆珠笔交给我，嘱我给江青两支，其余的留给我和工作人员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市面上很难买到。上面几件事情看来都很小，却也反映了叶群的良苦用心。
李：您觉得林彪、叶群和江青关系究竟如何？叶、江她们作为女人，有那种比较亲密的个人关系吗？还是说，这一切不过都属于“周旋”？
阎：我看，从总的来说，他们谈不上有真诚的情感，主要是在相互利用，做姿态，做表面文章。林彪应该是对江青不会有什么好感，主要在于不敢也不愿得罪毛泽东；至于叶群，在文革的初期，不排除她有结交修好江青的愿望。而江青未必看得上叶群，主要也是要实施毛泽东的战略，要拉住和利用林彪的势力。因此，在叶群方面，要做出很关心江青生活的样子。比如，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东西？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私下不满意。我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嘛。不过，对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我觉得这太俗了，江青知道了也不一定满意。这大概反映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
说到江青的生活，她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需就餐时，一般她都要带着厨师程汝明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那里的厨师也要就江青的口味打电话询问程师傅，也正因为这样程师傅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雅号：“遥控”。
李：叶群对你们这些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什么态度？
阎：这应该特别提一下，她对我们不仅很热情，而且很关心，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
不过，当时在我脑子里，江青还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才看到她工于心计，有些事或有些情况下甚至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当时我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叶群伙同江青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时期”，虽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
李：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林彪、叶群是什么态度？
阎：这个问题我知道。李讷是1966年底调入《解放军报》的，用的名字是“肖力”。她在1967年1月和军报几个青年一起造反，打倒了《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到夏天，又打倒了党委书记赵易亚，她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有一天，李讷很高兴地跟我说，她去见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很鼓励她，支持她。
她说：“我跟林副主席讲，我对办好《解放军报》没信心。林副主席十分认真地跟我说：‘你现在都27岁了，一个军报的担子还担不起来？你知道不，我25岁在中央苏区就是军团长了，到延安，27岁当了军政大学的校长，干事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搞好！’”
李讷对林彪这次接见很满意。我听到她的介绍，也很高兴，我跟她说：“林副主席说得对，你要有信心，一定能搞好！”
一九六七年江青
和周恩来的关系
郑：许多有关文革历史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强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甚至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您认为这种说法怎么样？
阎：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不错，江青在总理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总理；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汪东兴，他也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郑：怕江青还不是怕主席！
阎：当然，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就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总理的结论。至于1967年之后，我就不清楚了。后来的变化，应和毛泽东的态度有关。
郑：当时总理常到江青那里去吗？
阎：总理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总理亲自先给我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总理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总理就会来。总理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总理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郑：“二月逆流”事件以后，江青是不是对总理的态度有所改变？
阎：看不出来。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到一份有关总理的什么材料，内容现在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当时自然理解为江青是维护和热爱总理的。
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员，是我大学的同学，给我来信说：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总理讲话的记录稿；其意思是想就总理的这次接见写总理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李：您听到过江青私下赞扬总理吗？
阎：有。有一次看电影《怒潮》，反映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总理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李：文革是那样一个复杂而激烈到严酷的政治环境，设身处地替总理想想，也真是作难！总理要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很多大事要处理解决，而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态度、脾气，他是不是要常和江青交流甚至屈从她的意见？
阎：是的。记得我给江青当秘书时，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托。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总理有时坐江青的车。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总理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作“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总理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江青，她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总理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这个情况。所以总理有时要坐江青的车一起去开会。至于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有一次总理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的，我也不记得了。
李：您见过江青对总理“耍态度”吗？
阎：见过。1967年国庆节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总理大发脾气。她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总理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总理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李：您说的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大概很多人也不知道。您把它讲出来，很有价值。
阎：“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总理确实是中国最忙的人。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整理者按：见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日理万机”——作为总理来说，一点不假。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总理，她做的事，她的活动，总是要求总理参与。就是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也要总理和她一起看，演出结束后，她给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也要总理陪着。这样的情况，我是经常看到的。
李：总理自己乐意吗？
阎：不清楚，据我观察，总理从来没有表现出不乐意的样子。我想，总理即便不乐意也得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也包含着大政治家的“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总理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整理者按：参见该书第293、297页）
林青山的叙述，还告诉读者，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这样林自以为聪明的胡编，只会给历史制造出混乱，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到“小儿科”、“退婴症”。
李：您说他胡编，我同意。但我也觉得他的这种编法符合某种政治图谱，满足了某种历史叙述的“正确性要求”。请您概括地说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阎：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都是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整理者按：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总理对江青的态度是总理对毛泽东态度的折射和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总理。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总理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总理。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总理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总理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总理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主席对总理的态度为转移的。文革前期，毛主席需要周总理支持文革，江青也对总理釆取亲近、依靠和保护的态度；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对总理重生疑忌，江青也认为总理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因此在毛主席接二连三敲打批判总理的时候，江青都要比毛主席走得更远。但是，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就要整总理、打倒总理，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都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李：说完总理，请您谈谈陶铸。陶铸在文革初期迅速蹿红，又迅速跌落，他只当了四个多月的常委，据说他的失势和江青有关，甚至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整理者按：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是这样吗？
阎：这不大符合历史事实。毫无疑问，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和前台司令，陶铸被打倒，她起过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说陶铸就是被江青打倒的，显然言过其实。
郑：这是个文革历史的重大案子，把您知道的情况谈谈吧。
阎：在文革前，毛泽东、江青同陶铸、曾志关系是很好的，江青几乎每年都到广东过冬，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但她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毛泽东还曾经叫曾志替江青买一块表，曾志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壳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整理者按：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陶铸文革前就已担任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性格率真、豪爽，爱放炮。1966年，毛泽东调他到中央，5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让陶铸代替彭真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代替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时，毛泽东钦点陶铸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连升三级，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到政治局常委又到常委中的第四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恐怕也是很罕见的事情。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动员陶铸首先起来批判刘邓，被婉拒。江青对此很不满意，认为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加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还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而他不解毛泽东这样安排的深意。毛是希望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书记处上，而且让陶铸和江青处在直接互相交往的位置上。但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陶铸没有附和她，甚至两个人经常争吵。
李：他们都为什么事情争吵？
阎：我听说，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问题的争论。吴传启是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哲学所的一个负责人，是关锋的朋友，1960年代曾与关锋、林聿时以“撒仁兴”笔名发表过不少时评，名噪一时；文革中又是“学部”最早的造反派成员，也是学部造反派群众组织联队的“勤务员”。
关于江青、陶铸争吵的事，王力回忆说：“陶铸抓社会科学院（整理者按：当时不叫社会科学院，而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化大革命，那时侧重整黑帮、特务，陶铸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这也不对，吴传启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陶铸坚持要整吴传启，江青马上反对，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江青说吴传启是左派，陶铸说吴传启是国民党。江青说，你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你陶铸也是国民党！陶铸发火了，说我是什么国民党，我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派我去参加国民党的，吴传启是真国民党。陶铸还大声说，按你这样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江青从来没受过这样对待，马上就哭了。……陶铸为吴传启问题同江青争吵，使江青不能容忍陶铸。”（整理者按：参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
郑：按常识判断，陶铸也未必怕你江青什么：一是自认为长期紧跟毛，毛对他信任有加；二是林彪曾是他的老上司；三是周恩来对他很好，依靠他；四是负责常务工作，不能使局面失控，包括对刘邓，认为拿下来了，不必搞得太挖苦，认为自己在顾大局；五是江青盛气凌人、唯我独革、搞极端主义，他不能接受，认为问题在江……
阎：但事态的发展，是出乎陶铸所料。江青竭力支持吴传启，也可能是受关锋的影响；但也可能是拿他做“法”。我们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江青和陶铸吵架的情况，但我也感到一些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态度的变化。我在江青办信组工作时，戚本禹向我布置说，凡是中南地区以及和陶铸所管部门与系统有关的信通通转陶铸。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多让陶铸去表态，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把柄。我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看到，11月27日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出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整理者按：参见该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又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9页。）
1966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个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江青发表讲话——这是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讲话。江青在叙述了京剧革命现代戏取得种种成绩后，接着讲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整理者按：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5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和切实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了解这段话所包含的深层含义。为什么在所列中央领导人中缺了陶铸？按规矩，陶铸是中共四号人物，又分工管文化教育，不能不列入。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江青和陶铸闹翻了，不承认陶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江青这篇讲话，毛泽东改过好几遍的，改得非常认真，为什么没把陶铸的名字加上呢？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这就是打倒陶铸的鲜明信号？！
因为江最了解毛，知道毛在想什么，所以她才胆敢对陶发难。没有毛暗里的态度，哪有江青明的态度？
1967年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会是江青策划和组织的。在这次接见会上，主要是陈伯达讲话，江青插话。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整理者按：指1966年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整理者按：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46～447页。）从此，文革中“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李：陶铸倒台后，都说他一到中央来，就站到了刘邓一边，同意刘邓的理论和策略，恐怕也是言过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谁敢公然站在刘邓一边？
阎：陶铸没有站在文革前沿积极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应是事实。但是不是站到了刘邓一边，似也缺少证据。而毛泽东也说过：“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而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仍没有和刘邓划出明显界限，在立场和观点上也就自然和江青、毛泽东不同了。这样，毛泽东不能容忍了。这样，江青也就担当了毛泽东抛弃和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李：听说中央文革还在中南海组织中南海里的造反派面对面批斗刘、邓、陶，有这么回事吗？
阎：有，我还到了批斗现场。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同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出一周年，声讨刘、邓、陶。与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南海内要刘、邓、陶出来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江青、陈伯达，主要通过戚本禹，组织中南海“革命群众”对刘、邓、陶夫妇在各自的院子里进行批斗。这一天，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夫妇，你们去看看嘛！”我和几个人去了，李讷也去了，我和李讷一起连续到三个会场，看到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的实况，什么责问、声讨、按头、扭胳膊，甚至用拳打、脚踢，还有呼口号，等等。江青为什么要我们到批斗会现场去看？我认为，这反映了她的阴暗心理。新闻电影制片厂对这天的批斗会还摄制了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十七楼放了一次，而在这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戚本禹紧急指示办事组告诉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个纪录片销毁。我想这么大的事，戚本禹不会是自作主张，应该是“奉命”。至于其中的“道理”，我就不得而知了。
江青和子女及其他亲属关系
李：既然您又提到李讷，我希望您能谈谈江青的亲情。江青和子女及其他亲属的关系怎么样？
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所谈的也只能叫作“拾零”。
大概是在1967年春天，我陪江青坐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江青在车上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远新又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就是说对主席也可以“轰”。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依我看，李敏和江青的关系不很亲密。我在江青身边一年的时间里，她让我给江青转过信，信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的办公室或叫人转给我，我没见过她本人，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她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以及从文字材料上看到。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主席，都是分开去，单独去。李讷、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他们二人还到车站去接。
据我感觉，李讷和江青关系还是好的，毕竟是亲生母女关系嘛。李讷的工作单位是《解放军报》，她所谓回家，就是回到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里，中南海丰泽园也有她的住室。李讷、李敏、毛远新他们一般不和毛主席、江青一起吃饭，都是到大食堂吃饭。在中南海这样，在钓鱼台也这样。偶尔江青叫李讷一起吃顿饭，李讷都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留我吃饭了！”我们也为她高兴。李讷到大食堂吃饭不方便，一般是警卫战士帮她从食堂打回来。江青不止一次嘱咐我们：“给李讷打好饭。”这“好”不是说要给她买好吃的东西，而是做好给她打饭或带饭这件事情。我们和警卫战士也都把这件事情当做重要的任务尽心尽力做好。江青对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对李讷主持《解放军报》，无疑是支持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
在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江青跟我说：“你是写文章的，你也可以写一篇嘛！”我说：“太忙，没时间。”江青说：“抽点时间嘛！”——我想江青叫我写这篇文章是要我支持李讷主持的《解放军报》。当然，对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也感到很光荣，下决心写一篇，也在江青面前表现表现；说实话，没有江青这样的交代，我是不能，也不敢写这篇文章的。当我把文章《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写好后，江青叫我送给陈伯达和姚文元帮助修改，说修改后交《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说不看了，姚文元给看了，并做了修改，具体做了怎样的修改记不清了，但他把我文章的题目改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即加了“反革命”三个字，其印象是很深的。这篇文章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当时，江青参加的会很多，什么接见造反的群众组织啦，什么处理哪省或哪个单位的问题啦，这样的会，江青有时让我通知李讷也去听听，看看。
毛主席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感到愕然，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说：“这是规矩，你们工作人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也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
李：这种规矩，应该不是毛家特有，很多领导人家里都是这样。李讷也叫您“叔叔”？
阎：没有，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对我是“直呼其名”，大概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过，很熟，虽然后来我当了她妈妈的秘书。总起来说，当年我对李讷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觉得她朴素、大方，没有架子；不过有不少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她有点霸道，也有人让我劝劝李讷，叫她注意一点，但我没有去做。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建国后，他妈妈朱丹华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在北京的小学、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去哈军工，毛泽东说：“推荐算什么本事？！”毛远新就参加统考，考上了清华，后来还是转学去了哈军工，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清楚，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多是住在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
李：毛远新当时和你们有来往吗？江青喜欢他吗？
阎：有。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喜欢他，而江青当时对他似乎不很“感冒”。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她的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江青这样说。
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份，毛主席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的联合问题，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因为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的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能当好……”江青也许是刚从毛主席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很显然，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主席的态度为转移的。
李：一般外面只知道毛远新在文革后期做过毛的联络员，这一次大家还不了解。也可以看出毛对他的信任和栽培，毕竟是一家人。
阎：是啊，是这样的。毛远新2001年退休后，来京时，曾到我家做客。他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郑：殷殷亲情，看来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体贴的。江青对她娘家人好吗？
阎：江青和她娘家人似乎没什么往来，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我经历过一件事。1967年冬天江青的嫂子来北京，给江青写信，要见江青。这是她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的妻子，家在济南。我拿着信报告江青，江青没好气地说：“我不见她！”我问：“那怎么办？”江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我感到无奈，不知怎么办好。我只能请示我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这个情况后，汪东兴笑着说：“她嫂子不用她见，也不用她管；她嫂子来无非是想要点粮票要点钱，由我处理就行了。这件事不用报告江青同志。”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按照汪东兴的嘱咐，我没报告江青——江青后来也没问过这件事情。江青为什么对她嫂子这么冷淡，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郑：江青不重外戚，在这一点上，与武则天大不一样。哈哈！
我被江青诬为
“坐探”，关押八年
李：阎老师，您在文革中被江青关了七八年，受了很多折磨，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里是处理得最严重的，我们都很同情，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我们看到一些，但具体情况还是请您亲口说说。
阎：我万万没想到江青会把我关起来。起因是一封群众来信。
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女演员或工作人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同志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还说了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还误以为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便去请示江青。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是说信的内文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问信上说的事是不是与她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由于我的大意而产生的误解。其实，写信人和信的内容与江青根本没有关系。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误解，竟使得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严厉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胆怯地问她：“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受到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天壤之别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也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是鬼使神差吧！
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还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
李：您还想着全身而退，也难怪江青看您作“书呆子”。“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本营”，是随便进出的衙门口么？
阎：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意识到！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声慢气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都炸了！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的心绪乱极了。
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瞬间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涨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地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于是我连忙点头，说：“是啊，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我爱人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久，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宿舍。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1968年1月24日深夜，我由荷枪实弹的两名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这个留下我特殊记忆的地方，在凛冽的寒风中驶往一条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里有一座黑森森的监狱——秦城！从此我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创造业绩的八年时光。
郑：那您爱人和孩子怎么办？他们受到牵连了吧？
阎：后来知道，1月24日深夜，就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将我押往秦城的时候，陈伯达等还布置了一次“抄家”活动，到我爱人和孩子临时住的警卫连家属宿舍，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等等，实际上，他们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陈伯达为了让此次“抄家”能有所获，前面我已说到，他逼迫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内容是：“××：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来人前去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很可能也是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之后，警卫部队又把他们连夜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的招待所软禁起来。5月，即麦收前，根据我妻子再三再四地要求，才把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他们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成为“反革命家属”。孩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叫念了，年龄仅仅13岁勒令参加农业劳动。全家老老少少都受到歧视，哭诉无门。
郑：株连是专制主义的一大特色，不奇怪。请接着说说您在秦城监狱的情况。
阎：我到秦城以后，换了黑色囚衣，代号“6820”，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关进来的“犯人”吧，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来打发漫漫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简直是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
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我这个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
实在难以应付这空寂的时光，无奈，我除了数暖气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复背诵从前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和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作诗填词。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我除了“一张报纸看一天”外，就是翻来覆去地读《毛选》。几年下来，《毛选》从头到尾我读了30多遍，有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甚至读了一百遍以上。刚出监狱时，毛泽东200字以上的语录，只要是《毛选》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找到——现在老了，不行了。
郑：我在文革中也蹲过监狱，只给看一本毛著，我也反复读了六七遍，还背《实践论》、《矛盾论》。我们的监狱是双重的监狱，肉体的监狱和思想的监狱，把正常的人都关成白痴，残酷之极！
李：您在里面一共多长时间？
阎：关了七年多。七年多，没提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体会不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环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见到太阳、见到天了。
李：人折磨人，能想出无数的花样。蹲单身牢房，那是很重的刑罚。您蹲了七八年而没得精神病，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出监狱后，您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阎：我走出幽禁七年多的监狱，才知道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话，出狱后本来可以允许我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东，所以我提出要取当年存放在《红旗》杂志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时，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听说儿子已是中学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我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郑：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江青说您是“坐探”，她“拿”出什么“根据”了吗？
阎：说实在话，我也不清楚。除了我和关锋是师生关系，以及我曾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其他别的，连猜都猜不到。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很久，到了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即哲学社会科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一九）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他们”就是指我和戚本禹等，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栽赃陷害，血口喷人！现在人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连眼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八年，你说荒诞不荒诞！
郑：什么叫作信口雌黄，这就是信口雌黄！所谓王、关、戚的问题，本来就是江青的问题，江青不只要推脱罪责，还要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还要编绎故事，捏造事实，甚至耍弄诡计阴谋，对王、关、戚，叫杀人灭口；对您，叫坑害无辜。这就是文革政治！您听到看到妖魔化江青的一些说道，还为她辩白，这叫君子之心；您扒心扒肝地为江青服务，她还要栽赃陷害，置您于死地，这是小人之心，不，是歹人之心！
李：人们总是赞美某些政治人物的政治魄力、政治智慧、政治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所谓“大局意识”、“全局意识”，其实，这些往往是以牺牲无辜者、小人物的身家性命为代价的，都可以叫作“勾当”。可怜而可悲的是，赞美者中，大量的都是那些已经和随时可能被牺牲的无辜者、小人物！
阎：我很同意你们的看法。
所谓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
阎：仲兵、宇锋同志，最后我还想顺便澄清一个事实，就是关于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我不来说，也不一定有人说了。
郑、李：好！
阎：1983年5月14日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中谈江青的“残忍”时，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个代表作，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整理者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江青确实非常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残和迫害了数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残和迫害致残、致死；但胡乔木把这件事情作为江青残忍的例子和证明却不符合实际。
1974年8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来中国访问时，江青确实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庄。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和护士赵柳恩做了调查和询问，他们说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李子元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有一个很大的车队，北京去了很多车，天津也有很多车。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开的江青的车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绝对没有这个事。至于是否其他车，如地方的车，撞没撞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赵柳恩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我去了，在车上就坐在江青旁边，肯定不是江青的车及其前面和后面的车撞死了人，如有这事我印象一定会很深刻。模模糊糊记得（到小靳庄后听人说）前面有车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车也没怎么停就过去了。”她又说，这件事情中央警卫局二处去的人一定清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和保卫工作的。热心和负责的赵柳恩接着又帮我询问了中央警卫局二处的有关同志，继而告我：中央警卫局二处的同志说，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车撞死了一个人，善后工作也是天津的同志做的。
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为这件事，“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这是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的事，因为江青和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一辆车。恐怕江青，更别说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江青虽然是坏人，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李：也就是说，江青固然残忍，但具体到这件事，即使有，也不能由江青负责，不能作为她残忍的例子。我同意您的意见。江青污蔑了很多人，但我们也不能污蔑江青。
谢谢您接受采访！
转自《领导者》2014年第4期


贴主:MMPPKK于2025_04_02 17:15:52编辑